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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選之後.3】公屋民意攻防戰:當「民協模式」遇上大政治年代

2018/4/4 — 22:11

這天早上,楊彧議員辦事處內人頭湧湧,一副流感高峰期的診所模樣,楊一邊見街坊,門外又有人在輪候。

這天早上,楊彧議員辦事處內人頭湧湧,一副流感高峰期的診所模樣,楊一邊見街坊,門外又有人在輪候。

楊彧議員辦事處位於海麗邨海禧樓地下。這天早上,辦事處內人頭湧湧,一副流感高峰期的診所模樣。

「Photocopy?」南亞裔少女走進來,要影印身份證,楊彧親手替她印。印完了,又有一名中年漢進來,想問郵局地址,「搬咗上去蘇屋啊!」楊彧答。同一時間,婦女拿著智能電話步入,「唔好意思我有電話都唔識用」,楊彧二話不說,幫她發微信訊息。半分鐘後,一個婆婆與楊彧打招呼,原來她看不明白銀行單據,要請教議員,「佢好幫得手呀!」婆婆跟記者說著這話的時候,楊彧在辦事處另一角處理一班長者的旅行團報名事宜,「機場巴士最早幾點?」一位「老友記」問道,楊彧馬上上網查,「五點有一班車!」

以上事件全部在十分鐘內發生。這是楊彧議事辦事處的常態。「助理放咗假,所以再忙一點。」他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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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講做區的層面,一定唔會講政治。」荔枝角南區議員、民協副主席楊彧概括自己的策略:「盡量塑造一個勤力、專業的形象,要答到人哋問題。不可以支吾以對,讓人感覺唔 confirm。」他又形容,有別於私樓做法,在公屋區搞地區工作,最重要是令街坊看得見你的存在。

他的辦事處有兩道門,一面朝向邨內,一面通往商場方向。楊彧坐近一側門口,在辦事處老遠也看得見他在工作。每當有街坊走近,他就會大聲打招呼:「全哥,搵我咩事?」又會不時望向議事處另一門口,確保沒有錯過每個想來求助的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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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街坊搵唔到我,可能就會走過對面。」他指指門外,果然民建聯辦事處就在三十米外。「佢哋(街坊)唔會話,要民協先搵,民建聯唔搵,只有好少數係咁。當然,好多街坊都會揀咗嚟呢邊先…」這時候,又有一個女士走進辦事處找楊彧:「我搵十次都唔見你…」

「…係喇,就是這種講法。」楊彧微笑,跟記者輕聲說。

楊彧

楊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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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選之後,又是時候做「地區工作」

姚松炎敗選後,各界四出尋找敗因。經過一段時間討論,逐漸形成一些共識。其中不少學者事後引用數據指出,姚松炎今次乃敗在「公屋現象」,如蔡子強與陳雋文在《明報》撰文,指姚在「公屋區」失票幅度(與2016年換屆選舉非建制得票相比)達 12.06 個百分點,遠較在私樓(7.71 個百分點)及大型中產屋苑區(4.2 個百分點)嚴重。

「從中可見原先投票給民主派的選民,當中公屋街坊比起中產更難接受姚松炎,而較多沒有在今次補選投他一票。這符合基層比中產更看重地區工作及傳統選舉工程的推斷。」

公屋選民為何抗拒姚松炎?有一種說法是,他們抗拒的不止是姚松炎,更是大政治本身。在姚松炎補選失票幅度最大的「南山、大坑東及大坑西」選區,當區區議員譚國僑選後便形容,基層地區街坊的政治意識形態不那麼「非黑即白」,民主派在是次補選中主打的「反 DQ 牌」根本不是他們所關注。

更令人擔心的是,下一次補選如果由劉小麗出戰,情況基本上也差不多。今次已經失效的「反DQ 牌」,下次只會更加沒用,甚至帶來反效果。

那怎麼辦?坊間不少人都拋出答案:地區工作。如 3 月 15 日《明報》社論便以《政治口號難代深耕 打好選戰須「揼石仔」》為題,大談「地區工作」的重要:

立法會補選民主派受挫,崖岸自高、不夠團結、看不起地區工作,成為致命傷。…不少非建制派新一代參政者以為,只要穩站道德高地,打好網絡宣傳戰,選票便可手到拿來,有些人甚至對傳統泛民所倚重的地區工作嗤之以鼻,殊不知挨家挨戶面對面接觸市民,才是真正最有效的拉票方法。…打贏選戰從來沒有捷徑,必須深耕細作,光靠政治口號,長遠難成大事。

事實上,多年來每次民主派在選舉敗陣,坊間都有人大力提醒:是時候改變了,要做好地區工作。例如 2007 年區選,泛民慘敗,蔡子強撰文斥四年前乘「七一效應」當選的何秀蘭等人「沒有足夠準備去揹上地區工作的重擔」:

他們當中有些人,譏諷傳統民主派只曉得搞些蛇齋宴、旅行、通渠等瑣碎地區工作,聲稱自己反過來卻要做一些高層次的民主播種工作,提升選民的水平和視野。其中的表表者,莫如是「公民起動」和何秀蘭。但4年後,這些「民主理念派」、「民主農夫派」,相對那些「民主實幹派」、「地區工作派」,究竟又做了些什麼出來呢﹖

— 蔡子強《泛民 20 年來最大敗仗》,明報,2007 年 11 月 22 日

十年過去,這批評似乎仍然有效,邏輯也不難理解:只要努力「揼石仔」,做好地區工作,務實耕作,便可爭取市民信任,獲得選票。

這說法,究竟有沒有漏洞?「民協」可能是個不錯的觀察切入點。

這個成立於 1986 年、全名為「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的政黨 [1],以「促進民主,改善民生」為使命,一直立足基層,於地區深耕,並在區議會選舉多次取得好成績。而在外界眼中,「地區工作」正是民協過去三十年在香港政壇站穩陣腳的關鍵。

然而,隨著近年香港社會趨向政治化,大政治議題不住湧現,「民協模式」(又或傳統泛民)地區工作雖能夠在區議會選舉層面動員街坊支持,但亦有人認為它有它的局限性 — 並已在今次補選中呈現。

大家太強調地區工作,但好少理會它的限制,就是會『去政治化』。」2016 年立法會選舉曾替譚國僑助選、今年參與了部分馮檢基初選選舉工程的前民協職員梁俊彥如此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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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東少年的故事

故事回到 1976 年,「民協模式」之初。那時候,距離民協成立還有十年之遠。一個廿三歲、當時任職於社區組織協會的少年,初踏入大坑東徙置區,準備開展重建組織工作。

他叫馮檢基。

走入大坑東,少年馮檢基要面對一個問題:如何有效組織這班街坊?他想起了中學時代做中文學會主席的點子:「一班一代表」。當年為了壯大中文學會的聲勢,他從每班選出一名班代表,專責學會的宣傳及動員,使現有會員知悉學會活動,又吸引其他同學投身參與。結果頗為成功。於是他重施故技,當時大坑東徙置區有十四座公屋,他在每一座都召開一次居民會,搜集意見,同時招募願意幫忙的義工及代表,使「整個社區有了一個有效的上下聯通的溝通網絡」。

每個周末,他都召集兩座樓的居民在社區附近的交匯處開會,收集有關重建的建議。情況好的時候有近百人參加,你一言我一語,七嘴八舌;壞的時候參加者只有不足十人,但個個熱心,後來便成為了各座大廈的代表,並每月舉行月會,討論居住環境的問題:走廊燈罩的積塵、垃圾的惡臭、廁所的骯髒、浴室的破舊……人人高談闊論。

有意見,就要爭取改變。多輪討論後,馮檢基及街坊代表向政府當局呈上正式建議書,詳細描繪大坑東的社區問題、重建理由,以及原區安置、合理租金等具體的要求。經過連番抗爭之後,房屋委員會最終答允居民大部分訴求。

這一役,也奠定了馮檢基對組織街坊,以至地區工作的看法。[2]

SOCO時期的馮檢基(左一),右一為大坑東街坊王桂雲(圖片來源:《逆轉人生》截圖)

SOCO時期的馮檢基(左一),右一為大坑東街坊王桂雲(圖片來源:《逆轉人生》截圖)

「佢以前成日同我哋講呢啲故仔。」深水埗幸福區議員鄒穎恒回憶。

鄒穎恒 2013 年加入民協 [3],在麗安邨辦事處工作,當區(麗閣)時任區議員正是馮檢基。「佢真係親民,唔會當你係職員仔,會問 Zoe(鄒之洋名)你有咩諗法。佢知你新嚟,但會話後生仔比啲意見佢,仲真係會去諗。」她稱馮檢基為自己從政路上的「師父」,對「做區」的理解,自然承襲至對方那一套。

「民協都是這樣教新人,希望派嘢還派嘢,做服務還做服務,都要有返初衷同理念。」

所謂「初衷」,就是實踐有關「民主」的教育。鄒穎恒畢業自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大學期間參與過多場社會運動,想法偏向左翼,認為要改變社會,可以先由社區入手 — 先做社區層面的教育,令一般街坊有公民意志,願意實踐參與社區,再慢慢地推動整個社會制度的進步。

作為社會公民,我認為大家需要為自己發聲,一齊建立民主,我選擇的道路是加入民協,希望從事社區工作,和各位街坊一齊建立一個民主的社區,實行一些民主教育,大家體現民主後,再將民主推動到社會層面,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2015年鄒穎恒民協宣傳片)

這也是馮檢基多年信念。2017 年底,他參與民主派初選,就以「民主運動的中場」作自我定位:「做民主運動,就好像一場波…既有人進攻,也要有人做中場組織,將足夠的材料輸送到前面,還要確保後面穩陣,意思是支持者要愈來愈增加,更多人支持民主運動。」

馮檢基當時形容,民協在九龍西不少屋邨多年來每月舉行「長者會」、「居民會」,有時傾閒計,「但每次也會講一些社會權利與義務的東西,例如最近就講民主派反對議事規則,出嚟瞓(留守),在議會衝,為乜呢?我們就是做這些在中場輸送支持者的工作。」

鄒穎恒強調,師父馮檢基是身體力行做地區民主教育的人:「佢唔分你係咩人,是基層街坊、還是中產的,佢都本著一種心態,希望同你傾到計。即使個街坊鬧到佢七彩,佢會嬲,都會盡量理解點解對方會咁。」

組織街坊,灌輸、教育、啟蒙,爭取大改變……這套源於「少年馮檢基」的社區組織方法,可說是「民協模式」的精粹所在。事實上,這也是「民主」與「民生」銜接點 — 若沒有「民主教育」,傳播「民主理念」,單純派發福利、接個案、跟議題,這樣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地區工作」,其實可能沒太大分別。

問題是:如果「民主教育」做得到,「反 DQ」不會成為補選後許多人(包括譚國僑)口中的離地概念。過程中,明顯出了問題。

今時今日,基哥的理想實行起來,究竟有什麼困難?

民協居民會情況(圖片來源:民協深水埗團隊fb)

民協居民會情況(圖片來源:民協深水埗團隊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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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攻防戰:消毒快過教育

鄒穎恒任區議員的「幸福」選區,選民來自不同屋苑,有公屋(幸福邨、長沙灣邨)、居屋(幸俊苑),也有私人樓宇(碧海藍天、星匯居)。今次九龍西補選,她落力為姚松炎助選,但即使在一個選區裡面,迴響也有極大分別。

在私樓區助選,打著「反 DQ」旗號,大講政治形態,可謂順理成章:「我會講多啲背景,點解會有今次補選。」反應普遍不俗,「大家都知佢慘,唔應該被人 DQ」;但回到幸福邨附近,情況可不一樣,鄒穎恒憶述,不知聽過多少次街坊把同一句話掛在口邊:「唔搞事點會被人取消資格呢!」

她想起多年前一次經歷。

當時初初落區,不太熟悉社區運作,某次臨近七一,鄒穎恒熱血地在邨內街站嗌咪:「希望大家都會出嚟遊行!」結果有個鄰邨的藍絲街坊走過來,怒氣沖沖地揍了她一下。報警拉人後,她才如夢初醒:所謂「地區民主教育」不是這樣做的;要街坊願意接收政治訊息,首先你要付出時間,與對方建立關係。他信得過你,才會信你口中所講的話。

所以,此後她沿用馮檢基及民協的做法,平日經常與街坊聊天,落力接case、做服務,過時過節派小禮物,並嘗試在過程中滲入一些政治訊息 — 例如派糉時附上有關爭取全民退保的單張;量血壓時閒聊政府施政有何失誤;定期辦居民會議,近年更試行「圓桌會議」的模式,「唔好淨係我講你聽,而係我拋一個題目出來,例如醫療券,大家討論下先。」就算未能達成共識,起碼也培養起街坊論政的習慣。

如今每次居民會議,都有二、三十人出席,反應不俗。如果大方向一致,她會與街坊一起寫信予政府部門繼續爭取,或者向區議會遞交倡議文件,推動街坊由身邊小事開始,改變社會制度。

聽起來還不錯,但鄒穎恒承認,這套馮檢基及民協推崇的地區教育手法有其限制:不能過於「政治」。

鄒穎恒

鄒穎恒

與街坊切身相關的議題,如全民退保、房屋政策,這些當然可以討論;但原來「一地兩檢」已經太深,不是個個聽得明,而且面對官方的「交通方便」論述,也不能用純政治的語言來解說;至於政治味再濃厚一點的議事規則修訂、DQ 事件,街坊要麼難以理解,要麼直接抗拒,大會不會提,頂多可以私下談幾句。

換句話說,馮檢基所講的「中場論」,什麼長者會會傾「議事規則修訂」,今天在現實上根本行不通。

甚至即使私下肉緊地游說街坊,也不代表會成功。今次補選,鄒穎恒遇見一個街坊,幾個月前她曾向對方解釋,政府 DQ 議員為何不公義,為何是輸打贏要,對方當時恍然大悟:「原來政府咁衰。」豈料今次選舉,當她為姚松炎助選,該名街坊竟說:「佢唔搞事咪無事囉!」

「唉,我暈喇…」她苦笑說。「有時會心灰,點解剛剛教完你,咁快就唔記得咗。對方的消毒往往快過你的教育。要去毀滅一樣嘢,往往容易過建立一樣嘢嘛。」

這正是泛民地區工作者的最大挑戰。鄒穎恒形容,隨著建制派近年在公屋區大打物資攻勢,許多街坊變得愈來愈犬儒,不再期望地區工作者改善社區環境,只指望對方多些派發福利:「『你們議員攞哂納稅人的錢,一定係比返我哋啦!』對家就係嘗試將選民變成這樣的人。」

換句話說,公屋區就如一個民意的戰場:這邊廂民主派地區工作者嘗試運用地區工作,連結街坊,溫柔而間接地輸送政治訊息,希望邨民認同其民主信念;那邊廂建制派動用輿論機器,將「被DQ」與「搞事」畫上等號,再使出資源攻勢,令街坊變得犬儒、福利主導。

「馮檢基模式」(或「民協模式」)看似理想,但時移世易,而且教育始終需時。此消彼長下,民意已逐漸倒向建制一方。

咁點算好?

姚松炎敗選後,鄒穎恒與拍檔為其謝票。(圖片來源:鄒穎恒 Zoe Chow facebook )

姚松炎敗選後,鄒穎恒與拍檔為其謝票。(圖片來源:鄒穎恒 Zoe Chow facebo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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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講的政治

「純粹講做區的層面,一定唔會講政治。」

海麗邨距離幸福邨只有十分鐘路程,當區(荔枝角南)區議員是民協副主席楊彧。2015 年區選,他取得 3,477 票高票當選,為民協眾候選人之冠。

他解釋自己的做區方式承襲自上任區議員、社工黃志勇:盡量讓街坊留意到你的存在,迎合對方的需要,更要塑造勤力、專業的形象,努力跟進個案,緊貼社區議題,比建制派早一步留意街坊有何需要,盡快向政府爭取。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盡量別談政治。就算講,也切記要加一張名叫「民生」的包裝紙。

這策略源於他對區內政治形勢的判斷。楊彧拿出一張紙,畫了個長方形,再間了兩條直線,分割成左、中、右三份:「一個區有三成藍,三成黃。所以你放個『泛民區選聯盟』,一定至少有三成票。」但他強調,別忘記兩者之間還有四成人。

「他們唔睇政治立場,而係睇你做嘢的成績。甚至自問中立,『政治污糟嘢唔關我事』,只睇你勤唔勤力、對你第一眼的感覺,是親切定面目可憎。」

基於這個判斷,他認為在社區談政治會「失票」,並不明智。「你箍實呢班人(泛民支持者)的票之嘛,但其實佢係咪都會投你。不過中間的票就會流失。佢話唔講政治嘛。」除非這些政治議題,能用「民生」包裝,像或出戰下次補選的劉小麗,「佢相對會好啲,會講全民退保,講墟市,這些是民生。」至於姚松炎,由於主打「反 DQ」牌,楊彧眼中「是切切實實的政治 issue」,難以用民生包裝,亦深信黃藍之間的屋邨居民因而反感,導致落敗。

有人或認為,政黨不應單為選票而運作。楊彧則坦言自己比較實際、「無咁理想主義」:「選舉都未贏就話要在地區播放民主的種子,唔好咁天真。…攞到位(議席)你有話語權,講乜都得。如果區議會過半數的話,在區議會整反對一地兩檢議案,絕對無問題。但區議會都攞唔到,你在區入面反對一地兩檢,即係食…乜啦!」

所以回到基本步,如何贏得議席?楊彧主張的,是在影印、解答疑難等連串生活瑣事中,讓街坊看到你的存在,建立關係,取得信任,繼而潛移默化,支持你本人,以至你背後的信念。

「唔係話每個月(在居民會)講一次民主議題,就是地區教育。」

楊彧承認,這種推動民主的方法,進度有時非常緩慢。他舉馮檢基及譚國僑當年深耕的「大坑東邨」為例,「這個區(居民)學歷雖然不是最高,但公民意識在深水埗區數一數二…唔會咁易受蛇齋餅糭影響,識得分辨是非,我們不需講政府點樣橫蠻無理,他們自己已懂得分析。呢樣嘢,要民協在這裡做了三十年,而且馮檢基在那裡出身,先可以咁。」

「唔好寄望做四年區議員,就可以為個區,為居民帶來什麼改變。…唯有每日從生活講多少少,譬如派四千蚊,就借題發揮,用一些關佢哋事的東西,慢慢幫佢諗。如果他們是白紙,就慢慢畀啲顏色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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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麗工運:另一種可能

什麼是政治?當楊彧明言在區內「一定不講政治」,他的辦事處卻是數月前海麗工潮的起點。

今日,議事辦事處門外,掛了一幅畫,上面是四個清潔工,並寫上「撐清潔工友!」

如果海麗街坊是一張張白紙,那次工運帶來的,正是千載難逢的上色時機。

罷工第二天,楊彧便聯同清潔工友在海麗邨商場外派單張,解釋事件來龍去脈,希望街坊體諒。

結果反應頗為正面,只因罷工看似激進,但至少有包裝的空間:「當然唔係話呢個係『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對立』,而係清潔阿姐咁辛苦在海麗工作咁多年,連這樣的薪水、遣散費你班資方、承辦商都要剋扣,拿不回血汗錢,真係好慘喎。」

這場引起全港關注的社區工運,楊彧最樂見的,是當區街坊對罷工行動的支持:不少人捐款,甚至以實質行動聲援不少同為海麗邨居民的清潔工友 — 即使行動可能短暫影響自己的日常生活。

「有些街坊覺得做得好,件事圓滿結束。他們慢慢會覺得,罷工都唔係想像中咁激進啫,少少被影響到都值得。」

置身大政治年代,加上建制步步進逼,民主派地區工作者的路無疑愈來愈難行,該如何做「地區工作」才真正無負「民主」之名,答案莫衷一是。少談政治的傳統「民協模式」備受挑戰,路在何方?

海麗工運多少讓人窺見另一種「政治化」的可能。

「平日風平浪靜,你好難直接講:政府好唔民主喎,好無理DQ人,太說教式。」楊彧有此感悟:「不是靠你平日演說、長篇大論;他們那一輩,都要靠一些行動、拮到肉的議題,你為他爭取,才可以令他進步。」這也就是社區民主教育。

「今次居民好有進步喎,清潔工友都好大進步喎!」

海麗邨外判清潔工人

海麗邨外判清潔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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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民協到 1997 年才正式轉型為政黨。

[2] 大坑東故事摘自馮檢基自傳《逆轉人生》

[3] 2017 年初,鄒穎恒從民協退黨。今年 1 月,她正式轉投民主黨,現與鄰區區議員袁海文經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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