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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講述看不見的西藏 — 為《西藏筆記》捷克譯本寫的序

2015/12/9 — 19:05

圖為10月7日,在布拉格Havel圖書館舉行介紹捷克版《西藏筆記》的活動。 捷克著名作家Jáchym Topol朗讀了書中片段。 同時放映了有關我的紀錄片《檔案》(The Dossier)。

圖為10月7日,在布拉格Havel圖書館舉行介紹捷克版《西藏筆記》的活動。 捷克著名作家Jáchym Topol朗讀了書中片段。 同時放映了有關我的紀錄片《檔案》(The Dossier)。

給我惹來平生第一個大麻煩的,正是這本原為中文版的《西藏筆記》。 雖然這個麻煩已過去十二個年頭,但我還是記憶猶新,因為寫作而遭當局噤聲甚至被剝奪基本權利的陰影,一直盤繞於內心。 從另一方面來說,我也因禍得福,從此走上獨立寫作的道路,儘管艱難並時有危險,卻領略到精神的自由多麼寶貴,使我深感慶幸。 

作為生活在極權制度下的作家,在寫作上所遭遇的審查,事實上從一開始即存在。 不過我之前以寫詩為主,詩歌的隱晦與含蓄,往往成了詩歌得以問世的護身符。 但當我開始轉向非虛構類的寫作,即使寫的是文學性散文,卻因以歷史和現實為題材,很快遭到懲罰。 

2003年,《西藏筆記》由中國花城出版社出版。 一方面受到讀者歡迎,很快再版,一方面引起當局注意。 首先是中共統戰部認為該書有「嚴重的政治錯誤」。 西藏的意識形態負責人隨即要求就《西藏筆記》一書進行審查,同時禁止在西藏銷售,並要求出版社所在地全面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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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官員在會議上重點指責《西藏筆記》,稱該書「存在讚美十四世達賴喇嘛、十七世噶瑪巴,崇信和宣揚宗教等嚴重的政治立場、觀點錯誤。有些篇什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進入某種政治誤區。」

我當時就職的單位——西藏自治區文聯,則對《西藏筆記》做了這樣的結論:「誇大和美化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積極作用,在個別文章中流露出對達賴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內容表現出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和不利於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觀點和言論;有的內容對西藏改革開放幾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視而不見,過多沉湎於對道聽途說的舊西藏的懷戀,出現了錯誤的價值判斷,背離了正確的政治原則,喪失了一名當代作家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和建設先進文化所應承擔的政治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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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拒絕承認這些「錯誤」,在這本書出版、被禁一年後,被開除職務,被沒收住房,被中止保險,並禁止我辦理出國護照,我只好離開拉薩,遠去至今並未習慣的北京,與我的丈夫王力雄(他也是作家,並且研究西藏和新疆問題)住在一起。 從那時到今天,我出版了詩集、散文集、故事集及口述歷史專集14本,與王力雄的合集3本。 當然這些用中文寫作的書都不能在中國出版,而只能在台灣出版,也有一本在香港出版,但都不能被帶回中國,因為成了禁書。 

令我欣慰的是,我的被譯為英文、德文、法文、日文、西班牙文、加泰羅尼亞文、德文、波蘭文、捷克文及藏文的譯著已有12本,如今則又多了這本被譯成捷克文的《西藏筆記》,在此,我要感謝譯者的選擇,感謝捷克出版社的認可,感謝捷克讀者的關注。 雖然書中故事已是多年前所寫,但我講述的並不是那種或者被神秘化、或者被妖魔化的西藏故事,而那樣的西藏故事屢見不鮮,且被各種立場、各有選擇地樂於常見。 

我想說的是,我講述的是:看不見的西藏,卻是我們每個藏人所在的歷史與現實的西藏。 



本文為自由亞洲特約評論 。轉載請註明,及刊於作者博客

延伸閱讀: 

捷克版《西藏筆記》網頁: 

ZÁPISKY Z TIBETU CCHERING Ö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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