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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命時代 警方常用/濫用的六條控罪

2015/3/19 — 18:48

雨傘運動之後,抗命變得日常,隨之而來的,還有警方強硬打壓濫捕。過去數個月,警隊經常引用《公安條例》以至「不誠實取用電腦罪」等法例,拘捕多名示威者。這些條例有不少問題,容易被執法者濫用,一旦示威者被控,可如何抗辯?現行條文對示威者有何不利?綜合警方拘捕示威者的最常見的六宗罪,《立場》訪問人權律師莊耀洸,探討政府用來針對示威者的條文與案例。

第一罪: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俗稱: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

任何人在公眾地方作出喧嘩或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使用恐嚇性、辱罵性或侮辱性的言詞,或派發或展示任何載有此等言詞的文稿,意圖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或其上述行為相當可能會導致社會安寧破壞,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及監禁12個月。

《公安條例》第17B(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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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連有反水貨客示威者遭警方以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拘捕,包括屯門街頭被指辱罵母女的示威者。莊耀洸指,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的法例原文,寫法較為空泛,例如是喧嘩或擾亂秩序,都可能涉罪。終院在2013年處理社民連成員搶咪案案,為「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清楚解釋兩項定罪元素,其一,是被告的行為,阻止他人或者特定活動,達一定時間,其二是行為激使在場人士破壞社會安寧。莊耀洸指出,涉案的社運人士周諾恆及社民連成員黃軒瑋,獲終院推翻控罪,因港鐵活動只是受阻1分鐘;且無證據顯示兩人的行為,激使在場人士破壞社會安寧。

儘管「搶咪案」經過高等法院、終審法院審判後,控罪門檻一再提高,賦予市民多些公民自由權,但莊耀洸認為,條文本身比較苛刻,入罪仍不算困難。近期的示威遊行,不時有撐政府人士到場,易演變成兩派衝突,莊指出,若果示威者叫罵惹來對家襲擊,可能被視作激使在場人士破壞社會安寧,招致法律風險,「對方當然要承擔他的法律後果,但示威者本身可能會中招(被控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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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警、抗拒或故意阻礙警方執行職務(俗稱「阻差辦公」)

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或在協助該警務人員的人,即屬犯可循簡易或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可處監禁2年。

《侵害人身罪條例》36條B

禮賓府周日開放日,有人嘗試打開黃傘或展示標語,被警方以涉嫌阻差辦公拘捕。到底什麼行為才構成「阻差辦工」?

莊耀洸說,終審法院2005年審理「談立徽案」,就何謂「阻差辦工」有詳細解釋。判辭提到,阻差辦工的「阻礙」,不應是瑣碎、無聊的阻礙;如果當事人只是保障自己權利,例如行使其緘默權而不說話,要求警察澄清所為何事,或者與警察理論,企圖糾正警察的錯誤,或者想保護正被警察查問的親友等,都不構成阻差辦工,因為以上行為並非法例針對的罪行,二來不是蓄意,亦有合理解釋。

但終院判決同時認為,控方毋須證明被告的所為,令警員的工作變得困難得多,否則就是將標準定得太高,反而妨礙警方工作。至於是否構成「阻差辦工」,要視乎案情以及警員反應等。具體而言,只要被告為令警員「較難」執行職務,足以構成罪行。莊耀洸指出,香港的阻差辦公罪,跟英國、加拿大大致相同,但在南澳洲、新加坡,法例提到,要有較實質、持續行為,對警方執行任務構成比較大的障礙,方視作阻差辦公罪。

除了《侵害人身罪條例》之外,控方還可以引用《警隊條例》第63條,檢控市民妨礙警務人員職務。有關條文中還列明,當市民被要求協助警務人員時,市民拒絕協助,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6個月。莊耀洸稱,人權法本身保障市民的自由,市民並沒有法律責任去協助警察。他指出,條文參考英國較早期的法律,有機會違反人權法,「以前社會沒有這樣多數量的警察,由街坊自己組織巡邏隊、糾察隊,維持秩序。如果警察要求你幫手,你沒有理由不幫。但這是警隊未專業化前的法律,當警隊專業化的時候,到底還是否合憲?」

莊耀洸指出,印象中,警方甚少引用相關條文,因為爭議性甚大,相信要待警方提出控訴,才能在法院測試相關法例,是否真正違憲。

:未經批准的集結

任何公眾集會或公眾遊行在未經批准下進行,即屬非法集會或非法遊行,均屬犯罪,若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若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3年。

《公安條例》第17A條第(3)款

1995年,港英政府將公安條例中針對遊行的發牌制度,更改為通知制度,組織者須於活動前7日,通知警務處。不過,回歸後,特區政府透過臨時立法會修訂公安條例,規定集會創辦人,需在一星期前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才可以舉行集會。近年,逾來逾多集會、遊行,未有按公安條例,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或使更多示威者面臨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的控罪。莊指出,「示威者其中一個抗辨理由是不知情,不知道參與的集會是未經批准集會,過去我們參與過無數的集會,都未必會在事前看過不反對通知書。」

基於舉證責任在於警方,警方的慣常做法,是在示威集會現場,高舉橫額、用大聲公警告是未批准批集會,並拍攝片段,以便在庭上舉證。莊耀洸說,部分集會主持人會在現場,與警方「鬥大聲」,其實意在增加警方的舉證難度;但若然市民被拍攝到警方的橫額面前,身上有示威物品,長時間處於示威大隊附近,也會增加抗辯難度。

除此之外,示威、集會的主辦人,亦有機會被警方控以召集、組織未經批准集會。莊提到,2000年起,學聯遊行由多人分擔不同角色,例如由不同學生領頭、叫口號、遞信,以減輕被控組織未經批准集會的風險;部分組織發新聞稿宣傳遊行,也刻意不寫下款,以免成為檢控證據。

莊耀洸提到,在其他國家,參與未批准集會同樣違法,但關鍵在於香港的刑罰太重,「有些國家可能只是罰款,不會像香港最高刑罰達5年,5年是屬於嚴重的罪行的刑期,是不合符比例地高,是過份。」

第四罪:非法集結

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集結的人如作出如上述般的行為,則即使其原來的集結是合法的,亦無關重要。任何人如參與憑藉第(1)款屬非法集結的集結,即犯非法集結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及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及監禁3年。

《公安條例》第18條

1967年,港英當局為對付暴動,參考英國法例,將三人或以上的聚集,訂為「非法集結」罪行,旨在對付示威表達活動;67暴動之後,「非法集結」罪則用來對付黑社會「曬馬」。人權監察在2010年發出新聞稿,提到「非法集結」罪行,可用以對付無依法申請、甚至是警方批准進行的遊行集會。人權監察警告,由於啟動檢控「非法集結」罪的門檻很低,容易成為「百搭」控罪。

莊耀光提醒,當集會涉及暴力行為,容易被控非法集結,當事人難以引用《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抗辯,「當有暴力行為,就不屬於和平示威,不會得到公約保障。」

第五罪:在公眾集會及遊行中攜帶攻擊性武器 (Carrying Offensive Weapons)

任何人在出席公眾集會或公眾遊行時,攜有攻擊性武器,即屬犯罪,可被判罰款$5,000及監禁2年,法庭亦可下令將沒收該攻擊性武器。

《公安條例》第17C條

去年七二預演佔領中,社運人士古思堯在遮打道清場時被搜出螺絲批及?刀,被警方以藏有攻擊性武器為由拘捕。莊稱,法例上「攻擊性武器」的定義,要看實際情況而定,例如美術教師因工作需要,帶有?刀,算是有合理解釋。又例如,佔領初期,有反佔者帶備生果刀到場,聲言用來切生果,但當他用刀來破壞障礙物,已算是「攻擊性武器」。

莊提到,一般而言,如果示威者在集會、遊行現場,被搜到藏有?刀等較常見的利器,未有進一步拿出利器作危險行為,警方未必有足夠證據去檢控。但莊耀洸稱,難保有部分裁判官偏向相信控方的說法,涉事的示威者仍有機會被判有罪。他建議,「如果去示威、購物團的話,避免帶一些容易被視作攻擊性武器的物品,如?刀、指甲夾等,以免被告多一條罪。」

第六罪:不誠實用電腦罪行

任何人有下述意圖或目的而取用電腦,包括意圖犯罪、不誠實地意圖欺騙等,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

《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161條

港府1993年為不誠實取用電腦罪行立法時,解釋條文的原意是針對詐騙。但佔領行動至今,多名參與社運人士,遭警方以「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取用電腦罪」拘捕。莊耀洸指出,不誠實使用電腦罪行已變成「萬能key罪」,容易被執法者濫用,「涉及電腦、手機,有不誠實、有犯罪意圖的行為,已算違反條例,有好多空間被執法者利用。」

莊指出,警方未必引用條例檢控,但只要警方有合理懷疑,已可引用條例「拉住先」,扣查被捕人士的電腦、手機,「警方已經可以做很多調查,最後沒有控告不誠實意圖取用電腦罪,但找到另一條罪出來,例如警方發現當事人,在未有申請不反對通告書前,號召集會,已可控告組織未經批准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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