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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權階層」阻礙香港發展

2017/8/3 — 15:15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立法會議員合照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立法會議員合照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公布了新一屆特區政府主要問責官員名單,市民對這份名單的反應一般。在回歸20年的權力再分配過程及近年政治風波中,市民對特區政府出現了明顯不信任,甚至出現在管治上極為不妙、互不相接的「平衡狀態」。市民認為特區政府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傾斜於中央人民政府,而不代表香港民眾的利益。因此,特區政府的官員不管姓甚名誰,市民也抱著一種「你有你管,我有我活」的心態。

市民不信任特區政府

這種情況在年輕市民中更為明顯,據政府統計署數據顯示,2016年20至25歲組別登記選民數上升24.9%。同期根據香港中大亞太青年研究中心2016年10月-11月所做的民意調查,65%受訪青年不滿特區政府表現,63%更表明不信任特區政府。有趣的是,這批受訪者尤其是剛滿20歲的年青人,大部份未接受過港英殖民管治,因此對政權的認識便只有「一國兩制」下的中央人民政府與特區政府,不存在戀殖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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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2017年6月20日公布港人身份認同最新民調。18至29歲受訪者自稱是中國人的比率僅有3.1%,比半年前進行的調查急跌10個百分點,跌至港大民研1997年展開調查以來的新低。如果對數據進行交叉分析,便可合理推斷出:由於特區政府在牢抓「管治權」的思想下,沒有通過開放部分「管理權」,與公民社會建構「香港命運共同體」,從根本上造成市民與特區政府的切割。當政府政策與市民期望出現落差時,市民在事不關已的情況下,對政府極易出現不負責任的否定,最後還會直指中央用人失策,得出否定「中國人」的結論。

「新特權階層」阻礙香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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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準確認識「管治權」與「管理權」的分別,從權力再分配的角度,重建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和「一國兩制」的信任成為新一屆特區政府的重要工作。特區政府在開局之先,為了保證長期繁榮穩定,刻意放任原始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回歸20年之後,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根深蒂固,成為新一屆政府變中求穩的最大障礙。我們若將特首選舉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名單與立法會傳統功能組別30個議席進行比較,便會發現其成員不但以「大亨」為主,更出現了28個界別完全重疊的情況,部分連選民基礎也是如出一轍,變相造成新一屆政府對部分既得利益者投鼠忌器。

香港最新基尼系數為0.539,不但是亞洲最高,亦創下了45年來的新高。貧富懸殊嚴重,其中兩個重要成因就是財富分配不均及工種多樣性不足。香港的營商環境高度傾斜於金融與地產,三任特首各項創造就業機會的政策倡議,大部分無疾而終,皆因傳統既得利益者阻撓。由於既得利益者不配合行政長官的工作,中央的挺港政策出現事倍功半的情況。

這批在回歸之後才出現的「新特權階層」,與廣大香港市民的群眾利益出現了根本性矛盾,而體制的建構又滋生「官商俱樂部」。市民不但得不到任何政治與經濟上的好處,還容易萌發一種「被剝奪感」,因而提出「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口號。

特區政府認受性不足

在「官商俱樂部」的運作之下,權力高度集中在少數人組成的「新特權階層」手上,導致政策考慮不周,成效不彰。市民既未能參與特區政府的決策,又未能從特區政府施政中感受到生活質量有所提升。對政府的「有感施政」日益減少,特區政府的認受性自然每況越下。

困擾勞資雙方多年的強積金問題是一個典型的案例。這項政策原意良好,但執行時由於政府假手於商界,又傾斜於財閥的利益,結果不但手續費高昂,而且回報率一直甚低,導致香港市民懷疑特區政府在安老方面的立場。加上對沖機制安排,強積金政策明顯傾向於僱主利益。以2014年對冲情況為例,平均對冲款額佔僱主供款的95%。越是需要退休保障和勞工保護的退休長者階層,實際上越得不到保障和保護,這從根本上違背了強積金立法的初衷。

此外,強積金的有效運作是基於個人賬戶,而且必須基於持續有效的工作人口。香港60歲以上的長者,在未來15年的自然增長速度超過新生兒自然出生率,同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傾向於彈性和遠程就業。在市民無法參與政策制定的情況下,就業面貌的巨大變化沒有得到特區政府的關注,導致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催生出政治上的不認同。

雖然只是冰山一角,上述案例卻說明,回歸20年來,特區政府沒有從制度上進行過任何權力和財富再分配。在沒有全面普選的情況下,特區政府的施政與普羅市民的利益完全割裂,直接沖擊了「一國兩制」,讓市民很難再信任體制內的制度。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競選時提出「與民共議」的施政概念,當選後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要為年輕人提供「議政、論政及參政」的空間。這些方向雖然好,但她現時只是開了一個沒有內容的題目。之後的關鍵是這些空間是否公平、公正、向全民開放,甚至在各區議會分區之下,容許小範圍、小規模的選舉,讓真正有代表性、有能力的有志之士,包括部分反對派,躋身體制之內。同時,要避免架床疊屋,例如新成立的隸屬政務司司長的「青年發展委員會」與隸屬特首的中央政策組,將會負責討論政府的政策或統籌項目的20至30位全職負責人,在層級不一,分工不清的情況下,極有可能造成政出多門及失焦的情況,市民便會再一次勾起特區政府是在「應酬問題」而非「解決問題」的回憶。當然,若這些新增委員會及相關權力,仍然沿襲港英時代由行政官員任命的舊模式,只會把權力繼續高度集中在「新特權階層」手上,這完全背離中央對特區政府按基本法「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的要求。

 

原刊於天大研究院,標題由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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