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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真普選」係將訴求目標導正和升級

2019/6/28 — 10:26

6.26 愛丁堡廣場集會

6.26 愛丁堡廣場集會

【文:朱啟正】

威權政治底下謙求專業性

前英國首席大法官 Tom Bingham 講過,「法治要求法律必須為基本人權提供完全充分的保護」,而歷史一直都告訴我們,無民主嘅地方其對人權保障必然是普遍不足的。當近期嘅反送中運動推展到提醒返人權法治最終還是需要有民主才能保障得到,重圍警總玩 graffiti 同拆招牌到底係咪有助再向前推進嘅一個 good move?朱爺無意批評任何示威朋友,而是想同大家一齊審視返我哋嘅訴求嘅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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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送中」不撤不退
  • 不濫捕(甚至特赦所有)示威人士
  • 追究濫暴警員和指揮
  • 成立 6.12 獨立調查委員會
  • 承諾賦權改革獨立監警會
  • 特首與特定官員下台

其實呢堆訴求大體上都係喺威權政治底下謙求執政方持守返所謂嘅「專業性」。然而「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敗」,絕對的權力指緊嘅係一種無需問責嘅權力(unaccountable power)。當人身處一種無需問責嘅權力位置,其道德思考力就會出現偏差,因為佢再分唔清佢「希望從屬者做嘅」與「從屬者有義務做嘅」之別。要打破呢種道德偏見唔能夠單靠個體良知又或其專業性,因為有好多在權位嘅個體其實都真心相信佢哋係好專業咁做緊好事。例如警方會認為維護他們認知底下的 social order 為最高法則,但卻看不到抗爭者走出來的原因正正是更核心的 social order 出了問題;又有如一些人會認為「總之就是要守法」,不管那條法例到底是不是極權者以絕對的權力所訂立的不公之約。

絕對權力必然帶來道德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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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應該點樣先可以打破呢種道德偏見呢?答案其實好簡單,就係要令到在位者的權力需要問責。

政府嘅存在,本身就係某種集體理性嘅結果,因為喺一個無政府嘅「自然狀態」(the state of nature)底下,每個人都好可能每刻都處於滿有恐懼嘅死亡威脅之下,人人都時刻活喺戰爭狀態之中,因為無一個 higher law/power 去管束人為自己嘅行為負責任。用 Thomas Hobbes 嘅講法,喺自然狀態底下人有三個攻擊他者嘅理由:為了獲取、為了安全、為了權力聲譽。佢甚至認為喺自然狀態底下人們係被允許做任何事,包括殺人,只要佢認為咁做對保全自己有利。然而一個任何人任何時刻都要防範任何人嘅生活狀態似乎不是對人福祉最好嘅選項,所以集體理性會思考能否有一個大家都要遵從嘅高階之律,這也是國家存在的起點,人們願意放下一點點的個體自由,而服從一個國家的體制和法律,因為佢哋認為咁做對保全自己嘅福祉有利。如果人嘅福祉唔能夠受到保障,無人會願意賦權政府,讓其擁有對合法武力嘅壟斷權!

民主為真人權法治專業的基石

所以,國家所有嘅權利,只有喺人們賦權之下才有合法性。而點先睇到人們默許嘅賦權,關鍵就在於體制,到底個體制有無讓人擁有無需使用武力就能推翻現在位者或一些不當法規嘅方法?讓所有人都有平等權利去足夠參與政治決策嘅體制,先至比到國家存在嘅合法性,一個民主嘅體制先至能夠使在權位者必須向公眾問責,亦係呢個必須問責嘅本質先至能夠幫助「專業」去擺脫絕對權力帶來嘅「道德偏見」。

反送中運動推展到回歸「我要真普選」嘅還我民主命題,與不放棄任何一位手足根本沒有衝突,反而係將原有訴求嘅本質昇華,係將目標導正和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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