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支那人幹共和國

2016/10/16 — 16:44

2016年10 月12 日立法會會議宣誓儀式,青年新政梁頌恆、游蕙禎讀出英文誓詞。後者將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的Republic 讀成「re-fucking」、China讀成「支那」。兩人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標語。(圖為游蕙禎)

2016年10 月12 日立法會會議宣誓儀式,青年新政梁頌恆、游蕙禎讀出英文誓詞。後者將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的Republic 讀成「re-fucking」、China讀成「支那」。兩人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標語。(圖為游蕙禎)

10月12日,立法會候任議員宣誓就任時,青年新政的游蕙禎把誓詞中的「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讀成「People's Refucking of Chi-na」。她與同屬青年新政的梁頌恆也把「China」讀成「Chi-na」,類似粵音「支那」。二人均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布條。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暗示他們沒有完成宣誓程序。新任主席梁君彥要求他們在一週後必須再次宣誓才可就任。

香港坊間輿論鋪天蓋地質疑他們做爛騷、無必要、冒風險、劣品味、低智商、搞港獨、中共鬼、討人厭等等。我不會參與這種批判,因為他們的言論畢竟沒有傷害任何人。如果選民喜歡他們的表現,下屆會繼續投票選他們,否則不然,一切就是這麼簡單。青菜蘿蔔,各有所好,如非邪惡,無謂計較。如有共同理想和目標,即宜合作奮鬥,或可疑中留情,無需劍拔弩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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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較有興趣評論的,不是粗言穢語那部分,而是香港坊間對他們兩人「Chi-na」說法的無限上綱式負面演繹。這種思維方式已經遠遠超出一個具有基本歷史知識的冷靜、幽默、正常人的應有態度。一窩蜂、瞎起鬨、前講禮貌、後謀著數,是香港社會文化的幼稚病、神經病之一,值得各界深切反省。

事實一:按照前文後理,游蕙禎和梁頌恆當時讀的全是英文,故意亂讀「China」為「Chi-na」,從來不是直接以粵語讀出「支那」。他們充其量只是暗示「支那」而非明示「支那」。「暗示」能夠成功的前提是:聽者必須先有「支那」的想像,心中才會出現「支那」二字,而不是出現用荷蘭語發音「China」的迴響。心中有鬼,庸人自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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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二:「Hong Kong is not China」是客觀事實,有如說「新界不是香港」、「沙田不是新界」、「豬腸不是豬」、「狗頭不是狗」。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及主席梁君彥以此為由,否定二人宣誓就任,根本就是違反最基本的語言常識。如果現在有人還要無限上綱說「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意思,正是暗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s」或者「Hong Kong is not part of China」,那又是另一種心中有「鬼」的態度,亦即在一句簡單的話之上,編造和僭建出各種想入非非、自尋煩惱的複雜解讀。誰之過?

事實三:「支那」這個稱號先於「中國」這個稱號,也是一個「自古以來」被鄰邦使用的中性稱呼,遠比「中國」二字源遠流長。「支那」又稱至那、脂那、摩訶至那國等,源出印度梵文,後來成為日本漢字。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人大多使用「支那」一詞,不用「中國」稱呼清國,因為當時還是「大清帝國」而無正式的「中國」國名,而且日本本州已有「中國地區」的地理名稱,因此務必避免混淆。

需知道「支那」一詞初無貶義,大家切勿曲解。基於荷蘭語「China」讀音,日語音譯為「Sina」,漢字寫成「支那」。即使時至今日,英文歷史書籍也是把「中日戰爭」翻譯為「Sino-Japanese War」,中石化簡稱「Sinopec」。其理在此,四海同聲。

由此可見,「支那」舊稱具有「自古以來」及「舉世聞名」的雙重特徵,比「中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些稱呼還要早,更加源遠流長。

事實四:「支那」是清末民初期間華人以此形容自己國家的常用詞。

1902年,革命黨人章太炎等在日本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1904年,宋教仁等華興會成員在東京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梁啟超也曾以「支那少年」為筆名,文章中常以「支那」自稱。康有為之女康同璧有「我是支那第一人」的詩句傳世,獲得毛魔讚賞。1913年7月,由於當時「中華民國」政權草創,國號初定,局勢未明,因此日本政府明文規定:今後不論中國的國號如何變化,日本均以「支那」稱呼中國,沿襲舊稱。日本將「中華民國」稱為「支那共和國」,也始於此時,直接譯自中華民國自定之英文「Republic of China」。1925年,詩人聞一多在其詩歌《我是中國人》中自稱「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1929年,柳亞子寫詩讚揚孫文及毛匪,有「並世支那兩列寧」詩句。

事實五:備受無知華人景仰的孫文也把「支那」常常掛在嘴邊,寫在紙上。1914年,孫文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伯爵的密函中,自稱「支那」、「對支政策」、「支那革命黨」、「支那國民」、「支那人」等,共計34次 。

我最近閱讀橫山宏章新作《素顏的孫文》,獲得新知。發動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文亡命日本,跟惡名昭彰的詐騙宗教集團「大日本精神團」總裁飯野吉三郎籌謀「借款」。孫文在1913年9月13日簽下《誓約書》:「在支那改善後,若因借款等財政上事宜須與外國交涉,必先與某團體商量,以此為證。」好一句「支那改善」!另外,孫文也曾對後來成為「摯友」的宮崎滔天說:「余堅定地相信,為了支那蒼生,為了亞洲黃種人,為了世界之人道,上天一定會幫助吾黨」;「拯救支那四億蒼生,為亞東黃種人雪恥,恢復世界之人道,唯我國革命成功,方能達成」。好一句「支那四億蒼生」!

事實六:1930年5月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及責令外交部照會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1932年,日本政府終於改以「中華民國」代替「支那」在官方文書的稱呼,但日本民間報刊仍稱中國為「支那」,因為這是民間習慣使用的名稱。

及至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日本把「七七事變」稱為「支那事變」,而且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官方也把中國稱為「支那」,以示對反抗的國民政府的拒絕承認。換言之,日本侵略者不稱「中國」而稱「支那」,不是臨時創造一個「支那」貶義名詞來羞辱華人,而是因為他們當時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想要打敗後者,然後在名詞上故意不說「中國」而稱「支那」。這種想法跟中國共產黨把「中華民國總統」硬要稱為「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思維模式一樣。然而,成王敗寇之後,到了1946年,日本政府在美國盟軍的支配下,發出《關於迴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後「支那」這個詞才完全從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書、報刊雜誌中消失。

只要明白上述歷史事實,大家可以知道:「支那」本屬中性詞,後來被賦予貶義,是日軍侵華戰爭前後期間,日、中雙方宣傳與反宣傳的惡性循環結果。簡單來說,日本侵華卑劣,甚至把原屬中性的詞彙都染黑了。這就好比「革命」、「鬥爭」、「洗澡」、「多快好省」、「大煉鋼」、「批評和自我批評」、「坐噴射機」等名詞,本有原意,但卻都被毛魔染紅了一樣。錯不在詞彙,關鍵在侵略、暴力、瘋狂,大家不宜本末倒置。

時至今日,中日戰爭的煙硝已經結束了超過70年。儘管日本的戰爭罪行尚未得到全面追究,但大家現在使用「支那」一詞,只要沒有任何為日本侵華及軍國主義搖旗吶喊、助威贈興的明確或暗示意思,那就完全跟中日戰爭時期的貶義「支那」意思無關,反而只是單純表達到中國政權及文明程度的不滿,以及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支那人」,只認為自己是華人、香港人、台灣人、南洋人。

需知道一個名詞是會隨著時代更迭而在意義上有所改變。時至今日,「支那」這個名詞的用法,已經不再具有昔日「支持日本皇軍賤視或消滅中國」的意思,而是已經被轉換成「我不是屈服在中國共產黨專制政權下的賤民,決不認同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而是另有民族身分或公民身分認同」的意思。稱「支那」以代替「中國」,代表輕蔑中國政權、政治制度、國家形象、文明程度等各種面向。這不是有些人所說的「無知、無恥、賣國、叛國」表現,而是表達「我不屑與中國政權及其文明程度為伍」的反抗態度。

不稱「中國」,改稱「支那」,完全是屬於世界上每個人的自由選擇,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的保障範圍。我們當然沒有必須否認自己是「中國人」或「支那人」的道德或政治義務,但也沒有必須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支那人」的道德或政治義務。既沒有把「華夏」等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理由,也沒有禁止別人以「支那人民共和國」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理。

由此可見,梁頌恆和游蕙禎都說錯了嗎?我看沒有。大家可以說他們太稚嫩、想出位、品味怪,甚至認為他們尚未完成宣誓就任一事,在策略上實屬不智,但卻不應指責他們「無知、無恥、賣國、叛國」。民主黨林卓廷、教育界葉建源等民主派議員,竟然附和親共陣營鋪天蓋地的批判評論,未免令人搖頭。

還記得在2013年2月,親共陣營的澳洲籍馬恩國大律師在立法會與梁國雄對罵,講了這句粗口:「You are not a bloody Chinese. You are not even a fucking Chinese.」試問:一直以來,又有誰肯為全球所有「Chinese」聯署向馬大律師兼山西政協討回公道?永遠的零。大家不妨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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