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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騷動,是無力發聲者的語言

2017/9/4 — 14:53

初一沒有發生的暴動

旺角暴動,還是旺角騷亂?如果是暴動,那麼事件中被捕的人,就只是破壞一般法律的罪犯。但「旺角暴動」這個詞語,最初是2016年初一事件之後,由中聯辦、香港政府加上親中傳媒異口同聲的大合唱。其他親中色彩較淡的傳媒,則雜用「旺角事件」、「旺角衝突」、「旺角大衝突」、「初一事件」、「魚蛋衝突」等,而「暴動」打從開始就由建制頻繁使用。

可見在事件之後,中國政府治港部門,就將事情作「政治定性」,自行「決定」了事件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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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定性為暴動 : 清算和長期囚禁抗爭者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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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決定」事件的本質,是為了將來對反對派和抗爭者的清算製造政治依據。「你們搞暴動,所以我們用重刑對付,是很合理的。」一個由上而下,波及本土派及(後來的)自決派的政治清算運動就此開展。

一開始是將參與旺角衝突而被捕的梁天琦取消選舉資格,與其同盟的青年新政,在進入議會後,一樣被剝奪議席;當晚被捕的民眾,以為自己只是參與示威,甚至在旁觀看、或者當晚光顧熟食小販的人,發現自己被控以最高的暴動罪。

重刑下抗爭者淪為政治犯

「暴動」是一個中共需要用來打壓抗爭運動的政治語言,而事實上,當晚並無一人身亡,亦沒有大規模的破壞。初二當晚,熟食小販如常營業,彷彿「暴動從未發生」——其實當晚並沒有「暴動」,「暴動」是由中共羅織出來,通過政府、傳媒和政黨三人成虎而虛構出來的政治說辭。

在這個虛構出來的「暴動」之中,被捕者可能是主動,也可能是被動地成為了政治犯。「政治犯」一詞,在文明世界有其定義可循。歐洲議會有「政治犯」的文件,表示如果一個人因為政治、宗教、其他信念,非暴力行使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結社自由,而入獄,他已可算是一個政治犯。你馬上會問,旺角事件一點也不和平,他們有飛磚、有拋垃圾桶、有焚燒雜物,怎可能是政治犯?

旺角騒亂導火線 : 警員開槍

首先,我們回到當晚實際的事件經過,就可清楚。當晚人群聚集,是因為本土民主前線發起了一個幫助街頭小販的行動。這本身就是訴求,並非自利,集結亦不是為了呼籲暴動。他們在行使他們的結社自由,而且是和平的;後來事情卻是因為食環署和警方打壓濫捕小販,以暴力介入後,才急轉直下。因為不當的拘捕,令民眾情緒激動,而事件中一名交通警向天開兩槍,令在場民眾感到生命受威脅,於是騷亂開始,但即使是如此,香港警察在事件中只是受輕傷,而沒人死亡,可見旺角事件中有「警察騷亂」(police riot)的成份,即是警察的不公正、不當行動,才是造成騷亂的導火線。更不要說政府長期的惡劣施政,食環署打壓弱勢小販早已惡名昭彰,民憤早已存在。

定性為暴動 : 對示威者不公不義

政府之後拒絕公開調查事件,將罪責推向已經被北京定性為暴動的示威者,這個操作已經存在巨大不義。警察阻止當晚示威者行使天賦的集會結社自由,示威者還要承受警察有份造成的騷亂,再加上被中共政治定性為與事實不符的暴動,他們因為和平行使權利,結果受到「暴動」罪整治,這就令他們可被視為政治犯。

當然,我們可以事後孔明地爭論,示威者的集會權利受阻,再受警槍威脅人身安全,也可以四散離開不作抵抗,但是這種想法,無疑是在鞭韃弱勢,而且當時沒人會想到,政治會介入抗爭事件,將一場較激烈的衝突,定性為「暴動」。

馬丁路德金: 暴動是無力發聲者的語言

即使是公認為和理非非的馬丁路德金,雖然不認同「武力抗暴」,但他還是哀嘆那些被迫使用武力:

「黑人怒吼,是因為白人抗拒實現黑人需要的公義。暴動是無力發聲者的語言。(......the cry of black power is at bottom a reaction to the reluctance of white power to make the kind of changes necessary to make justice a reality for the Negro. I think we've got to see that a 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 )」 

歸根究底,當晚民眾使用武力,不是因為他們邪惡,而是因為他們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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