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政治哲學的旨趣

2015/4/13 — 13:25

作者按:本文收於《政治的道德 — 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

政治哲學在今天的中國,可謂顯學。君不見,各種各樣的論爭此起彼落,形形色色的主義粉墨登場,林林總總的學術著作如雨後春筍。但在熱鬧背後,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在這樣的大轉型時代,什麼是政治哲學應有的旨趣和任務?這個問題重要,因為它會直接影響我們從事政治哲學的方式以及對自身的期許。在本書最後一章,我希望談談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在談之前,我必須強調,我這裡不是要為「政治哲學是什麼」下一個價值上中性的定義,然後以此來評斷和要求不同理論,因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本身,必然預設了我們對政治哲學作為一種知性活動的特定理解。我們甚至可以說,每一種政治哲學理論的背後,都預設了一種特定的政治哲學觀。當然,那種哲學觀更為合理,和所有規範性問題一樣,是可以進行理性論辯及有對錯可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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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政治哲學最少有三個旨趣:自我理解,公共證成和提供另類的政治想像。這是三種不同但卻彼此密切相關的知性實踐,目的都是為了建構更合理更有正當性的政治秩序,令每個人都受到公正對待,活得更有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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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談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人一出生,便活在政治世界之中;這個世界,由不同的規則制度交織而成;界定這些規則制度的,是一套規範性語言,而這套語言是由一系列觀念構成,這些觀念通常指涉政治社群中的基本價值。舉例來說,自由、平等和權利是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這些價值不僅體現於制度法律,也沉澱成公共文化,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人們看世界、看社會、看自我的方式,並直接影響個體的價值判斷、道德情感和政治實踐。一個穩定的政治社群,必然是個道德社群,它不僅提供規範,也提供意義,更為權力的正當性提供理由。

因此,要理解我們的政治世界,我們必須理解建構和支撐這個世界的基本觀念和價值是什麼。我稱這個運用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去反思的過程,為一種廣義的自我理解。我特別強調「自我」,因為我們活在世界之中而非之外,所有這些觀念和價值都在不同程度上界定和構成了我們的自我。準確點說,這裡的「自我」,是廣義的指政治社群中的「我們」,而不必指個別的特定的個體。再其次,自我理解的方式是多元的,這包括概念的定義、觀念的起源演變、價值的比較、意義的詮釋,以至尋找制度的道德和文化意涵等。

有人或會說,既然我們每天都在使用這些觀念,理解它們還不容易?實情並非如此。第一,我們使用的觀念,許多都是本質上具爭議的,容許不同甚至對立的詮釋。例如自由不僅有所謂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共和主義式的自由和自由主義式的自由,而且據伯林說,「自由」在思想史上甚至有逾二百種意義。 又例如我們都認為正義十分重要,但正義實質意味著什麼,卻從柏拉圖開始便已爭論不休。至於平等和民主的意涵,更加不知有多少不同的理解。如果我們不對這些基本觀念有嚴謹細緻的定義分析疏理,我們便很易陷入思想的泥漿而難以自拔。

第二,觀念不是自有永有地靜止存在,而總是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中生成、發展和演變,並受到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影響。我們今天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實踐,例如男女平等,戀愛自由和主權在民,在二百年前的中國卻難以想像。要真正瞭解一個觀念,我們往往要瞭解一個傳統。觀念史、哲學人類學(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的研究,對政治哲學因此尤為重要。

第三,理解的過程,往往也是意義詮釋和價值評價的過程,因而無可避免地牽涉到我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例如面對同樣的資本主義市場,有人看到效率和公平,卻也有人看到剝削和壓迫,因為大家運用的理論框架不同,而理論框架的建構本身卻是極為艱難的工作。第四,我們都可以見到「人作為道德存有活在一個道德社群之中」這個現象,但如何好好解釋和理解這個現象,卻殊不容易。即使我們將古今中外的道德理論放在一起,我們往往發覺所知仍然有限。讓我舉個例。我們大抵會同意,尊嚴對人十分重要。一個活得沒有尊嚴的人生,很難說得上好。但尊嚴的確切意思是什麼?為什麼尊嚴如此重要?怎樣的政治制度和公共生活,才能使人活得有尊嚴?就這麼幾個問題,許多理論恐怕也難以給出一個滿意答案。

讀者或會問,自我理解為什麼那麼重要?無論是對於個人或社會,為什麼不可以不求甚解地按著傳統和習俗生活下去?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充分的自我理解,我們便無法知道自己從哪裡來,又應往哪裡去──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國。李鴻章曾說過,晚清面對的是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現在回看,這個大變局一直延續到今天:舊的觀念制度不再能有效回應時代的挑戰,新的觀念制度卻未曾建立,在這個時候,政治哲學意義上的深刻的自我理解,便不是可有可無,而是社會變革的重要前提。當然,一個社會的自我理解,需要有充分的言論思想學術自由,需要有多元豐厚的知性資源和道德資源,更需要知識群體不浮躁不虛假,謹守學術規範,形成健康、活潑、獨立和具批判力的學術傳統。

其次,自我理解是個自我啟蒙的過程,因為通過理性反思,我們可以逐步瞭解支配我們思想和行動的是什麼觀念,觀念形成的社會脈絡及本身的意義何在,也可以多少知道制度背後的精神所在。某個意義上,我們都是時代的產物,但這個時代是什麼以及我們為什麼會如此被塑造,卻需要很多知性努力。這種理解,一方面可使我們做蒙昧中走出來,另一方面也可讓我們和活在其中的世界形成某種形式的相互理解,同時令我們對生命有一份自我主宰的實存感。這對每個個體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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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學第二個重要的任務,是公共證成(public justification)。簡單來說,就是在公共領域提出合理的理由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是能夠成立的。公共證成並不是政治哲學獨有的功能。只要我們對某些政治問題形成看法,並在面對質疑時努力提出理由為自己辯護,這個過程本身即可被理解為一種公共證成。政治哲學獨特之處,是它要求我們就政治道德相關的種種議題,以一種嚴謹、明晰、系統的方式展開論證和提供理由。

公共證成有一些特點,值得我們留意。第一,證成的目的,是尋求道德上合理的、正當的、真確的答案,而不是為了名譽、權力和利益。第二,證成不是簡單的立場宣示,而是道德說理。重點不在於你相信什麼,而在於你所信的有沒有足夠的理由去支持。第三,證成的基礎不是語言修辭,不是權力遊戲,而是理由本身的說服力。因此,公共證成的過程,必須將欺詐、虛假、宰制、壓迫等行為減到最少。這意味著說理者必須具備相應的一種說理人的德性,包括願意聆聽,願意介入公共討論,願意容忍尊重甚至欣賞異見等。

第四,那些理由較有說服力,必須在公共證成的過程中逐步呈現和達致,而且原則上沒有理由是終極的或不可質疑的。與此同時,證成的過程也是沒有先驗的邊界的,例如沒有人可以說,某種理由必然只會適用於某個時間或某個文化。形像一點說,說理的過程本身是具有時間和文化穿透性的。

第五,由於證成的議題關乎政治道德,所以提出的理由必須是規範性的道德理由,而不可以是其他不相干的理由。例如當我們在論證什麼是公平的社會分配時,論者不能只訴諸經濟效率,因為效率並不涵蘊公平。又例如在討論民主的優劣時,論者不能訴諸歷史起源說,因為一種制度是否合理和它起源於何處,是兩個範疇的問題。最後,公共證成同時是一種社會批判,即對現有的不合理的制度、公共政策及行為習俗作出價值上的批評。嚴格來說,這兩者其實是一體兩面,因為社會批判往往預設了一個更值得我們追求的理想,而這個理想必須得到合理證成。

公共證成是政治哲學追求的理想。它不僅希望這個理想存在於學術社群,也希望實現於公民社會。政治哲學理應是一種公共哲學,即平等的公民在公共領域就公共議題進行嚴謹的道德討論的活動。但要實現這個理想,既需要制度條件,也需要公民素養。例如我們必須在制度上,確保每個公民能夠以自由平等的身份且免於恐懼地自由討論,而在參與過程中,公民要學會聆聽他人和寬容異見,還要學會使用公共理由來進行有效的溝通對話。這些在今天的中國,極為迫切卻又極為欠缺。

為什麼公共證成如此重要?因為這是政治哲學的基本使命。面對各種各樣的價值衝突,林林總總的利益要求,以及彼此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政治哲學有責任通過嚴謹的道德論證,找出最合理、最公正的政治原則,並以此規範公平的社會合作。其次,通過公共證成,公民才有機會就各種重要的政治議題達致反思性認可,從而使得公共權力的行使具有正當性。最後,公共證成體現了一種公共生活的理想: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一起,就大家關心的議題,以公開說理的方式,尋求互相理解、解決分歧及實現正義。但要實現這個理想,必須要有很好的制度安排,包括充份的思想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以及充分的供理性討論的平台。從以上討論可見,從討論的議題到討論的方式再到討論的對象以及討論所望達成的效果而言,政治哲學都是一種實踐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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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自我理解和公共證成的基礎上,政治哲學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致力想像和呈現人類集體生活的其他可能性。另類想像和前兩者雖然有關,但同時有根本的不同,因為既然稱之為另類想像,自然和當下的政治傳統和政治實踐有極大的差異,甚至往往被時人視為異端,因此它往往不是在社群中已經得到廣泛認同的自我理解,同時也很難在當下的社會達到普遍的反思性認可。

讀者或會問,為什麼政治哲學要努力思考另類的政治可能性呢?因為這些可能性一旦被呈現,往往會改變我們原來習以為常的看世界的方式,因此能產生一種解放的效果,即將人們從既有的某些根深蒂固的習見偏見中釋放出來,不再受它們束縛。因此,另類可能性往往是見時人所未見,思時人所未思,並為我們提供一個新的角度去想像政治道德。這意味著,政治哲學不應只忙於在不同的既有觀點中尋找共識或建立底線,也不應只忙著回應現實政治的種種問題,因為這會局限它的視野。當然,這些另類可能性可能是錯的,可能過於烏托邦,也可能過於離經叛道而被人嗤之以鼻。當然有這樣的可能。但政治哲學如果沒有這樣的自我期許,又或我們的社會不鼓勵這樣的嘗試,借用穆勒在《論自由》的說法,我們的社會就很難有創造性,就會變得平庸,也就很難有道德進步。

以上所說或許有點抽象。讓我舉幾個例子。例如在自由主義傳統中,當洛克公開聲稱君權不應神授,而應得到人民同意時,真是石破天驚之舉。這個可能性一旦被呈現,整個現代政治便宣佈告別神權政治,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又例如穆勒讓我們看到即使在一個自由社會,大多數人仍然有可能用群眾輿論去壓制社會中少數特立獨行的個體,從而令我們意識到個性(individuality)對個人幸福和社會進步的重要。 又例如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教我們見到,一個真正公平的社會合作,人與人之間必須共同分擔彼此的命運,並致力將自然能力和家庭出身對財富所得的影響減到最低。 這些哲學家之所以能見到這些可能性,固然和他們思想的原創性有關,但同時離不開他們所在的學術傳統,也離不開他們生活的時代。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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