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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傘青年毛澤東:讀《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2015/5/18 — 10:54

陸欣庭、羅永生。圖:Una So

陸欣庭、羅永生。圖:Una So

【記錄:Una So】

撐傘青年毛澤東:讀《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講者:陸欣庭 羅永生 

許寶強在課堂前提及,雨傘後不少事件,如反水貨客、光復行動,突顯了雨傘運動跟中港矛盾,其實是有很大的連繫,故此重新討論這個題目,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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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欣庭(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碩士):

他指,於去年7月書展時買入這書,坦言當時對毛澤東全無認識,而人大8.31決議仍未出台,不過爭取真普選運動經已展開,「當然要認識下將要打交道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究竟它的歷史和背景如何。」他笑言。「即係起下佢底,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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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本《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作者邁斯納為芝加哥大學研究中國歷史的著名學者,而這本就是研究中國共黨的經典著作。

首先,陸欣庭想先釐清政治上的一些概念。

何謂左、右:這傳統是源於法國大革命時,議會中主張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分配的議員都坐在議會的左邊;而支持維持現狀的建制派、保皇、較保守的就坐在右邊。而經濟學上的左派,則是代表平等分配、不主張經濟放任政策; 而右派就支持自由主義、經濟放任政策、「大市場、小政府」。

馬克思主義理論背後的社會歷史演變進程:由原始社會進入封建社會(有王、貴族、奴隸等階級);然後進入資本主義(工廠/企業僱用「無產階級」工作,勞動成果或與生產者再無關係,資本家利用他們的勞動成果,賺取資金);當「無產階級」團結一起反抗資本家剝削,搶奪佔用生產設備,實行公有制或國有制,是為社會主義階段。當經濟發達至人人不愁吃、不愁穿,社會主義就會進入最理想、類似「烏托邦」的階段--共產主義。理論上,共產主義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各盡所能」,即是做自已喜愛做的事情,不用為錢打工,從工作解放出來;「各取所需」,即是不用愁衣食住行,人真正地解放出來。

列寧主義、史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蘇聯及中國領導人嘗試實踐馬克思主義,後來衍生出來的修正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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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奪權前]:

由知識份子及青年學莘牽頭的五四運動,為大規模的新文化運動,追求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賽先生(Science/科學),希望中國能從積弱中重生。當時運動中堅份子陳獨秀創辦了「新青年」雜誌,毛澤東深受其影嚮,接觸到不少西方的新思潮,如自由主義及馬克思主義等。

隨著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加上中國當時反封建、反儒家的背景,而對自由主義又不想接受,當時唯一可選取的是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提及在資本主義後,如何能令人民生活得更好。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1924年國共首次成立聯盟,共同對付軍閥,歷時三載,但後來國軍勢力繼續追殺共軍。1934年,國軍發動長距離追剿紅軍,紅軍由江西瑞金一路向大西北逃亡,最後到達延安,就是所謂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兩年次間,紅軍人數由八萬人,劇減至一萬。

劫後餘生的紅軍衍生出「延安精神」,都深深地影嚮著毛澤東日後的執政態度。例如,他們有整強的使命感和自信、肯吃苦,有口號如「毫不利已、專門利人」等;另外他們堅信「唯意志論」。「即是說,你有信念、就能成事。」陸欣庭說。「八萬死剩一萬,仲有咩唔可能發生?」

1937年日軍侵華,國民黨採取不抵抗政策,而共軍則在偏遠農村休養生息、靜候時機,亦趁機向農民宣傳理念,深得農村人民的心。不少有理想的知識份子和學生,都到農村加入追隨,而毛澤東亦不住寫文章、作論述,亦成為日後其主義的基礎。

當時其中一個理論空缺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是「無產階級」,「但當時中國哪裡有『無產階級』?城市工業仍未發達,即使有『無產階級』亦很少。尤其共黨在農村起家,有富農、中農、下農,但哪裡來無產階級呢?」不過毛澤東相信,人的意志可克服一切,農民亦能有無產階級思想,有這思想的、亦可加入這歷史進程。

陸欣庭指,由於國民黨管治下的中國,貪污腐敗十分普遍,故當共軍入城時,受到不少人民歡迎。當時農村被革命思想深植;而城市則對改變持保守態度。

[共產黨奪權後]:

計劃是三年恢復、十年發展。1951、52年進行全國思想改造,拋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又主張禁欲主義,「為人民服務」。

1951年進行「三反」、「五反」政治運動。「三反」是反貪污、反浪費及反官僚主義。陸欣庭指,「三反」的主要目的是清洗政府機關內的國民黨殘餘勢力。「五反」是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盗騙國家財產及反盗竊國家經濟情報,主要針對私人公司,進入這些公司以調查為藉口去奪權,逐步變成半私有化,至最後達成全盤國有化。

土地改革(1950至52年):「耕者有其田」,目的是消滅地主階級。把從地主強行收回的土地,重新分配與農民,藉以提高生產量,支持城市工業發展,希望工業發達後,轉而幫助農業生產工業化。這段期間,農產量升了15%,其中三成產量,要以較低價錢賣與政府,故其實是一種剝削。

[過渡至社會主義]--
【第一個五年計劃(1952至57年)】:

農業集體化,政府會派幹部到農村向村民遊說參與,村中每幾戶人家成立一個互助組,共用工具等;幾個組就組成「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組成「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目標是集體勞動、集體生產,希望及至1957年能擴張至一百萬個這類農業合作社。但毛澤東仍覺太慢,希望1956年底能有130萬個,更批評建議暫緩速度以作鞏固的人是「小腳女人」,質疑黨有右傾傾向和落後於形勢。最後,1956年底有190萬個合作社成立。

陸欣庭指,當時毛認為中國已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農村土地已平分,城市私有企業已國有化,共產黨亦已成功奪權。「當時他認為,因為(中國)一窮二白,沒有資本主義的既得利益者,可透過學習資本主義的一些錯誤和經驗,而令中國能更快捷地達至社會主義的理想狀況。毛覺得窮,反而是個優點。」他說。

【大躍進(1958至60年)】:

第一個五年計劃後,在城中的工廠產生了官僚主義--有廠長濫權,工人不能參與決策;又有技術官僚,不親自參與體力勞動,但又享有某些特權。當時城鄉生活質素差距愈來愈大,意識形態亦有衰退。陸欣庭指,毛既認為中國已成社會主義國家,下一步,就是向共產主義邁進。全國實行「人民公社」,目的是拉近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距。當時有句口號叫「又紅又專」,「紅」,是要有革命思想;「專」,是要懂得較需要技術的工作,如農民要懂機械修理;用腦力為主的技術官僚,亦要下田勞動等。

他又指,毛認為農民很有創造力和革命思想,並願意下放權力與他們,又鼓吹人人可以成科學家、哲學家,亦是「唯意志論」的體現。當時,男性多從事基建工程,女性多從事農業生產和輕工業等,兩性分工較平等。毛又建許多業餘學校,讓人工作之餘又能學習,以達「又紅又專」的階段。

1959年7月,毛澤東於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盧山會議上,將在蘇共面前批評「大躍進」的彭德懷打成右派。陸欣庭指,當時大陸多處出現飢荒,不少官員不但虛報產量,還為免被責而不上報災情,令更多人因而死亡。(筆者按:根據維基百科,有人口統計學家估計,於「大躍進」期間死亡人口,高達1,800至3,250萬人。中國歷史學家Frank Dikötter指,「大躍進」基礎建於「脅迫、恐嘛及系統性暴力」,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有預謀大屠殺」。)

【文化大革命 (1966至76年)】:

劉少奇掌權時期,官僚復辟,特權階級和技術官僚又再冒起,富農又與幹部勾結;以利鼓勵工人生產,變相令集體意識下降。

毛深感不妙,提出〈二十三條〉以整頓黨內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而劉少奇就是「新資產階級份子」。1966年秋,毛發動「文化大革命 」,動員由中學生和大學生組成的紅衛兵,在大陸進行全方位階級鬥爭,批鬥、抄家、告密層出不窮,令中國傳統文化與人倫道德受嚴重催毀,被稱為「十年浩劫」。

陸欣庭指,文革戰場在城市,農村相對平靜。農村出現所謂「赤腳醫生」,只讀三年便可行醫,較正常程序縮短一半,課程亦較簡單,希望更多人能改善農村狀況。教育方面有農村小學,貧下農、工人、士兵及基層優先入讀。

羅永生。圖:Una So

羅永生。圖:Una So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表示,自已70年代時,十分關心中國政治,曾是大學的國是學會成員。他說,雨傘運動後,有不少提及革命的聲音;若要了解革命,就要仔細究研過去百多年革命成功及失敗的例子。

他問:現時跟中國很多衝突,是否與兩地過往長期的關係有關?中港兩地是否可以分開來看?「中國走的那條路四個字講晒:『中。國。革。命』。有啲人如果考慮革命嘅話,係咪要考慮埋『中國革命』呢?係成功定失敗呢?今時今日有個咁嘅政權喺度,點樣面對佢嘅前因,即係『中國革命』呢?呢啲都係我地有責任要睇、要反思嘅一段中國歷史。」

他說,看中國歷史,必須從中國革命這個脈絡去看,因中國的革命與其他地方的有所不同,這亦是要了解毛澤東時,需要掌握的地方。

重點在於必須要知道,毛所走的中國革命道路,跟馬列有很大的差距。馬列主義有三個重要範籌:城市、工業和階級。工業化下產生不同階級,無產階級在他眼中,是具有使命去創造新的無階級社會;工人階級為主導;重點亦在於城市。最後結論是,依靠工人階級中的「先峰份子」,加上包括如馬克思般先知先覺的知識份子,支持去搞「工人鬥爭」。「今時今日還有沒有工人鬥爭?當然有啦! 貧富懸殊顯露出來的都是許多階級矛盾,今日香港也是這樣,故這些都是跟我們相關的。」

而列寧讓這些階級對立轉化成革命能量的行動方程式--由少數先峰組成先峰黨,然後由黨領導革命;革命成功後,再讓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推進。

至於列寧這套理論,成功於歐洲掀起工人運動,進而在俄國發動革命。他說,但這套卻不能在中國成功,才引致後來毛澤東的崛起。毛的路線把重點放在農民身上,以農村包圍城市,階級選成了次要。「人民民主專政」為毛所發明,當面對日本人侵略時,他批評蔣介石抗日無力,提出新民主主義綱領--即是指革命目的是要中國實行民主,不過非舊有一套孫中山的民主,不是普選、國會的民主方式,而是以民族主義為主導。

「不講階級鬥爭,而是講統一戰線。所以才有今日我們不會陌生的名詞『統戰』,即是跨階級聯盟。」他說。「中共是跟蘇共很不同。蘇共清一色由革命份子組成;中共則會連繫愛國資本家,和一些階級成份與他不同的人。毛澤東懂得發展這些東西,其實他有很多政治想法,並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若單論成敗,這種主義成功在1949年把國民黨推到台灣。」

馬列主義要求少數先峰組成先峰黨,先峰黨掌握權力,蘇聯搞計劃經濟,就要依靠一大批要求特權的技術人員,逐漸黨便成為特權的來源。「典型共產黨由革命走向墮落、失敗,以至腐化,是不需要西方民主理論家的批評,是蘇聯共黨的異見份子、甚至後來被斯大林開除的托洛斯基也會批評。共產主義走向墮落,是由於官僚層的出現。」

羅永生指,這些問題在毛未掌權前已經浮現,不過一直未有正視。毛澤東知道,他革命成功,全靠人民的革命熱情,以及他重新定義人民的觀念,他認為這些主義亦有其副作用,如墮落等等。故此,他提出「永久性的革命」,要搞第三世界聯盟,既要批評歐美的「資本主義」,又要批評東歐、蘇聯的「修正主義」。「修正主義」即背叛了馬克思主義;毛認為他帶領中國已成功克服了「修正主義」。

他指,毛認為這些問題能被克服,只要透過發動人的「主觀行動性」。毛認為人的思想最重要,決定他是否有革命的能耐。「生來是農民、無階級,未必決定你是否能革命。要改造人,就要不斷在其內心爆發革命,這就是文革時期的觀念。」

「文革是怎出現的?」

他指,文革源頭有兩個層面:大躍進失敗,毛不滿黨員對他缺乏支持;另一層面是,毛認為革命不徹底、推動社會主義不成功,是由於被官僚及資產階級拖後腿,故文革其中一句重要口號是:『抵制潛在於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他笑道:「結果毛過身後數十年的今日,大陸有哪一樣東西不是所謂走資的?」

「我們要問的是:革命是否要重新來過?是否如毛當年所說,革命遲早重臨?現在我們想起文化大革命,感到很可怕;但三十年後呢?五十年後呢?一百年後?革命是否終結了?」

「蘇聯90年代瓦解時,很多人說革命是否終結了;但今時今日,革命重臨的日子,你並不能排除,可能不是今日,但放諸一百年、五十年,會否有此客觀環境?故此現在讀毛澤東,十分重要。」

作者邁斯納在書中提出的一大重點是,毛之所以利害,是由於他堅持不全然相信知識份子,他認為無論他們站在哪一方,革命後,他們全都會變成特權階級,故此他選擇所謂的「群眾路線」,即是讓群眾永遠保持在革命狀態中,甚至認為這路線才是真正的民主。

羅永生指,這「永遠革命」的路線,是反體制、反組織、反精英、反權威,訴諸人民和人的自發性,故文革時知識份子要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紅衛兵又批鬥黨幹部、「踢開黨委鬧革命」。邁斯納認為,這貫穿了毛的思想,一方面奉行的是馬克思主義、另一方卻是古代思想家王陽明的理念、相信「知行合一」。

毛相信最貧賤的人、不信自以為有學識的人,羅永生指,這信念與列寧在俄國出現前,有一批人秉持「民粹主義」,歌頒貧窮人具有最純正的質素。他指,這理念揭示了毛並不單信奉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而是另有所信。過去幾十年有說法認為,中國不能真正現代化是由於這種民粹主義,他指是自由主義者以此負面看法,去否定中國的革命。

流動民主課室。圖:Una So

流動民主課室。圖:Una So

對後雨傘時代的啓示

羅永生指,毛這種民粹主義思想,是對任何有思考過革命的人來說都會有影嚮;「反體制、反組織、反精英、反權威」,其實亦是高度的反智的精神。他指,以香港為例,不少想推動革命的人,他們亦對毛推崇備至,不過這個演釋出來的「毛澤東」,帶有很重的右翼民粹主義精神、有右翼毛派的出現。

民粹主義,根據作者邁斯納參照的思考基礎,說的是俄國的民粹,即是俄國廣大未受工業化污染的農村。「但今時今日,是否仍有未受污染、十分純潔的人,等著把我們這些在城市受污染的人再教育?還是這種對人民的想像,會有更多意想不到的可能性、可能連毛澤東也想像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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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課後的補充:

究竟談這些對現況有何關係?習近平上台後首要打貪腐,用的是以大型運動手法,與從延安開始,黨內處理貪污腐敗和官僚主對的手法,如同一徹,例如「群眾鬥群眾」、「整黨整風」。

他指,中共就是用運動式的方法去處理大大小小的問題,產生的後遺症是(亦見於目前特區政府),踢開了正常程序規則去解決問題,以民粹方式發動一批群眾。

例如早前薄熙來、周永康出問題,就全方位把他們的醜聞、惡行等展示,得到群眾支持,即使在欠缺公義程序下被整頓,是在延安整風、50年代五大運動時種下的方法。許寶強指,50年代當時的內外局勢,對發展共產主義不利,故此這種以高度彰「民族主義」,壓下其他的問題和任何可能推翻共黨的力量,當時這手段十分有效; 近年許多寃案才被揭發出來。

他指,這做法近似現時什麼事均以國家安全為主導,其他都成為次要,即使國家以惡劣高壓手段處理,也找到合理的藉口。

在政權鞏固後,毛仍舊以這種群眾方式去處理內外問題。「以至今日,這亦是689的源起,但我認為他們走的不是左翼的民粹主義,而是右翼的民粹主義。在他上場後,各種『愛』字頭冒起;曾蔭權時代並非如此。」他說。「這是共產黨的法寶。要理解們日的中港矛盾,挑動『群眾鬥群眾』,甚至導致不單止香港內部的矛盾,甚至中港民眾的矛盾,都是與中國建國有關。」

陸欣庭、羅永生、許寶強。圖:Una So

陸欣庭、羅永生、許寶強。圖:Una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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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一位於中大畢業的男士表示,不曾深信毛的一套,從前覺得他很偉大,但現在認為他是「魔頭」,可與希特拉比擬,不重視生命,導致中共建國時幾千萬人非自然死亡,這絕不是革命必然出現的事情,背後都是涉及利益和權鬥。

他認為,香港要走的不是暴力革命,對香港來說,知識是唯一的力量。他又說,香港不應是窮人鬥富人,應爭取公義、團結更多人,用新方法去抗爭,反對極權專制,「毛澤東呢套經已破產很久了」。

有一位女參加者指,毛澤東那一套做法充滿對生命的蔑視,是不可對此主義有任何的幻想; 另一位女士則認為,由毛上台至今的理念,是沒有道德標準、為求目的不擇手段,這一套不為大多港人接受,只是以花巧方法去包裝合理化獨裁權勢。

羅永生回應:

革命有否需要出現,要視乎當時局勢環境。他表示,為何仍想理解毛澤東這套思想,是由於不知道將來會否再次出現革命, 而目前就正看到一個個「小毛澤東」出現,有很多人遵「非常時期、非常手段」的方向思考,更需要明白革命的思路是怎樣的。

「只要你定義狀況是『非常時期』,就有人用各種方法去告訴你要用『非常手段』。毛澤東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他說。「中國過去百年都給以上界定為處身『非常時期』,因為革命思維就是告訴你:非推翻現存一切不可。這樣的思維之下,如何做呢?馬克思有一套、列寧有一套,毛亦有其一套...將來不會重覆這場景,但邏輯就仍然存在。現在去看毛這一套的相關性,與覺得這是人類的出路,是不一樣的。這亦是我思想狀態轉變,跟三十年前不一樣的原因。」

許寶強回應:

歷史脈絡能幫我們思考道德倫理問題,道德是有普世性的,在某些處境會有限度的調整。50年代毛推行五大運動,與現時的民粹環境類近,都是以群眾鬥群眾,但歷史背景各異。他說,今天說的國家安全,比50年代說的國家安全虛偽,而能否令人理解同情所發生的事情,歷史處境是個關鍵。

他以當年「抗美援朝」運動為例,是跟當時國際局勢有關,中國為一個新建立的國家,受到美國勢力在東亞以至西歐盟國的圍堵,唯一可依靠是蘇聯,為了獲取其信任,於是以參與韓戰作為表態。而「抗美援朝」運動這做法,類似現時香港特區政府,以外部威脅為由團結內部、壓制反對力量的War making、state making做法。

「當時搞三反五反、土改,又要搞整風,挑起很多火頭,近似689周圍挑火頭,得罪全世界。整個香港唔妥佢,佢就製造更大嘅外部矛盾,指有外部勢力將要把香港變成反動基地。所有矛盾法律界唔妥佢、教育界唔妥佢、勞工界唔妥佢,個個界別唔妥佢,都由於有個大嘅『外部力量』,有個『金鐘仁』嘅物體出來問:『咁你愛唔愛國呀?』『你係咪中國人?』,把所有矛盾轉移成為民族矛盾。」他說。

「當時(中國)真的是生死存亡,故此脈絡十分重要。這對比之下,今日再說這些東西,就是沒道德倫理、沒底線,其實是語言偽術,為保護現存狀況的右翼說法。」

他強調,毛在50年代這做法種下了群眾運動的根基,是有問題的,而今日爭取「真普選」的程序公義,就是一服解藥。他指,由於各種因素及毛本身的信念,因而導致中國沒能走向民主化,這是十分可惜,故需要重新思考。

參考讀本︰《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文大學出版社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Maurice Meisner

[讀後思考]
-為何沒產生普遍民主政治體制?
-蘇聯及中國行的是變種
-如何令群眾運動發生發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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