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早在衝擊前,立法會已是一片被體制暴力夷平的廢墟

2019/7/5 — 17:15

如果要一百萬人、二百萬人上街,才可以叫停政府的一項立法或政策,那麼我們的政府顯然已經病了;如果年輕人要通過衝擊和佔領立法會,才可以讓主流社會察覺到他們的不滿、沮喪,和絕望,那麼我們的政治制度、選舉制度,亦已經病了;如果付出了三條人命,社會仍然可以視若無睹,當作無事發生,「重新出發」的話,那麼整個香港也都病了。我不贊成衝擊/佔領/破壞立法會,但我卻希望當權者想想,單是譴責,但我們的體制卻依然封閉,不能反映和疏導民意,只能招惹和集結負能量,不能讓年輕人把他們的青春,轉化成改變政府、改變社會的正能量,那麼,儘管譴責有幾強烈,又會否是正本清源之道呢?或許在年輕人心目中,早在他們衝擊之前,立法會已經是一片被體制暴力夷平的廢墟。

今年七一,是一個令人傷感的日子。在這一天,一群反對《逃犯條例》的年輕抗爭者,由下午開始衝擊立法會,經過近七個小時後,到晚上終於成功闖入,佔領了近三個小時,期間進行了塗鴉等破壞。還幸在凌晨警察清場前,他們能夠自行散去,沒有釀成更大的流血衝突。

但無論如何,這一天已經被寫進史冊,成了一道歷史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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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坦白承認,我心中有很多疑問:究竟這次佔領行動是否有必要?有否迫切性?又有否明確之目標?亦會擔心,衝突會否模糊甚至轉化了抗爭的焦點?輿論和民意會否逆轉?效果會否適得其反?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年輕人對議會和政府都極之負面,從之後一些採訪和報導中亦看到,這些年輕人對我們的制度,感到十分沮喪和絕望,甚至有「死士」願意以自我犧牲、留守、被捕來明志,在最後一刻才被四周的抗爭者強行挾走。更甚的是,已經有三條人命為此付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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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有人問,香港為何會走到如斯地步?有人問,政治問題不能政治解決嗎?為何要用到衝擊、佔領,和破壞這些手段?

在一個民主政體,選舉和議會運作正常,人民可以用手中一票去改變政治現狀,把胡作非為的當權者趕下台,政治問題當然可以政治解決,極端的抗爭方式當然會欠缺「正當性」;但如果這是一個不民主的政體,沒有選舉,或者就算有,都只是徒具儀式,選票沒有實質功能,那麼又怎能旨望政治問題可以政治解決呢?

我們的制度是如何失效的?

在香港,我們雖然有所謂的「選舉」,但特首一職卻大家都無份投票,在立法會選舉,泛民一直取得過半多數選票,但在議會中卻幾乎無可作為,依靠選舉制度尤其是功能組別議席的庇蔭,建制派反而壟斷大多數議席,政府及建制派近年在議會中可謂予取予擕,連丁點空間都不留給泛民。

就連年輕人想選出自己的代議士,但也遭政府連番 DQ,趕盡殺絕。過去筆者已經反覆寫過,遭政府 DQ 的當選者及參選者,他們的選票和支持絕大比例來自年輕人,DQ 這些人,只會讓年輕人對選舉失去 good faith,甚至視自己為遭政權在政治上針對、封殺、消滅的一代。只可惜,政府對此置若罔聞,繼續接二連三以 DQ 作為政治打壓的手段。

面對種種有爭議的立法,議會採取快刀斬亂麻的方法,主席偏幫到出面,再不講程序公義,打壓和封殺反對聲音,這樣的一個議會,還如何可以贏得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的尊重?

儘管說是「高官問責制」,十六年前,五十萬人上街,葉劉淑儀和梁錦松,還會問責下台(這還未計後來的楊永強);十六年後,一百萬人上街,二百萬人上街,事件甚至鬧上國際,但李家超和鄭若驊卻仍然「好官我自為之」,之前為修例說盡好話的行會成員,仍然,在鎂光燈前彼此互相祝酒、加油,難道這就是「港式問責」?

一言以敝之,我們的制度已經失效。或許在年輕人心目中,早在他們衝擊之前,立法會已經是一片被體制暴力夷平的廢墟。

以「暴力」來報復體制上的「暴力」

倚靠這些制度,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對於年輕人來說,無疑就是任憑政府和建制派,透過不公的選舉制度、議會制度、政治制度,來讓他們胡作非為。

我們的政治制度,並不是年輕人覺得公義的制度,不是他們覺得可以用來改變現狀的制度,更不是他們覺得可以用來掌握自己未來的制度。對於他們來說,這些制度已經喪失了疏道民意的功能。結果,部份年輕人選擇了以「暴力」,來報復體制上的「暴力」。

美國的年輕人,曾經同心協力,選出了奧巴馬這位「Generation X President」,所以縱使現況如何不堪,仍對未來保存希望,仍然相信「Yes we can」;相反,香港的年輕人,試問他們又可以有手中一票,選出代表自己的總統嗎?反而只有靠包圍、堵塞、佔領,才可以讓政府聽到他們的聲音,緊張他們的聲音,難道這不是香港的哀歌嗎?

當「加強溝通」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那麼,面對香港如今這「危急存亡」之秋,林鄭月娥又會做些甚麼來修補傷口呢?

在衝擊立法會同日,政府朝早的升旗禮上,林鄭致辭,說會汲取教訓,確保政府日後工作更貼近民心民情民意,並提出五點方案,簡而言之,就是會花時間與不同黨派、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立法機關等溝通,掌握社會脈搏,當中她特別提到,會與年輕人溝通:「透過不同途徑主動接觸不同背景的年輕人,聆聽他們的心聲」。

在 6 月 30 日,即林鄭致辭的前一天,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亦發表題為〈青年為本 加強溝通〉的網誌,強調:「政府會透過不同渠道,用心聆聽青年人的心聲,了解他們的想法和需要,吸納他們的意見及建議。」

但老實說,「施政以民為本」、「摒棄家長式管治」、「加強溝通」、「放下身段」這類說話,過去政府已經說過 n 次,甚至已經變成一種陳腔濫調,愈聽愈讓人感到作嘔。

說要溝通,但卻諸多禁區,處處設限

我想問,如果政府真的「加強」與年輕人溝通,他們卻提出要求「雙普選」、反對 DQ,反修例運動五大訴求等,政府又能夠聽得進耳嗎?

問題在於,我們的特區政府太多「政治禁忌」,處處設限,哪怕再多的溝通,到頭來意見都聽不進耳,反而只會造成期望落差,讓年輕人對政府的偽善加倍蔑視。

關鍵是北京要香港行一條「維穩」還是「中間」路線

說到底,如果北京要香港行的是一條「維穩路線」,而非「中間路線」,對異見處處「提防」、「設限」和「打壓」,而非「開放」、「疏導」和「吸納」,特區政府就連轉身的空間都沒有,那麼再多的所謂「溝通」,也只會淪為一種純然的政治姿態。

我有一位朋友常常說,歸根究底,問題在於,北京從來沒有管治過一個自由社會,亦因此不懂得去管治一個自由社會。

要求他們化解香港當前的困局,是否又緣木求魚呢?

 

(本文原先刊登於 7 月 3 日的《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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