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斬人、濫權、虐老 — 平時的香港藏著了甚麼?

2019/8/20 — 19:29

林卓廷今日(20 日)公佈了一名老人受黑警(性)虐待的消息。虐待發生在北區醫院,竟然有片斷正。據報老人在上水醉酒與人爭執,其後被指襲警被補,兩名軍裝警就在急症室獨立病房施暴。細節非常可怕,在此不贅;同一日深夜,將軍澳「連儂牆」有中年人斬傷三名老人,其中一個危殆傷者還是《信報》記者。

這些事當然給人「沒完沒了」的感覺。8.18 遊行「無事無幹」完結,本地溫和派和北京都各自解讀,但結論都可能是通向抗爭「好快完結」。

本地溫和派分幾種,有些認為無事無幹完成遊行,就能拿足分數,輿論就能做到「議題集中」,不會「被暴力事件搞到失焦」,證明了警察不干預,市民很和平;有些人則認為當日是「和理非」的場,其他人想留下,是不合作的奇怪份子;有些人則單純慶幸當日大家都能平安回家,不用再聞催淚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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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面則有認為是自己軍演「嚇怕了反對派」,或者反過來說的同一件事:示威者不衝擊其實證明警察也很和平。

這真是同一件事的各自表述,兩邊都有一兩天的時間認為,事情會逐漸平息。然而漸見頻密的斬人案,以及黑警被片段斷正的性虐私刑,證明事情一旦起頭,就好像一場大病,連同身體過去累積的東西一起發作,要了結並不是如此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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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病灶是甚麼?

那麼香港累積了甚麼毛病?警權是整個問題的一部份。香港警隊一直沒有治好,歷史深遠得驚人。這自然是我們小時候的「公民教育」或香港本地簡史所不願宣揚的。我們的病灶就是我們的神話。其中一個神話,警隊在警廉衝突、廉政公署執正之後,已經被改正。

這實在只是一個類似「習近平很偉大」的神話。連同廉署本身,大概也是一種幻覺令所有人確信,政治已經被平息,大家可以回到日常繼續安心生產。

1966 年天星小輪加價,搞到九龍騷亂,青年盧麒絕食和參加,後被捕。事後港英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盧麒大爆自己被屈打成招、警察迫令作假證供、製造葉鍚恩是幕後黑手的結論,諸如此類。後來港英政府有一系列結論和措施,但明顯沒有動警隊。六六騷動之後香港進入了一連串的社會運動,警察就像今日一樣擔當鎮壓民眾和確保「政權安全」的工具,備受恩寵,或者說是濫權這些小問題,自然不需要太在乎。

翌年就發生長達大半年的六七暴動,到七七年的警廉衝突,中間是 10 年,大概是堪稱警隊食大茶飯的黃金歲月。後來廉政公署成立,警隊仍然負嵎頑抗得很成功:警察衝入廉署打人,還得到特赦。強硬派廉政專員姬達最終於 1978 年 7 月黯然離職,可見歷史神話中的「警權已被剋制」,大概只是一種事後的粉飾太平。就好像很多人以為文革之後,中共已經去共,共產主義也只是虛有其表,但沒人想到習近平上台之後,可以將一系列共產主義和毛式做法帶回現代。歷史總是可以倒退的。

避秦神話

另一個神話:香港是一個本質「反共/恐共」的社會。事情自然有另一面,這涉及近年乃至 6 月以來「藍絲自發打人」的現象。

香港當然有一大批因為逃避「中共暴政」而南逃避秦的人口。以前我會在遊行現場看見類似的標語:「我們的上一代為逃避共產黨而來,請不要讓我們的下一代重回魔掌」。但事實上在我個人成長的圈子中,又會看見非常不一樣的人。例如有不少長輩並非逃避政治動亂而來,而是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這些人當中,有些人對中國是誠惶誠恐,內心厭惡,但亦更恐懼,所以在香港,特別是 97 之後,也不會太過參與政治,而是順世地活著;

另外一些則對中國沒有太多反感,只是厭惡其經濟落後而已。中國經濟好轉和上升之後,愛國之情即油然而生矣,內心轉過一圈之後又回歸了。當我接觸得他們越多,我就越覺得香港很大,很複雜,所謂主流社會又有多主流,真的難以估量。

如果將市面上的藍絲都視為「收錢做嘢」,其實只是藍絲批評黃絲收錢遊行一樣,看不到它背後的社會基礎。愛中者的社會基礎,似乎一直很穩固。因為香港不是新加坡,港英沒有清剿過去,想推行自治民主又被中國強烈反對,於是只能弄個半套的現代化,希望香港人可以「對本地產生歸屬感」,不要太過捲入國共的鬥爭。但大多數人傳承自 1911 年之後的中華民族身份認同,還是任其自流,於是來自過去的好處(前現代的傳統)和毒素一併遺留。

包括我們在示威現場看到的窮兇極惡的,拿刀斬人的,真心無法忍受其他人高呼各種主張的 — 所謂的「文革/六七暴動一代」,接受了一種潛藏的意識形態,而受到積極不干預的包容。也就是在這個夏天,我才發現平時街上那些穿 T-Shirt 短褲踢拖的中老年人,其實一被號召起來,就會成為「落街殺曱甴」的暴徒,顯露出平時所沒有的鬥性。這不禁令人想到,究竟香港社會是否我在民主/自由派媒體上看到的那樣「崇尚自由」?

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本地自由,其實是很消極的自由。它容忍善良和邪惡共存,容許非暴力和暴力共存,甚至連「不包容」都包容了。過去的政府,大概就是將人禁制在不作亂、不發作的消極狀態就算了,沒有真正做過甚麼移風易俗的工程。政治忠誠自然是談不上的。「崇尚自由,經濟放任」的香港式古典社會,長期被視為典範,而當中的菁英,也因為上了神檯而自以為是,令我們真的以為香港就真那麼衣冠楚楚。

其實不是。這裡有大量的天然對立者,他們不打算包容,過去的無聲只是因為沒有機會和實力。而且他們依連著境外的殖民勢力。而社會賢達多年來談論的非暴力、教化主義,只因為兩個階層根本過去從未接觸,前者才將事情想得談得那麼容易。當你看過斬見骨的傷口,你才會發現歷史有待癒合的鴻溝。

香港繼承的還是一個難民社會的結構。所以長期流行的所謂「法治」,也不過是有法可依,不犯法的那一種而已。至於自由,我們的自由往往是由逃避而得到的自由,但這只是上世紀出現的孤例,碰巧有得逃,碰巧有人收留。但在大多數時地,逃到最尾,都是要面對。自由總是是從堅守自己,擊退外來干預而來。逃避而獲得的只是喘息,而不是恆久的自由。就好像 8.18 沒有射催淚彈,是因為北京和警察也想降溫,說難聽點是當權者恩賜,如果香港人當是自己成功爭取,是自欺欺人的。

半途出家,能夠道成肉身?

「本地歸屬感」雖然發源於自主意識,但長久而言都是在初始階段。在更長的時間維度下,自主意識往往是不進則退的。不幸地,香港因為在中國旁邊,錯過了非殖民浪潮,錯失了建立國族的時機。雖然與中國有官方的隔絕,走過了自己的一段路,但沒有國族機構(民族國家)的保護,國族意識只能隨風而蕩,最終還是且戰且走,陷於離散。

香港人的身份雖然在上世紀發芽了,但並不完全;這裡的公民社會,自然也不完整。與中國身份斷絕的自由化菁英和買辦,風雲際會,名成利就,而其後代及其孕養出來的高級社會,卻是金玉其外,無法道成肉身。

香港傳統的自由和繁榮,是英國殖民者的秩序遺留,半套的現代社會是麥理浩帶頭建設,而面對主權歸屬問題,上一代香港人態度消極,不是恐懼和走人,就是誤信民主回歸。香港值得驕傲的事情很多,但我們無法肯定當中的因綠,多少是別人,多少是自己。

至少市面上的「大人」在字裡行間和爭取民主政治實踐,都是習慣「不需要犧牲」。如果一個行動需要犧牲,他們就很容易判定事情是一個 universal bad,是要基於道德感和大局去喝止的。要他們理解犧牲本身就有意義,甚至可能是沒意義也要去做,不知為何很難,需要很長時間。這大概要回到公民社會的誕生歷史之中,才能理解。因為這裡從來不是我們著手建設的。好像開闢一條鐵道,香港人以為自己落手建設就是一切,歷史的敘事卻遺留了開山闢石、炸死山中蛇蟲鼠蟻、先住民迫害異族的骯髒和艱辛。香港社會的建立,當中有太多高層次的艱辛,由別人代勞了,這令香港人非常高潔(反送中抗爭表現出的副產品),但也異常天真。

如此才是普遍

由於上一代走錯了路,下一代毫無批判的承接,只會越走越偏。香港意識,大部份不是西媒所說的 ultra-nationalist(藍絲),就是後現代式的國族解構者 — 雖然身體很誠實希望要民主,但口裡卻對國族主義說不,更對於建立國族機構(一個民族國家的民主政府)有天然而狂烈的恐懼。2014 年的時候,雙學大台想說「命運自決」,也怕,很多人加入施力之下變成「命運自主」。

這一切矛盾,大概都是來自香港的不完整:不完整的現代化,不完整的自由民主主義,不完整的國族思想,不完整的公民社會。

《逃犯條例》修訂被簡化為「反送中」,這已經揭示出其國族主義的內在;而當下的香港人當然是在受害,不管是抽象的權利還是具體的人身安全,然而在極黑暗的時刻,我們不妨在悲觀中積極,視之為建立真正共同體所必須經歷的漫長苦痛。只有透過「補完」香港的政治共同體,我們才能實踐真正真實而不是虛擬的政治生活。

香港是英帝國殖民主義擴張之下的副產品,我們得到了很多,但我們的確是秩序的尾巴,這注定我們是不完整的罪人。我們必須變得更完整,我們必須惡補我們以往不擅長的東西。樹要生更高、領受更多的光明,它的根就必須更深入黑暗,甚至邪惡。

我不期望我們能夠一步登天,就由這裡開始好了:接受我們的寬容,不一定能換取對方的寬容;有一些人出來示威,預備犧牲,目標也不是為了完好無缺回家。這是我們無法再逃避的真實。這世界就是如此,如此才是普遍,一直孕養我們的無菌室是一個已經終結的例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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