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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衝突倖存者的掙扎 — 專訪港大生顧博謙

2017/12/20 — 17:52

顧博謙

顧博謙

2017年,政治新聞日日新鮮。議會抗爭、街頭運動盡顯疲態。

當鎂光燈聚焦在「13+3」刑期上訴、雨傘佔旺清場判刑、黃台仰旺角暴動案棄保失蹤之時,早有一個個無名抗爭者因旺角騷亂案入獄。

被捕、案底、牢獄。當抗爭代價越來越沉重,有沒有令「勇武抗爭」的一代年青人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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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博謙,前港大《學苑》總編輯,曾在2016年旺角衝突中被捕,被控暴動罪,後獲撤銷控罪。在部份朋友眼中,他很英勇。但他卻覺得恐懼,自己並不是真正的「行動抗爭者」。最初,顧博謙以「沒有什麼真知灼見、付出不多」為由,婉拒了我們的訪問邀請。

他的確不是什麼運動領袖,只是一個曾參與出版學生報的普通大學生。不過,在這個政府要禁絕港獨呼聲的年代,他一面繼續港獨論述工作,希望擴闊抗爭想像;一面期許自己在下次行動時,能「無畏無懼」地站出來。不是為了甚麼光環,不是為了領導群眾,只是希望為香港,為這個他土生土長、所愛的地方,略盡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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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高浪急之際,自我實現,往往充滿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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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八九六四、零三七一是上一輩人的政治啟蒙;2014年的雨傘運動,無疑令很多這代人覺醒。對港大《學苑》前總編輯顧博謙而言,他的「啟蒙」,卻是這一天 ——

2017年3月16日,首三人被指參與大年初二旺角衝突暴動罪成,各囚三年。三人之中,有兩位二十歲左右的學生。其中一位,跟前《學苑》總編輯顧博謙一樣,在香港大學就讀。

「嗰日,我仲要返港大,上一個政治理論的導修課。當日討論的題目係民主 …」

說到這裡,顧博謙頓了一頓。

「當刻我(腦海)即刻出現,我們可以在課室公然討論 『民主點解係universal,點解有佢的正當性』。但當刻的社會,根本唔係咁嘅一回事;而我自己好安然坐喺課室入面,討論呢啲價值。」 

判囚三年,在回歸後香港抗爭運動中,前所未有;也是這一天,令他重新思考「代價」二字。

顧博謙

顧博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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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衝突當晚,身為《學苑》候任總編的顧博謙在現場採訪。期間,警方將他拘捕,並以暴動罪落案起訴,後因證據不足而撤控。

曾幾何時,他嚮往政治與法律,即使已考入港大商學院,仍毅然退學,重考文憑試,希望能成為港大政治與法律課程的學生。退學之際,香港正經歷二十多年來最大型的社會運動。

現在回想,雨傘運動的確影響了顧博謙這個決定。

「我記得我參加雨運集會時有諗過,而家香港需要邊方面人才,邊方面要擁有相關知識的人。咁當然你而家問返我,我會話 … 」他頓了好一會兒。

「我覺得讀邊方面都無乜所謂。」

今年,顧博謙已是香港大學政治與法律學三年級生,亦已卸任《學苑》總編輯一職。但現實中政治與法律的衝撃,令他猶豫自己在課堂所學的一切。他在書本上學過,暴動罪的法律門檻其實很高。

「(就算)你唔係讀法律,都會有好多jargon:疑點利益歸於被告、beyond reasonable doubt … 但原來最後冇諗過係咁容易(入罪),最後發現政權要鎖你入獄係一件咁嘅事。」

「又譬如我哋講 common law principles,我哋話要 protect human rights,滔滔不絕咁討論法治、司法獨立。但係你睇住當刻的社會,啲價值消逝緊,而我自己喺課室入面,好似空中樓閣咁傾啲咁理想嘅嘢的時候。你會有一種覺得呢一切有啲好唔知點的心態 … 」                                                                                                       

喺真實的社會,我有冇好由衷地實踐呢啲價值?如果冇的時候,我咪好偽善 …?」

顧博謙知道,可以如何實踐到這些價值,而且方法擺在眼前 —

「當你都抱有一種覺悟,真係無畏無懼 … 但係你問我有好似其他行動抗爭者嗰種覺悟,嗰種勇氣,去成就我自己想成就的一個人,我覺得我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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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倖存者

「當晚係一班好勇敢的香港人企出來,當中有我的同學。」

一年多前的年初二晚,磚頭橫飛,火光處處,當時就讀大學一年級、仍然是《學苑》「候任」總編緝的顧博謙,作為一個紀錄者,在旺角衝突現場穿梭拍攝。清晨五時許,香港大學學苑即時新聞拍到顧博謙被捕,並遭警方扣留48小時。翌日,有好友、老師、師兄弟在 Facebook 上成立專頁聲援顧博謙。2016年2月11日,即事件發生後兩日,顧博謙「參與暴動」案提堂,獲准以現金一萬元保釋候查。

 

事隔三個月,連同顧博謙在內11名涉嫌參與旺角衝突的被告,因控方沒有足夠證據證明他們參與暴動或非法集結,而獲撤銷起訴。

事件發生後,有些朋友會覺得他很英勇、站得很前;不過,顧博謙聽到朋友這樣說,心裡覺得不舒服。他得到了一個所謂英勇前線的光環,而他卻從來不想要這個光環。對顧博謙而言,他沒有參與衝突,是事實。當晚被警察拘捕,只因身處現場被「鳩拉」;但正因為政權「本身想求其整條罪名俾你」,所以沒有足夠證據入罪。

然而,面對當晚真正的行動參與者,顧博謙又不懂怎樣面對他們。在首三位因暴動罪被判入獄三年的抗爭者中,顧博謙認識其中一人。

說罷,他又停了半晌。

矛盾,是因為他覺得當晚站出來是一件沒有錯的事,是無權者向當權者的絕地反抗,是一件應該的事。

「最後政權就話呢個係暴動。咁嘅政治判刑之後我就諗,得我一個咁樣倖存咗落嚟,正正因為我當時無勇敢地企出來。」

說著,顧博謙的語氣和眼神,流露出一種歉疚。

「我會覺得自己有種倖存者心態。」

自己獲撤控,但顧博謙卻親眼看著身邊的朋友、這些為信念付出的同路人,一個一個被檢控。面對強大的政權,抗爭不只是喊喊口號,更不是衝完就算。

「可以話因為我的懦弱,所以當晚無成為一個行動參與者,所以先會撤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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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2016年立法會選舉特刊

《學苑》2016年立法會選舉特刊

我們早已進入黎明前最長的黑夜,雙眼卻久久未能適應黑暗…迷茫與猶豫重重襲來,卻把我們推入了一個更加適合迎戰的境地:已經沒有任何更珍貴的事物可以再失去的狀態。從此,我們的教條只有一個:跟隨自己嚮往自由與正義的本能。

— 學苑2016年立法會選舉特刊《破惡聲》

顧博謙出任《學苑》總編輯時,距《學苑》出版《香港民族論》已有兩年多,但他上莊初時仍不是 100% 肯定「香港獨立」。經過不斷閱讀、思考、辯論,顧博謙全面肯定香港獨立的道德性 — 一班人獨立自主,前途自決,是理所當然。而眼見一個又一個香港人,為這個地方付出之巨,「再思考多啲,你會俾呢種精神啟發」。

《學苑》,或許讓他找到自己的身位。縱使他說不用看得那麼大,也不過是在學校內辦學生報,希望提出自己的論述而已。

2016年11月,該屆編委任期已過大半,學苑出版了2016年立法會選舉特刊《破惡聲》。顧博謙披著「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旗幟,赫然出現在封面。在特刊中,顧博謙這樣寫到:        

我們都是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在文字裡打倒所有青面獠牙,築起自己的未來國度,給失語的人聲音,為心下無光的人照明。只是我們不甘願在這個自己的理想裡住一輩子,所以努力地把它搬到現實去 …

後來我發現,書寫政治理想已經不能滿足,在這個躁動的時代,我由衷地渴求在現實中作改變 — 把甚麼都「燒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許還剩下一堵牆」,然後再建構一切;一份實踐政治理想的勇氣。

我渴望 香港民族和中國民族對等

另一邊廂,提起《學苑》,或者大家腦海馬上會勾起前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大力抨撃「香港民族論」; 這支「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旗幟,也令人聯想起梁仲恆、游蕙禎在立法會宣誓時讀出「People' s re-fucking of 支那」。

身披同一支旗幟的顧博謙,覺得提倡香港民族主義有其正當性,但要警惕狹隘民族主義。

顧博謙不會用「支那」來形容中國人,但他十分理解這種情緒:「可唔可以將呢種情緒反應,put the blame on nationalism?我覺得唔全然係。所以我只能夠話,作為香港民族主義的支持者,要警惕呢種情緒化,但係唔代表要放棄(香港民族主義)呢個綱領。」

顧博謙的理想之中,任何人為了香港利益,捍衛香港立場,都可以成為香港民族的一份子。

「我唔希望俾中國民族主義壓迫,而我渴望,香港民族同中國民族係可以成為一個對等的民族。他朝一日我係可以同你用一個平等、尊重的地位,互相發言和相處 … 提倡香港民族主義,凝聚香港人的主體性,抗衡中華民族主義,呢件係一件我覺得當中無咩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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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旺角衝突,港獨於人的感覺就是勇武抗爭。「但係我渴望會有一個 by any means necessary 的心態喺度,我唔會排除和理非的手法(爭取港獨)。」

顧博謙甚至覺得,港獨派應更了解中國。「我會話了解中國,認識國情,認識『祖國』,係港獨派需要做嘅嘢。」2016年立法會選舉以後,學苑與港大學生會合辦了兩場座談會,一場談「民主與民族」;另一場,談「直視北京」。

顧博謙強調,中國的內部情況,包括官僚制度運作、政經制度、外交政策,乃至十九大影響力等等,統統是港獨派應該了解的。「要打倒對手之前,即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但在他印象之中,目前港獨派沒有一個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的論述也不夠深。

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港大學生會和《學苑》合辦了兩場座談會,希望疏理選舉後的政治脈絡。

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港大學生會和《學苑》合辦了兩場座談會,希望疏理選舉後的政治脈絡。

與香港共處的赤色幽靈 — 他們這樣形容北方的紅色政權。畢業在即,這隻赤色幽靈更深深地纏繞著他的思緒。

「當初讀法律,覺得可能有保障,可以用基本法保障你嘅權利,可能可以保護到其他人 … 但後尾發現,呢一切都係幻象。」

最初決定攻讀政治法律雙學位時,顧博謙亦有家庭考慮。家人雖然開明,但父親亦曾叮囑,希望兒子取得法律專業資格後,才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我覺得到你攞左專業資格,到你成為咗一個律師之後,就好難 … 你會做嘅,但係好難再保持住而家呢一刻嗰種心境。」

我們笑著問顧博謙,思考港獨問題會否隨著畢業而變得次要。他很凝重的答到:「可能係 … 我渴望我呢個政治理念唔會消逝。」說這個話的時候,他一共說了三次「我渴望」。深知自己不需要向任何人問責,但顧博謙對自己仍有深刻期許,「我要向自己問責,我亦希望自己對得住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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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使人成長,也令人多了考慮。

「嗰陣(剛入大學)時自己會講『無畏無懼』,但你而家會諗多咗,就係想身邊的人都平安。即係抗爭者 … 或者近啲,Billy(馮敬恩)(都平安)。」[註]

「坐政治監唔係講玩,係真係要坐監,係真係要俾人剝奪左幾個月、幾年的青春、時間 … 真係無人還得到俾佢地。」

問他,對於抗爭,有猶豫過嗎?

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有啊。」

但他關心的,不只是自己,更多的是他身邊的朋友和其他抗爭者。曾幾何時,眼看朋友受苦,一個又一個香港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猶豫了。

「我曾經有出現一個思考,如果係咁的話,不如留喺一個一國兩制的虛岸、光景下面,大家好虛偽,好偽自由地生活咁就算。因為監獄剝奪人身自由,嗰種痛苦,我覺得係無人能夠壟斷嗰個形容。」

後來,周永康、黃之鋒等人坦然面對牢獄,令他很快摒棄這個想法。

在這個民主運動、公民抗命,甚至是港獨派低潮之時,顧博謙說自己和身邊的朋友都不是勝利球迷,立場反而更堅定。

但當現屆港大學生會會長黃政鍀在諮詢大會上,說全莊都有被捕準備;作為前學生組織領袖,顧博謙卻感到很震撼:「而家呢個時代上學生組織,impose 的 burden 係咁大。你上學生組織就要俾人拉,講唔過去啫!好唔人道喎!」

不過,顧博謙對自己有更高期許,雖然他也「戴了個頭盔」,說不能保證自己能說到做到。但他仍眼神堅定,語調鏗鏘地說道:

「我好希望下次行動來臨嘅時候,我能成為一個真正嘅行動抗爭者。」

*   *   *

後記:

2017年12月,本民前黃台仰因棄保離港被通緝;同一時間,以梁天琦為主角的紀錄片《地厚天高》上映。我們再找顧博謙聊了一個上午,希望從他口中,了解更多獨派普通年青人在「本土低氣壓」下的想法和出路。

我們再問他,為了香港未來,自己可以承受多大代價。

想了很久,他坦言:

「我唔知道。」

看畢《地厚天高》這部片,顧博謙仍在沉澱當中。

「會關心呢個地方,會覺得唔甘心,會覺得想做啲野係因為你在乎。但到底咩係令有啲人in the first place 在乎,而其他人係唔在乎,呢個係我近來關注思考個地方。」

新一年將至,梁天琦的暴動案、佔中三子的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等案件,即將開審。

此刻的顧博謙,想法有些轉變。三個月前,他覺得自己讀法律沒甚麼作用;但眼看李柱銘幫馮敬恩求情,顧博謙重新思考律師角色,又覺得擔任律師「起碼做到少少嘢,好過咩方向都無」。

對於未來,對於抗爭,他也曾想過「任何代價都要付」(by any means necessary);今日,他的想法有些改變。

「咁我而家冇可能好勇武地同你講話,任何代價都可以,無限刑期都可以,無可能家嘛呢個。」

即使距離畢業仍有兩年,顧博謙已開始擔心自己將成為社會機器的一部份。

「我對自己的期許係希望我未來的人生,都唔會忘記我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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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前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和外務副會長李峰琦,因圍堵港大校委會,分別被判處240及200小時社會服務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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