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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罷工的歷史意義

2019/8/3 — 16:46

8月2日公務員集會

8月2日公務員集會

如今,香港的反抗運動又走到十字路口。一場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早已遠遠超出它最初的訴求,真正的歷史意涵在於百萬示威者把它演變為一場致力於徹底改變政經結構的民主運動。由於它帶著暴風驟雨性的群眾運動性質,不單讓政權一時出手無策,讓港府失去有效管治,讓廣大學生、打工仔女、中產市民緊緊地團結起來。從歷史長河來看,它的本質是一場反專制的「全民民主運動」,起承轉合地承擔起改變香港社會的歷史使命。

由不合作運動開始,很多運動參與者開始呼籲發起全港大罷工,通過癱瘓經濟運作來對抗林鄭暴政,這可能是運動破局的關鍵一步,但是也將是十分艱難的一步。而在開始大罷工之前,我們嘗試對政治性罷工進行更加深入的理解:為什麼要發起一場政治性罷工?政治性罷工與街頭運動有什麼分別?罷工與民主運動有什麼關係?我們思考這些問題,希望能拓寬大家對於當下這場運動的想像。

政治性罷工的戰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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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認為,罷工只是工人爭取自身勞動權益的經濟鬥爭,因此將社運與工運分開談論。又有人認為香港當下的社會條件不適於搞大罷工,示威者反抗的對象是政治權威,沒有劍指政治力量背後的政經關係,也就是說,過去天天喊的官商勾結,當下卻只反警察和反官府,不反它背後的真正 「黑勢力」, 和揭露這個專制政府到底代表誰的利益。

我們知道,罷工絕不是一場剝離了政治因素的純經濟鬥爭,罷工中的經濟因素和政治因素是無法分開的,正如羅莎盧森堡所言,絕大多數的罷工都會由與資方的經濟衝突發展成為政治性的示威運動,而政治鬥爭又會讓工人擺脫死氣沉沉的冷漠狀態,激發出暴風驟雨般的經濟鬥爭。在歷史上,大罷工是推動社會整體變革的重要推動力,我們能列舉出許多由罷工所領導的民主運動,例如 19 世紀英國市民和工人爭取普選權的憲章運動,1905 年俄國工人反抗沙皇獨裁暴政的罷工風潮,和 1980 年代的波蘭爭取民主化的團結工會運動。而在 1970-80 年代的南韓、南非和巴西等新興工業國家的民主化經驗更是表明,工運與社運的緊密聯盟是專制政權讓步、開放民主選舉的必要條件,這就是著名的「社運工會主義」(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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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能夠具有威懾力的邏輯與佔領運動相同,都是癱瘓現有秩序,也就是通過停止現有統治秩序的正常運轉來迫使統治者做出妥協和讓步,只不過後者是癱瘓公共設施,前者是癱瘓生產。與佔領運動相比,罷工有著更為強大的威懾力,一場全城響應的大罷工足以迸發出癱瘓整個社會運作的巨大能量,試想一下,如果港鐵和巴士罷工一天,整個香港的交通陷入癱瘓,將會對當局造成多大的衝擊?須知香港的統治者,不僅是林鄭當局和其背後的中央政府,更是香港的大財團,也就是香港的大地產商、大金融家以及藉助香港股市走向國際市場的內地資本。中共倚重他們來管治香港,特區政府更是鞍前馬後為他們的政治經濟利益服務,他們自然是威權體制的支持者。當前遊行示威和佔領運動難見成效,正是因為沒有觸動這些大財團的利益。而如果各行各業的打工仔女一齊罷工,造成香港經濟癱瘓,股市樓市動蕩,這些大財團必定會向林鄭當局施壓,港府豈能不急?因此罷工這種阻礙生產的威懾性抗爭,其實要比遊行示威、佔領運動更為有力,具有改變香港當下政局的潛力,更能產生民主的理想制度。

同時,罷工還能為運動開拓新的鬥爭空間,動員新的鬥爭力量。罷工不僅僅意味著不上工,更是喚醒基層市民政治意識、讓打工仔女充權的絕佳良機。須知由於香港的貧富差距懸殊,香港有大量的民眾掙扎在貧困的邊緣,他們工資低、工時長,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根本無暇思考民主運動與自身福祉的關係,更沒有氣力來參與轟轟烈烈的街頭運動,這是他們一直以來政治冷漠、容易被當權者欺騙和分化的原因。一場政治性罷工將給他們以參與群眾集會、接受政治啟蒙的時間,同時罷工本身也是讓廣泛基層市民鍛煉政治參與的機會,這將是香港工人群眾走向政治覺醒的革命性的一步。

沒有民主,何來民生?

這次反抗運動能够動員起廣大香港市民參與的深層原因是整個社會瀰漫的脆弱感和危機感,是對政府的極度不信任和對未來生活的空前絕望,這在運動中幾位自殺義士的遺書中體現得格外明顯。香港社會的根本矛盾,是大財團對民眾的盤剝,是地產霸權帶來的無處安居,是自由市場帶來的老無所依,是社會中下層向上流動空間的嚴重萎縮,是財團壟斷政權帶來的變革無門。在這樣的政治經濟結構中,香港龐大的中產階層和工人群眾備受盤剝,香港的年輕人看不到未來的出路。香港問題的出路,在於徹底改變香港的政治經濟結構,而絕不是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新聞發言人所說的「發展」和「民生」這枚「解決香港問題的金鑰匙」,因為不對香港的政治經濟結構進行根本的變革,香港的「發展」將註定只是少數大財團的大發橫財,香港的民生也絕無法解决。香港的確存在深層次的民生矛盾,而這個矛盾,只有通過一場全民參與的民主運動才能實現,也是說,手裏毫無生產工具和社會資源的普羅大眾來講, 逼迫「癱瘓秩序」、「侵害僱主權利」的罷工,是他們迫使政府談判或讓步的最後也是唯一武器。

沒有民生,安有民主?

然而,當這場運動成為「全民民主運動」,特別是當群眾罷工成為運動當下的策略轉向,另外一個問題也就浮出水面,對運動的未來提出了重大挑戰:這場民主運動究竟要不要處理基層市民的社會經濟問題?這個問題將決定這場運動獲得基層大眾的支援力度。實際上,過去的香港民主運動一向以反共、民主選舉作為動員的策略,對於隱藏於政權背後的政經結構和利益集團很少觸動,對影響民眾生活的經濟問題更很少提出解決方案和抗爭策略,因而,也就失去了基層大眾的有力支援。須知,當下的罷工運動,絕非一日示威就能讓敵人妥協讓步,我們必須做好進行曠日持久的鬥爭運動的準備,這意味著對於基層大眾的持續動員至關重要。

當下的香港民主運動要想真正取得成功,必須從選舉民主等自束手腳的框框裏面解放出來,構想更進步、更能面向基層經濟民主的社會運動,讓一場曠日持久的「時代革命」出現了新的內涵,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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