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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激活思維

2019/10/16 —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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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正】

意識形態是一種隱晦的符號意義。在社會穩定的時候,意識形態是維穩的其中一種工具。在社會動蕩的時候,意識形態卻是一種令社會重回正軌的理念。雖然這種理念最終可能演變成另一種操控和維穩的工具,特別是在極權的統治手法下,意識形態往往是負面和邪惡的產物。

在符號學中,文字是其中一個載體。載體可以是能感之物,包括眼之所見,耳之所聽,也可以是抽象之物,包括一種思想,或者一個倡議。簡單如文字,有其代表的表意,表意只是約定俗成的,是一種人文社會演化而建立的概念,概念透過文字這個載體,得以傳導。文字單以載體來看,嚴格說,並沒有實質的意義,因為難以追尋一個文字,例如「人」字,一撇一捺,為何就等於一種具有智慧的生物。文字是一種約束,也是一種社會控制的工具,令人在既有框架下進行各種社會行為,包括溝通。既然是符號的一種,意識形態和其它符號一樣,需要一個載體。 而意識形態的載體,可以是萌芽的思想,也可以是成形的法則和法規,這些法則和法規,會反過來影響人的認知,根深蒂固地扎根於人的思維,令人順從之餘,亦抗拒改變,或無力改變。馬克思視意識形態是一種邪惡的產物,用於欺騙和扭曲人對真實世界的認知,是欺壓的工具,但馬克思卻編寫了共產黨宣言,藉著強力的思想和意識形態灌輸,鼓勵革命,推翻舊有的意識形態和其產生的社會系統 。當然, 舊有的意識形態和其產生的社會系統,在法治成熟,自由開放的民主社會,有機會自我演變和過渡,而自由主義和個人權利凌駕一切的美國社會,甚至出現排斥意識形態形成的現象,因為美國人認為任何事物都可以推倒重來,而意識形態窒礙了這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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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個具有普遍被認知的意識形態之現代化都市。回歸超過二十年,基本的人權和自由正逐漸受到中共的極權統治侵蝕。走向極權統治的香港,令意識形態逐漸露出邪惡的一面。舊有的制度逐漸被利用作欺壓的工具。包括選舉制度,法律制度,立法制度,教育制度等,這些各種意識形態的載具,當掌權者弄權的時候,選舉出現舞弊,法律被任意詮釋和修訂,立法程序被跳過,教育被用作洗腦工具。長期受意識形態影響的香港人,繼續跟隨這些變了質的遊戲規則,無視各種載具的崩壞,變得麻木不仁,猶如行屍走肉。

而香港自修例風波以來,為什麼示威者中,年青人佔多數?是被洗了腦?還是被利用?錯了,正是他們未被意識形態操控,自我意識在個體與社會互動過程中仍然佔上風的時候,才有求變的精神。本來立法會是一個緩衝年青人要求改變的機關,可以透過有效制訂長遠的規劃,讓年青人看到未來。然而不公平的立法會投票機制,令立法會失去實際功能,大多數議題的表決被建制控制,民意不能透過立法會如實反映。這也是政府內部的意識形態扭曲了對管治香港的認知所致,認為只要有合乎程序,群眾就必須接受。事實上政府過去利用立法會投票機制,成功通過具爭議性的政策或措施,屢試不爽,也是讓政府完全莫視民意,另一個意識形態扭曲認知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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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二十世紀,科技與互聯網迅速發展,網絡匿名化的溝通模式頻密,伴隨而來是現實面對面的溝通模式減少,非人性化溝通增加,簡介令社區的凝聚力消散,社區功能逐漸消失。校園作為社會縮影,儼如一個充滿生命力的社區,卻彌補了匿名化溝通的負面效應,令學生之間保存獨特的凝聚力。而匿名化的溝通模式也有其正面效應,便是在討論議題的時候能高度專注,減少因對人的偏見而產生的摩擦和各種刻板印象帶來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另各樣議題能迅速達到一致決議,加上學生之間的凝聚力,令決議能迅速付諸實現。另一個層面,學生在校園不斷吸收知識,處於一個不斷面對變化和成長的階段,有基本的價值觀,但難以形成穩定的意識形態,亦不會像成年人一樣長期處於社會控制和制約之下變得去人性化和去個性化,對符號的解讀能力或者具備重新賦予符號新意義的能力,比起一成不變的成年人更高。故此,地鐵不再是交通工具,商店亦不再只是購物的地方,所有符號意義推倒重新演繹的時候,對於年青人來講,也是對抗不法政權的抗爭手法。事實上,這種抗爭手法正影響不同年齡層的人,重新激活了他們的思維。問題是,這種思維模式,和流水抗爭一樣,符號不斷被重新詮釋,不斷產生新的抗爭行為。假如政府繼續沿用舊有的意識形態,舊有的管治模式,在新的思維洪流中,最終難逃壽終正寢的結局。只有民主的選舉制度,包括雙普選,產生一個可以被輪替的政權,在民怨產生的時候,能提供疏導的渠道。

輪替抵抗僵化,抵抗意識形態變得邪惡,變得扭曲人性。

作者自我簡介:社會工作者,亂世中前行,找尋自己的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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