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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政治檢控或政治打壓 其實就是政治報復

2015/10/15 — 23:03

當社會上出現挑戰或衝擊政權,又或威脅到政權管治能力、管治威信的時候,政權往往會用其壟斷的權力,包括警察和律政司,去反擊、報復抗爭者。

袁國強每次都走出來說沒有政治考量、不是政治打壓,但是一來「選擇性檢控」明顯存在,要說服市民律政司沒有政治考量,首先袁要做到的是把所有涉事的抗爭者全數檢控,包括七二總共百百一十一人、公廣一百人、傘運一百二十萬人,而不是每次選幾個,又或不了了之;其次,如果我們能理解到利用法例、警察和司法程序是政權利用其壟斷權力去報復市民的本質的話,那麼袁國強其實怎樣解釋都無用,因為如果律政司處理案件在客觀效果上做到「報復市民」的話,那就一定是政治檢控、政治打壓。

在逼不得已要落案起訴七警的同日,曾健超亦被控五條控罪:一條襲擊十一警務人員的襲警和四條拒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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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最明顯不過,亦都是最赤裸的政治報復。根本潛台詞就是:「好,你們死咬住唔放,黑警我地無得唔告,但都要你曾健超陪葬。咬我d同事咬得咁過穩下嘛,宜家告你五條罪,等坐監啦!」

因此這件事最大獲、可怕的地方不是在於律政是否告ken(因為前面都說過,當你挑戰、衝擊政權的時候,遭到其反撲,以其壟斷的權力作出報復,要你付出代價可以說是抗爭者必然要付出的代價,因此我其實對「受害者變被告的說法有一點保留」),而是整件事的timing、政府的姿態、控告的timing,根本就是一個赤裸裸的報復;再加上一件事告五條罪而罪名都是不輕,可以說是近年最嚴重、最不符合比例原則的政治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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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警最終落網,相信和公民社會、傳媒、網絡、社交媒體竭而不捨地追著、提著這件事有關,最終令得政權不能迴避這股壓力。如果沒有記者朋友每次就機會都問袁國強、警務處處長何時會告七警,沒有各位朋友久不久就推post咬著不放,相信政府、律政司會不了了之,放生七警。

縱然曾健超是一個硬朗的人,面對未來漫長的司法程序、嚴重的罪名依然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政治檢控就是用司法程序去把責任、困難的事情落至一個個人身上,直到打倒他為止。我們雖然不能和ken共同面對刑責,但這個政權對他的報復絕不是他個人的事情,而是我們每個人都有份的。所以即使司法機關要把責任由他一人負責,我們都一定要和他站在一起,一起面對,支持他也好、捐錢給他打官司也好,做到幾多得幾多。

是的,政權幾乎每星期都有動作對付我們,的而且確會令人感到壓抑、感到灰心,覺得做甚麼都無用。但要弄明白一點:自從和平佔中運動在民間發酵、人大八三一下閘起,再加上好勇鬥狠的梁振英,香港的政治予政盾其實正式踏進白熱化階段。由傘運起,其實政權已開始全面打壓、清算香港民間社會,因此香港不幸地其實是已經踏進一個你死還是我亡的政治鬥爭,要能夠繼續有籌碼地跟政權進行政治博奕,我們不能放棄更不能因它不斷出牌而灰心、走向犬儒。

縱然明天不會變得更好, 但我到今天依然相信我們一年多前說的口號: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

有人,人站在一起,就有力量,有力量有得頂得住的可能,就有改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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