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日落帝國:理察三世與約克郡分離主義(一)

2016/7/5 — 6:32

從英國脫歐開始講古

近日,英國脫歐(Brexit)的戲碼讓包括台、港的全球輿論人士看得目瞪口呆,不過平時甚少深入關注國際局勢和世界文史的台灣知識圈,似乎多將注目焦點放在英國(其實是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與歐盟或各區域整合之間的外在關係變化,或頂多注意到脫歐之後對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等凱爾特構成國(地區)的主權影響。同時,多數論者對於英國脫歐抱持單向「唱衰」的負面評價,而較不瞭解其背後涉及的大不列顛認同,以及盎格魯-撒克遜人和凱爾特人在歷史傳統上,為了安內就必須攘外(某種程度上包含著「排外」)的文化需要。

亞洲近代史為了對抗西方入侵而形成的帝國化趨勢,造成亞洲人(特別是華人)對政治或經濟統一體的分裂(其實是獨立)帶有深層的集體恐懼。然而,作為世界強權之一的英國脫歐一事,恰可以讓我們從老謀深算的英國人身上反思自身:帝國化(統一)真的是百利無害的好事嗎?區域整合果真是勢不可擋的全球生存趨勢嗎?事實上,英國中央必須擔憂的可不只是凱爾特人的分離風險,更有「英格蘭」(真正的英國)內部各郡或城市地區對於長期以倫敦為中心的國會政府所抱持的反感,甚至是主張分權或建立獨立共和的企圖。其中,尤以自稱「白玫瑰郡」(源於玫瑰戰爭)、長年致力分權運動的約克郡是目前獨立呼聲最高的地區。筆者以為,此次脫歐公投過關所反映的,與其說是為聯合王國的四分五裂埋下導火線,毋寧說是英國在歐洲政經不穩的現實下,意圖專注於處理內部分離主義問題,冒著衝突危機重新找回認同與共榮的放手一搏。分權或獨立、聯合王國或邦聯,也許都不再是英國人擔憂的問題,是否能夠尋得大不列顛共榮的前景,才是脫歐之後真正嚴肅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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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王室權力架空、內戰衝突的可能性隨著資本化發展而日漸降低的今日,王國內部各地區獨立運動所爭取的,並不只是關於簡單的地方福利,更不只是對帝國殖民體制的反對。聯合王國成員最在意的,其實是關於「大不列顛認同」的歷史問題──還有多少理由,值得彼此成為一家人?如果獨立發展可以重新找回文化的共同認同,那麼分權或獨立是否會更好?

如果說,蘇格蘭獨立是大不列顛認同問題的縮影,那麼約克郡分權/獨立運動所代表的,就是從十五世紀玫瑰戰爭以來,英格蘭認同問題的縮影。約克人為什麼想要獨立?他們和以白玫瑰為家徽的約克家族有何關係?受約克人愛戴、卻遭英國史抹黑的國王理察三世在約克郡史中扮演何種角色?以下的故事,分享給想重新認識「英格蘭」及其歷史認同的讀者們。看完之後,您或許會對英國脫歐──其中,約克郡贊成脫離者約佔六成──有更深一層的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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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察三世與白玫瑰文化

       

        如今,我們積怨的嚴冬

        已給約克的驕陽融照成夏日榮景;

        籠罩族門的愁雲慘霧

        也盡皆葬入了海底深淵。

        ……

        ……而我,既無能扮作多情公子

        趁著春光窈窕賣弄文雅,

        只好暗下決心從此為非作歹……

                                        《理察三世》第一幕第一景

如今,在這位君王辭世超過五百年後,世界各地仍有許多人著迷於理察三世(Richard III)的險奇傳說。這樣的神奇魅力,主要得歸功於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劇本所塑造的強烈形象。痀僂畸形、心地邪惡、嗜血殘酷、玩世不恭、野望薰心、意志堅決;莎翁筆下的理察豈止是惡棍而已,他簡直是無懼天地的惡魔、飽受宏圖與良知糾擾的墮落天使,更是嘲弄偽善和人性脆弱的撒旦式英雄(Satanic hero)原型。然而,我們愈是驚懼於其豪狠血氣、悸動於其面對必毀時的堅毅姿態,我們就愈熱衷於挖掘理察·格勞斯特(曾是Duke of Gloucester)其一生在歷史中的神祕真相。

約克郡人選擇了象徵約克王室的白玫瑰,作為他們的郡徽,也代表對倫敦中心主義的文化反抗。

約克郡人選擇了象徵約克王室的白玫瑰,作為他們的郡徽,也代表對倫敦中心主義的文化反抗。

理察三世與愛妻安妮王后的彩繪玻璃(於Cardiff Castle)。

理察三世與愛妻安妮王后的彩繪玻璃(於Cardiff Castle)。

今日,有愈來愈多人──特別是英國約克郡(Yorkshire)地區的百姓──致力於為理察國王的歷史成就重新評價,並為他被加諸的種種惡名進行平反。有趣的事實是,這些「理察之友」(Ricardians)大多是出身約克族(Yorkist,此指住在約克郡和北英格蘭的民眾,或白玫瑰王族史的愛好者),而且主要是受到莎翁筆下那位力量強大的黑暗英雄所啟發。試想,約克郡是否真的存在所謂的白玫瑰文化(culture of the White Rose)──某種源自約克王室(House of York)國王理察三世秘史,並受到莎劇刻劃的傳奇角色所影響的文化?又或者,英國文化本身就存有某種白玫瑰精神作為其黑暗面及其歷史記憶,而且與「約克民風」(Yorkshireness)淵源深厚,並體現為歷史的、神話的理察三世情結?

博斯沃思戰場:他的終點,我們的起點

長達三十年的玫瑰戰爭被視為英國蛻變為現代民族國家的關鍵內戰,白玫瑰的約克王族與紅玫瑰的蘭卡斯泰王族之爭,最後終結於約克國王理察三世與蘭卡斯泰系都鐸開朝君主亨利七世的決戰。

西元1485年8月22日,禮拜日,金雀花王室(House of Plantagenet)命脈的最後一位君王,帶著他的將領們來到博斯沃思平野(Bosworth Field),並在安比昂丘(Ambion Hill)展軍佈陣。這場理察國王的最後戰役,只打了兩個小時便勝負分曉。當時,諾森伯蘭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以及史坦利爵士兄弟(Lords Thomas and William Stanley)命令他們的軍隊按兵觀戰,丟下理察和餘下的將士獨自對抗亨利·都鐸(Henry Tudor)率領的流民和法國僱傭兵部隊。

不久,就在理察的指揮官諾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lk)戰死之後,這位強悍不屈的國王奮不顧身縱馬衝向這些法國侵略者,接連擊殺了里奇蒙(Richmond,即後來的亨利·都鐸)的執旗手布蘭登騎士(Sir William Brandon)和巨漢切尼(Sir John Cheyney)。正當理察國王只差幾尺就逮住撤退中的里奇蒙時,史坦利的軍隊突然倒戈衝進戰場將理察團團圍住,最後殲滅了這頭竭命力戰的白野豬(White Boar,理察的標誌),以及他的軍隊……。

雖然歷史中(不是史書中)真實的理察大大不同於莎翁──一位在都鐸王朝廣受歡迎的劇作家──劇本創造出來的理察,不過,無論莎劇中或歷史中的理察,都有著一部份相同的性格描述,那就是一位在戰場上威武善戰的國君。事實上,理察的邪惡形象是都鐸王室帶有政治企圖的史觀下的產物[1],但是,即便是亨利七世的御用史家維吉爾(Polydore Vergil)也不吝讚美理察在博斯沃思戰役中的英勇事跡:「……理察國王,獨自在敵軍的層層圍困中,力戰而亡,氣薄雲天。」[2]理察·格勞斯特無疑是一位尊貴的戰士,而且以其過人的兵法才華和英勇戰技聞名於當世。他的尚武品格,應是歸功於他那人稱「造王者」(kingmaker)的表兄沃里克伯爵(Earl of Warwick,即Richard Neville)對他身為騎士的良好調教。成為格勞斯特公爵之後,理察的軍事才能成為其兄長愛德華四世(King Edward IV)平定內戰亂局的一大助力,同時他也為其他地區帶來和平與秩序,尤其是在北英格蘭。此外,他也提升了北方貴族仕紳對約克王室的忠誠和信賴,包括那些蘭卡斯泰王室支持者。在1481至1482年間,理察代表愛德華四世遠征蘇格蘭並獲得輝煌勝果。

理察究竟是不是嗜血惡徒?設若他受了優良的騎士道教育,那麼沃里克必定也傳授給他身為騎士應具備的品德。在英格蘭東北部掌理北方議會(Council of the North,為約克議會起源)的12年間,他的公正廉能為其贏得美名。他在法治方面別樹清譽,不僅政績卓著,更在軍事方面建立無可撼動的威望。他促進貿易,並獲愛德華四世授權每年舉辦兩場大型市集。同時在約克市,他經常到藍多(Lendal)參加奧古斯丁修道團(Augustinian Friars)。1477年,理察和他心愛的妻子安妮(Anne Neville)更加入了基督聖體公會(Corpus Christi Guild,專事培育神職人員)。理察三世對宗教十分虔誠,他出資創建了至少十所教堂,並且爭取創辦兩所神學院,一所在杜倫(Durham)的巴納城堡(Barnard Castle),另一所則在米德漢姆(Middleham)[3]。關於理察·格勞斯特的歷史真相是:他是中世紀的君王典範,那些在其治下的約克郡和英格蘭東北部人民,對此間真相知之甚詳;他們以口耳代代相傳所記述的野史,想必與官史記載相去甚遠。英勇、忠實、誠信、睿智、虔誠而寬宏,歷史中真實的理察在其王兄駕崩而繼位後,致力成為一位服膺騎士道的理想明君,可惜卻在文藝復興面前遭命運巨輪(Wheel of Fortune)所輾潰。

就某種程度而言,理察三世的覆滅不僅意味一個王室從此絕嗣或朝代更迭,它更象徵了文化上從中世紀過渡到文藝復興的時代轉捩點。在都鐸王室──歐洲第一個「現代」政權──的統治下,人民在政治、社會、歷史與文化上的生活經驗,全都受到統治者集中化的權力所監控。這是講求理性和功利的時代;社會不再需要英雄主義、騎士道或尚武氣概。於是,我們失去了理察的真實身影,也同時失去了英國文化中屬於中世紀理想的精神生活。

理察用他在南方的莊園換取了赫爾姆斯利城堡。三尊現代雕塑的戰士銅像時,透露了約克子民如今猶在的尚武精神。

理察用他在南方的莊園換取了赫爾姆斯利城堡。三尊現代雕塑的戰士銅像時,透露了約克子民如今猶在的尚武精神。

尋找理察:在戲劇與歷史之間

內戰在蘭卡斯泰族系的都鐸王室手中結束了──雖然這個和平時代的基礎是由約克王室的最後一位國王所打造的。那些約克遺民只能在莎劇《理察三世》(Richard III)的扭曲勾勒中,緬懷他們敬愛的理察國王。事實上,莎士比亞倒不是第一個對他虛構抹黑的人。早在維吉爾的筆下,那個殘酷邪惡的怪誕形象就已然在他那部《英國史》(Anglica Historia)當中,成為理察個人的專屬標籤了。[4]其後,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拜他那受封為聖人和殉道者的聲名所賜──更進一步在他所寫的《理察三世史話》(The History of King Richard III)中,強化了對理察奸惡畸形描述的顯著影響。[5]誠如波特(Jeremy Potter)所言,「他的《理察三世史話》稱不上歷史著作,而只是用戲劇性來表現邪惡的一本文學習作。」[6]由於他們的影響,再加上伊麗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 I)的監控,才迫使莎翁造就出一位半史實、半虛構的文學角色──劇中理察大部份的可詛罪行皆純屬虛構。無論是謀殺亨利六世及其子、謀殺克萊倫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還是謀殺愛德華王子兄弟,所有這些指控其實都與他無關。尤有甚者,理察和小他四歲的安妮女士(Lady Anne)的婚姻,也是早有彼此傾慕的愛情作為基礎,而這是發生在沃里克為了與亨利六世進行政治結盟,而將安妮強迫嫁與亨利之子愛德華(Edward of Westminster)之前。

不過,我們也無須指責我們的大詩人,畢竟他總得效忠於贊助他的女王及其政治目的。筆者個人的看法是,莎士比亞已經盡力呈現了理察作為悲劇英雄的精神真實面,而今日約克郡一帶的理察神話,便是深受這個性情複雜的戲劇角色所影響。

自我中心、桀驁不遜、剛愎自用、善感易怒且奮勉不懈;莎翁並未取消理察在歷史中的主要人格特質,只不過是將他源自騎士道的豪情與深沉,內化到屬於文藝復興人的悲劇本質中。藉由莎翁的藝術力量,理察三世──作為古英國中世文化的完成與終結──得以不朽,他甚且自都鐸時代以來,便在白玫瑰文化的理察精神中獲致重生。數個世紀流逝了,理察卻像亞瑟王一般,成為英國史上最傳奇的君王;他的故事以及他的性格,透過真實敘述和莎翁的戲劇,深深植入約克郡和北英格蘭的民間文化中。如此的歷史結果,讓我們得以在此地發現到一種「理察風俗」被象徵性地表現在白玫瑰也就是約克家族王徽的廣為流行當中。

理察三世如何聯繫起約克郡和白玫瑰家徽

今日,在任何體育競賽場合中,只要有約克郡的隊伍對上蘭卡郡(Lancashire)的隊伍,英國人總會稱這場比賽叫作「玫瑰戰爭」(War of the Roses);事實上,約克郡的百姓會在許多場合以各種方式,用白玫瑰來表彰他們對約克民風的認同。然而,奇怪的事實是,關於「玫瑰戰爭」一詞的使用,最早是見於華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小說《安妮·蓋爾斯坦》(Anne of Geirstein, 1829)[7]。在這部小說出版之前,約克人應該不可能有意識地把白玫瑰徽章視作他們文化上的識別象徵。再進一步想,假如我們認為約克郡的歷史認同是繫於約克王室身上,那麼我們就勢必得面對另一個緊接而來的奇怪事實。眾所週知,在玫瑰戰爭時期,歷代約克公爵及其家族所擁有的世襲封地,主要並不在今天的約克郡地區,而是在南英格蘭和威爾斯。那麼,約克人是為什麼以及如何在約克王室身上找到與約克民風相繫的認同,因而在近代開始選擇以白玫瑰徽章來作為他們的在地文化象徵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我們的理察國王身上。他是第一位同時也是唯一一位在約克郡度過大半生涯,並且治理大約克夏地區的國王;他也因此對這片土地懷有深厚親密的情感。他鍾愛此郡,而他的垂愛也贏得當地人民對他的熱烈敬仰。

理察在米德漢姆城堡中,接受了沃里克嚴格的騎士教育。

理察在米德漢姆城堡中,接受了沃里克嚴格的騎士教育。

對約克人而言,理察三世就代表約克王室,他更是中世紀文化生活的生動象徵。正是因為他才讓約克百姓認同了約克王室,並在最後選擇以白玫瑰作為他們的郡徽。就在2003至2004年間的冬季,筆者完成了一次環繞約克郡的「尋找理察之旅」,並在其中發現到當地的許多觀光景點,尤其是所有的那些中世紀城堡,總要跟這位傳奇國王攀親帶故、強調一下和他的深厚淵源。在他短暫而充滿悲劇性的32年人生中,理察在這幾座北方城堡裡,享有他最幸福的歲月,也承受了人生中最悲淒的苦痛。

其中,尤以米德漢姆城堡(Middleham Castle)最具代表性。理察正是在這座城堡中,接受了對他影響深遠的良師沃里克嚴格的騎士教育,他也在此邂逅了沃里克美麗的小女兒,也就是後來成為理察愛妻的安妮·內維爾。在他們於1472年結婚以後,米德漢姆成了這對恩愛夫妻真正的「家」,他們在此開始建立自己的家庭,並生下了他們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兒子愛德華(Edward of Middleham)。然而,就在王兄愛德華四世駕崩、他自己繼承王位之後,理察和安妮的可愛小兒卻在城堡中,因為一場短暫的疾病而突然去世了;當時,他們正在另一座城堡中。一年過後,安妮王后也因悲傷過度而辭世。

我花了兩個月時間追隨理察國王逐漸消逝的蹤跡,試圖拼湊出他的真實面貌──他究竟是怎樣的男人?在造訪這些掛著理察頭銜的歷史遺跡期間,有另外兩座城堡帶給了我深具啟發的理察意象:一座是赫爾姆斯利城堡(Helmsley Castle),另一座則是斯卡波羅城堡(Scarborough Castle)。理察用他在南方的莊園換取了前者,只因對它情有獨鍾。當我站在赫爾姆斯利外頭,看著那傾頹卻仍感堅不可破的城牆時,當我注視著三尊現代雕塑的戰士銅像時,我確知理察的尚武精神仍血氣奔騰在約克子民的體內。

造訪斯卡波羅的那一天,鎮日籠罩在積雪皚皚的嚴寒中,倒也為這座城堡平添幾許悲劇氣息;此處,是理察對抗侵略者的最後海軍基地,也是安妮王后最後的避風港。險峻陡峭的地勢、狂風吹襲的荒原,以及在凹陷的屋頂上空盤旋不已的群鴉;這座面臨北海的城堡,沉默而高聳地屹立於山崖之上,宛若一位在戰鬥中自馬背跌落的貴族,孤絕卻挺拔地與命運的大軍抗鬥到底。就在我走出入口時,負責看管城堡的女士打趣問道:「你有看到理察了嗎?他昨夜還到此視察呢!」當然,她是開玩笑的,又或者不是……。

斯卡波羅城堡是理察對抗侵略者的最後海軍基地,也是安妮王后最後的避風港。

斯卡波羅城堡是理察對抗侵略者的最後海軍基地,也是安妮王后最後的避風港。

飄揚在博斯沃思平野上的理察三世白野豬軍旗。

飄揚在博斯沃思平野上的理察三世白野豬軍旗。

我想,莎翁筆下那位在最後戰場上的理察,是符合史實的;他預見了生命的無常和必來的毀滅,但仍選擇為存在之不屈尊嚴而奮戰。在接連失去他的兄弟們、獨子,最終失去心愛的妻子之後,這位國王想必透悟了人生的悲劇性,也準備好面對並且「在此決一勝負」。個人以為,這或許正是將約克文化與理察三世聯繫起來的共通精神。

 

[1] 這場持續了30年的內戰,是兩個家族間的戰爭;一方是白玫瑰的約克王室,而另一方是紅玫瑰的蘭卡斯泰王室。由於里奇蒙(即後來都鐸王室的亨利七世)是蘭卡斯泰王室的遠親,因此在他殺了約克王室的國王理察三世並建立自己的王朝之後,便有必要為了他自己和都鐸子孫統治英國的正當性,而醜化約克王權的歷史,特別是針對其最後君主理察三世。

[2] Polydore Vergil, Anglica Historia, Book XXV (London: J. B. Nichols, 1846), p. 224.

[3] 參見:The Richard III Foundation, Inc., Richard III—a Man and His Times. http://richard111.com/richardiii.htm

[4] 參見:Polydore Vergil, above, pp. 173-227.

[5] 摩爾甚至還說過理察在剛出生時就長了牙齒(民間傳說這樣的人天生充滿仇恨和歹念)。參見:Thomas More, The History of King Richard III,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St. Thomas More, ed. by Richard S. Sylvester, 15 vols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II, 1-93 (p. 7).

[6] Jeremy Potter, Good King Richard?, 2nd edn (London: Constable & Co, 1985), p. 110.

[7] Walter Scott, Anne of Geirstein, in Waverley Novels, 48 vols (Edinburgh: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857), XXIII, 1-522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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