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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兩制

2018/3/6 — 13:01

2018中國「兩會」(中國政府網圖片)

2018中國「兩會」(中國政府網圖片)

【文:龍貓餅】

今屆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沒有了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及澳人治澳),只餘下一國兩制。

明顯的,高度自治已經不再。在全面管治權下高度自治的意義已經貶為表面仍然由香港人擔任政府的職位和處理與民生市政有關的事宜。但與政治相關的核心事務已經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中聯辦一把手操縱。既然如此,那中央為何還留下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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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好好醜醜中國在2047前還需要維持表面上的一國兩制,而且中國還是需要考慮其自身的經濟需要,加以利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但除履行承諾和經濟需要外,兩制對中國或許還是有政治價值的。中國處理兩制的基本態度與方針明顯已經與最初從英國接收一個奉行資本主義的城市時不一樣。一國兩制是中英兩同的共同產物,中國最初的基本態度是盡可能維持剛接手的制度。但現在擁有強大政治經濟實力的中國已經不再甘心只是運行一套與英國政府協議好的制度。中國更可能是要在香港的類西方社會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一個以大陸人為主導和執行的新兩制。這可能有點像當年所建立的深圳經濟特區,因深圳經濟特區對當年的中國也可以算是一種一國兩制。

新的兩制一方面是以香港特殊的經濟金融和法治制度為中國的經濟服務。而另一方面就是作為中國要去實驗各種具有中國特色,用以嘗試挑戰西方社會金融法治制度的各種不同政策和方案的實驗場。近年不少人包括筆者也認為香港是西方社會對抗中國政治體制外擴的前線,是東方的西柏林。但筆者現在認為在中國敢於在國際舞台上建立一套直接挑戰西方以民主自由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和秩序的背景下,香港實在有可能成為中國試驗各種挑戰西方政治社會制度的策略的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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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試驗的策劃與設計很自然是由國內人士負責,所以在這新的兩制中香港人並沒有特殊角色。即使在沒有任何特殊政治任務,與國內的融合和中國大量的資金的衝擊下,社會中各主要機構的高層將會漸漸由國內人士擔任,而因裙帶關係的原故,國內人士也可能會佔去不少中層管理的位置,這意味而香港人將要與國內人士直接競爭才能得到這些位置,香港人要有心理準備。筆者當年在研究院進修時的指導老師是海歸派,而我是他唯一的香港學生,其他同學都來自中國大陸。我可以算是在香港成為一位少數人士。當時的經歷其實並不好受,飽受欺負與歧視,吃盡苦頭。當時同學組織排斥,任何消息只讓國內同學知道,甚至陷害推卸責任。

這「俾人蝦」的經歷讓我體會到與一些來者不善的國內人士只能以加倍的努力與實力面對,也令筆者想起樂隊 “My Little Airport” 的作品《美麗新香港》中的一句 「命運要令我學識奮鬥」。新的兩制可能是一個沒有預算香港人在內,與香港人無關,只是國內人士自己把玩的兩制。香港人需要在各行各業有硬橋硬馬的真功夫,不能再有天真的幻想。

 

作者自我簡介:從事科學研究,卻不安本份,更關心社會政治,經常覺得自己入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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