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我見過林鄭親切的眼神

2017/3/20 — 11:50

在教協舉辦的特首論壇上,高教界選委不滿林鄭對大學管治問題的回應而報以噓聲。林鄭面黑之餘,瞟了我們一眼。那一刻,我想起第一次見她時完全不同的眼神。

那是2013年的「特首晚宴」,我應邀到禮賓府與各界人仕討論政改問題。甫進門,林鄭便迎上前來,親切地招呼我一聲「健民」。在最遠處的角落,我見到梁振英坐在梳化上,等來賓上前和他聊天。晚宴開始,我與梁振英同枱,見他沉默寡言,我們只管就公民提名、佔中等問題熱烈爭論。梁振英終於開腔,問大家對「中央對特首實質任命權」和「不任命後的補選安排」的意見。期後他和鄰枱的林鄭交換位置,大家頓時輕鬆起來、有講有笑。林鄭對於這群背景懸殊的賓客能夠平和地討論很是欣賞,我卻笑說全靠梁先生轉了枱。當時我心裡面想,如果是林鄭主持大局,政改應該可以有商有量。

但2007年當林鄭到皇后碼頭與抗爭者對話時,我倒沒有這種良好感覺。我欣賞她敢於面對群眾,但認為她過於強硬,理解不到新生代何以抗拒「中環價值」。但抗爭過後,規劃界朋友說政府在平衡發展與保育方面變得較前開明(如引入NGO參與保育藍屋)。這些年來,我一些推動社會創新的朋友,都說林鄭較薯片進取、更願意釋放空間讓公民社會參與社會治理。這些朋友中,有人甚至因為林鄭對社企的積極態度而進入了她的競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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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林鄭印象變壞,始於她隨梁振英帶領官員參與周融的反佔中簽名運動。由於佔中之議而引發民間對立的意見,本不足為怪。但政府既說要真誠諮詢民意,卻高調地站在民間力量的某一方,如何能扮演橋樑的角色?再加上反佔中簽名運動完全不採取措施防止重覆簽名卻誇跨其談百萬之數,又被傳媒揭破派錢動員遊行,林鄭竟將政府信譽押在周融身上,怎不令人覺得淪落?

在80萬人公投以後,我對林鄭的表現更是徹底失望。2013年3月宣佈佔中運動後,我們清楚表示在完成商討日和民間公投後,願意與中央及特區政府商議一套同時符合基本法和國際標的普選方案。2014年622民間公投後,我們誠懇地要求與政改三人組會面,卻遲遲未獲回覆。等待了近三個星期,終於在政總與林鄭會面,她卻沒興趣討論政改方案,只跟劉江華一唱一和,不斷批評佔中激進,要求馬上停止運動。當戴耀廷被挑釁得按捺不住時,林鄭便結束會面,趕快到場外向記者批評三子情緒激動。我看到的,是她將公投結果的報告原封不動地留在座位上,對80萬民意不屑一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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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和我在2010年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完全不同。那年我代表「普選聯」與民主黨一起推動「超級區議員」方案,與政府的「起錨」方案對奕,被中聯辦批評為「三違反」。但除了負責憲制事務的林端麟和我們正式會面外,特首辦的譚志源和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都會私下與我們午膳討論政改問題,坦誠表示特區政府面對種種制肘,但卻承諾盡力向中央爭取,和林鄭領導的政改三人組的作風南轅北轍。

不過,雨傘運動爆發後,林鄭的確嘗試以鴿派姿態去處理那場危機。在私下溝通中,我感到她願意以對話化解衝突,更希望透過向中央提交青年對普選意見的報告(後改為「民情報告」)和建立「多方對話平台」促使佔領者退場。可惜學聯代表在對話後對政改三人組大肆評擊和嘲諷,令雙方互信崩潰。聞說學生拒絕進一步對話後,林鄭被梁振英奚落一番。此事無從稽考,但她有可能認為學生不守「承諾」而變得意興闌珊。對於終止對話一事,學生自然有其責任,但林鄭亦應明白,如果政府沒法作出有力的承諾,毅然要求學生退場,是置他們於死地。事實是,林鄭在對話中完全無力解說「民情報告」的作用,更突然說「多方對話平台」只能處理2017後的政改,令包括我在內的與會者都有被欺騙的感覺。對話失敗,林鄭同樣要負上責任。

無論誰對誰錯,我們看到林鄭在雨傘運動之後,已變臉成為鷹派。她未向每天喝著鉛水的居民道歉,卻指責居民要官員臥薪嚐水。她開口埋口「官」字(「我為官30年....」、「官到無求膽自大」),剛愎自用到視自己為香港教育成功的標本,更代上帝宣告天堂與禮賓府都為她準備了位置。她不惜穿梭於制度的縫隙,自豪於「滴水不漏」的決策,成功將故官博物館空降西九。許多人認為林鄭狂妄自大,我卻認為她是看透了北京想找一個「與梁振英同樣強硬但較有政治技巧」的接班人,處心積慮要做梁振英2.0。

這種誅心之論或者太過主觀,我不妨以最大的善意重組案情:林鄭是典型的政務官,自信是社會精英、有強烈的責任感管好香港。經歷過英治時期的高效率管治,對回歸後不斷空轉與內耗感到厭煩。她相信行政主導,不滿反對派在議會內拉布癱瘓政府;她更認為年輕人太偏激、太無禮貌,社會不應縱容。為了實現「有為政府」,她不惜繞過諮詢程序「做實事」。這種「好打得」的姿勢,收割了梁粉,亦贏得不少渴望走出管治困局的市民的支持。

但香港已經不是90年代前那個以諮詢式民主便可駕馭的社會,政務官的鄉愁亦無助填補急速擴大的「政治滯後」(political lag)。議會裡的反對派、網絡化的公民社會、燥動不安的青年已匯聚成一股參與的洪流,林鄭卻連舊日疏導民怨的諮詢政治都想越過,隻身抗洪,豈能不以沒頂告終?

其實香港再不能依靠強勢領袖為社會問題提供最佳答案。香港需要的,是像哈佛大學Heifetz 教授說的「調適型領袖」(adaptive leadership) — 看重決策的過程,讓人民有充份的資訊去討論各種難題,在互信基礎上引導人們調整期望,接受妥協。但在宣佈競選之前,林鄭黑箱操作故宮博物館,令她再談甚麼「與民共議」都變成語言偽術。再加上西環強力助選,即使林鄭贏得這小圈子選舉,已輸掉一個中道的位置、輸掉民心。未來五年,香港在惡性循環中將繼續下沈,她會流露怎樣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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