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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2017 — 創新是否我們的出路?

2017/10/18 — 16:49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文:Alexander Chan Ho Young 陳浩揚】

幾個月前,新加坡社會開始了場討論移動支付的風波。具體來說它們的人力資源部長最近到訪了中國後,突然發現中國的移動支付達到高滲透度,甚至普遍到連街邊的小販都有著QR碼能收手機付款。這個發現導致新加坡人驚訝他們怎麼突然落後中國那麼多,最終在國家總理李顯龍年度國慶致辭中(等同我們的“施政報告“)特別關注了提升新加坡的移動支付系統以及推廣“智慧國家”政策。

而在我們的香港,林鄭上週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可說是從新加坡政策手冊取了經- 特別是報告中大量關注科技與創新在香港的角色。許多科技與信息界的人士,包括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都對報告表示滿意,尤其是相比起過去幾年的報告是大有進步;但是難免有些人對香港創新還是有著懷疑態度。這衍生的關鍵問題是香港創新是否真實能發揮優勢的出路;針對這個問題其下是個人對份報告的小小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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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現在被視為一個新的經濟模式,而再不是一個單獨的行業。無論是政府資金的支持(例如創新及科技局的”創科創投基金“或是增加本地研發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我們的SmartCity智慧城市的項目或加強政府內部創新能力(例如將效率促進組歸入創新及科技局), 創新的主題可說是滲透到報告所有政策和治理領域。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因為在過去的政策中,創新一直被視為幾乎是獨立的項目。事實上,政府開始將創新視為新的思維方式,而不是孤立的話題值得令人鼓舞,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這個觀念是否可以轉化為行動,特別是在新共享經濟的鄰域中,我們是否真的能在大企業利益的障礙下促進創新嗎?正如林鄭自己指出,政府可以從“監管者”的角色轉向“促成者“和“推廣者“嗎?

其外,今年報告也更加重視發展香港在世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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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上任後的單單幾個月以出訪9次可見她特別關注香港以及與內地和海外建立更多貿易的合作並且在全球推廣香港優勢。無論是加強與大陸的合作(例如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或是與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簽訂自貿協定及投資協定,我們都認識到香港在全球的合作夥伴關係對我們的經濟和未來的定位至關重要。但這再次提出了更深層次的問題,包括香港在全球的優勢與定位到底在哪,我們又能真實為大灣地區帶來什麼優勢,以及我們如何能夠為未來的定位做好準備。在香港推廣“一帶一路”政策時,政府經常會hardsell香港為“超級連接者”和“高價值服務提供者“,導致許多投資者和評論家無疑對此持懷疑態度。

然而,大灣區具的確有成為亞洲核心城市群的巨大潛力,而香港有機會在這個地區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因為地區的鄰近地理位置和各城市的互補性(例如香港成為一個地區商業註冊城市/服務中心,深圳/廣州提供快速產品製造)。那麼,我們是否能從一些只是“hard sell“的名稱轉向真實為我們未來創造機會嗎?

最後,今年報告不懈地關注人才發展。報告包括一整個部分關於“培育人才“,無論是在更多的技能培訓方面幫助推廣新經濟模式,還是為年輕人增加實習機會,人才政策的確是為轉移經濟的必要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人才培養不僅僅是硬件(技能,機會,資源),而是具有想像力與敢嘗試的心態。因為要實現創新,需要創意去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問題,並且要有保持嘗試,失敗,再嘗試的毅力。謹慎的心態在香港的現實的社會下是可以理解的(無論是家長的壓力或昂貴的生活成本),但是我們需要挑戰自己想得更大。

因此,我們需要將現有的創意能量轉化到更大的舞台上。在上週施政報告發布後,眾多在線論壇和社交媒體紛紛討論如何用盡300HKD運輸補貼,可說是體現了香港的確在現實議題中有創意的另一方面。說到底,香港人最擅長的是有一種在“最大限度中獲得最大收益“的機智和創造力,以免”執輸”。所以也許我們確實是有創意的。也許我們需要的只是將這種想像力的精神從為現實生存轉化為為我們未來創新。

 

作者自我簡介:南豐作坊(Mills Fabrica)聯席總監; 之前畢業於清華蘇世民學院(Schwarzman Scholars)和牛津大學公共政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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