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明日大嶼」填海計劃對社會財富再分配的非正義與影响

2018/10/21 — 11:56

2018年10月14日 反對東大嶼規劃遊行

2018年10月14日 反對東大嶼規劃遊行

【文:譚香文】

一、引言:「明日大嶼」的「未知數」與正義原則的抵觸

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早已多次撰文,以及在各種媒體上指出「明日大嶼」計劃如何破壞生態環境和帶來人類災難的可能性,並斥責此舉「逆天而行」。雖然,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已表達人工島帶來的影响。但本文不得不簡單地提及杜拜和日本人工島所衍生的問題。

廣告

阿聯酋杜拜曾發展世界島(The World Island)此人工島項目,可是2008年1月在完成地基後,在金融海嘯和全球經濟衰退下,該人工島被迫停工,變成「爛尾島」,其負責發展的母公司「杜拜世界」則要求暫緩還債260億美元。此外,杜拜這個「爛尾島」被美國衛星拍到沉降情況,而英國《每日郵報》亦對此事作出報導。在日本方面,耗資1.45萬億日圓,以七年時間建成的全球首座人工島;在1994年啟用的關西國際機,興建時已一直開始沉降現象,故此,需要在地下建水泥牆以防海水滲入。在今年九月颱風「飛燕」吹襲日本,首當其衝便是位於大阪灣人工島的關西國際機場,在狂風巨浪下,海水倒灌入機場跑道,頓時成為澤國,機場變為孤島。

杜拜和日本的經驗告訴大家,興建人工島除了建設費用外,對其維修與保養、不能預計的天災和全球經濟變化 (包括:通脹或通縮),這本身已是興建人工島成本。而林鄭政府似乎有隱瞞之嫌,未向市民交代建設人工島那些「未知數」。

廣告

本文主要是談及填海對社會財富再分配的非正義與影响。按羅爾斯(John Rawls) 的《正義論》的兩項原則性作為考量標準。我們不難發現與建「明日大嶼」人工島其帶來在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上的問題。

首先,其第一項自由原則;即是在政治上的基本自由權包括選舉與被選舉的政治自由等原則。這明顯知道政府傾斜地產商,而特首小圈子選舉與立法會功能組別便是一例;讓大財團在立法機關上佔有投票優勢和話語權,使她們和政府產生唇齒相依的關係,形成互相為彼此利益服務的現象。

在《正義論》的第二原則「調整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So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are to be arranged);即是第二原則內平等原則的第一項:「社會中處於最劣勢的成員受益最大,並與公平救濟原則(just savings principle)相容。(差別原則the difference principle)」。據此項原則而言,特區政府無論在土地政策、都市規劃、退休保障和「明日大嶼」人工島計劃均不合乎社會正義的原則。以下會淺談樓奴的誕生和市民未來生活保障來說明「明日大嶼」人工島計劃是一項怎樣的地產項目。

二、樓奴之誕生:香港規劃與地產商的互依互存

從過去的殖民地政府到今天的特區政府一直灌輸香港人「地少人多」的錯誤觀念。事實上,兩代政府都以高地價政策維持政府收入,且配合大財團需要,故在規劃上均以集中維港兩岸發展,促使人口過度密集,借此推高私人住宅與商業樓宇、店舖租金價格,而可見的將來,市區重建過程中必然進一步提高市區發展密度。

然而,我們細心觀察時會發現「有樓賣不出」的情況。在供求定律的操作與銷售策略下,地產發展商會大量囤積土地和住宅單位,掌握出售單位最佳時間推高樓價,達政賺取最大利潤。因此,用填海方式來增加土地供應,實際是迴避問題核心。據林鄭特首指出,興建人工島需時二十至三十年,這段長時間足以給地產發展商用時間換取空間分階段地出售現時囤積土地和銷售囤積單位。當人工島興建完成後,部份填海土地必然是地產項目,大財團可以繼續囤積人工島的土地和住宅單位,令下一代成為新樓奴,使市民猶如活在無間地獄般無法重生。

其實,不少團體提出發展棕地、荒廢的工業大廈、哥爾夫球場等各種建議來解決香港人迫在眉睫的住屋問題。不過,特區政府堅持己見,我行我素,麻木不仁地為保障地產商利益,繼續隱瞞土地規劃與傳統高地價政策,所帶給市民災難性住屋處境。因此,政府經常被批評官商勾結並非毫無根據。市民實在的生活經驗,繼而產生官商勾結的印象是政府在土地和規劃政策不公道所引致。

中大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教授伍美琴在其文章《「明日大嶼」填海計劃,為什麼不是香港理所當然的首要選擇?》內有清楚數字指出香港土地規劃使用量:

i. 香港尚未規劃的土地面積為96.8平方公里(9680公頃)。
ii. 香港已經規劃土地用途僅佔562.2平方公里,包括36.7平方公里的郊野公園。
iii. 郊野公園總面積為443平方公里,所以分區計劃大綱圖外的郊野公園土地面積是406.3平方公里 (443 - 36.7)。562.2 + 406.3平方公里= 968.5平方公里。
iv. 另有45.7平方公里為交通設施等用途。
v. 換句話說,香港有96.8平方公里(1,111平方公里 - 968.5平方公里 - 45.7平方公里)的土地未被規劃。這部分沒有規劃的土地大部分在新界,約佔香港建成區(271平方公里或香港土地的24.4%)的35.7%。
vi. 在規劃為住宅用地的面積比現有住宅用地多17平方公里(1700公頃)。
vii. 現有住宅用地僅佔77平方公里(6.9%),而規劃的住宅用地為99.8平方公里。單是公私房屋用地,我們就應該有59平方公里(不包括綜合發展區和商業或住宅),遠遠超過現有土地用途中用作公營和私人住宅用途的42平方公里。
viii. 此外,我們要知道所有公營房屋所佔的土地都只是16平方公里(1600公頃)。

從上述數字可知道,香港「地少人多」純屬被政府建構出來的謊言。香港並非無地可用;更不是興建「明日大嶼」人工島的理由。說穿了「明日大嶼」人工島優先受惠是香港地產發展商,以及內地紅色資本家,同時令她們累積資本,亦透過該項大型基建投資,為政府擦亮香港純粹在表面上的GDP數字。所以,最踏實的做法是善用尚未規劃的土地(面積為96.8平方公里,即9680公頃),以此為如今的市民解決居住問題。

三、香港人囗發展與欠缺生活保障的未來

表面上亮麗的GDP數字,沒有反應到香港人真實的生活質素/標準(Standard of living)。從現實處境而言,學者周永新教授認為「M型社會」在香港已經存在,亦即是指中產階級正在減少,香港貧富懸殊已是不爭事實。另外,在未來人口老化,生育率不足已是人所共知。特區政府不單沒有善用儲備針對相關問題,推動全民退休保障,反之,認為用實施全民退休保障,會引來財政赤字。實際上,上屆政府於2015年的《財政預算案》中為退休保障預留500億,這數字足以啟動全民退休保障。但林鄭政府倒行逆施,捨本逐末,好大喜功,漠視市民未來保障的需要,把財政儲備投放在高風險的人工島上。

在2015年根據政府統計處發表的最新一套人口推算數字,香港人口將增長至2043年822萬的頂峰,然後下跌至2064年的781萬。政府統計處最新一套推算數字中,推算期由30年延長至50年,這有助更好地辨識未來人口的趨勢和結構。香港的生育水平,在過去二十年大致而言呈現下跌的趨勢。有關香港的總和生育率(即每一千名婦女在一生中活產子女的數目)持續低於2100的更替水平。由1994年的每千名女性相對1355名活產嬰兒下跌至二零零三年901名的歷史低位。總和生育率在近年回升,2014的數字為1234名。在生育推算中,已考慮各種因素,包括曾經結婚女性的比例、已婚女性年齡別生育率及內地女性在香港產子的情況。

不過,總和生育率按推算由2014年每千名女性相對1234名活產嬰兒逐漸下降至2064年的1182名。從政府統計處的推算數字可知2043年年中822萬已是人口頂峰,其後回落至781萬左右。若以林鄭「明日大嶼」人工島估計,該島可以容納110萬人,而按政府統計處數字所指人口高峰及其後回落的趨勢;人工島已提供多於33萬人左右的容量和需要。而且,這個人口趨勢所引致的住屋問題,還未計算現時尚未規劃,且可運用的9680公頃土地。

因此,林鄭特首以解決住屋問題為由興建人工島,這可能反映出兩個可能性,一、是林鄭特首未有在人口發展和推算上做研究工作。二、林鄭特首滿口謊言,以住屋之名興建人工島,永續官商勾結的長期合作性。無論如何,「明日大嶼」人工島屬二十至三十年後的事情,對於現時住屋和貧富懸殊的慘況沒有作出即時性解決。反而,興建人工島為香港人更增添憂慮。

四、結語:政府對市民應有之義務

一個優質的政府對人民帶未來的保障是應有之義務。怎樣可以善用公帑和儲備,適當的財富再分配是必經階段;而認知社會貧富不均及其差別是公平和正義之原則,這種原則是在約束政府和大財團在資本上的壟斷,減少給我們下一代帶來不必要的經濟和生活上的影響,卻非把今天的負擔延伸至未來,而且,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倫理。羅爾斯(John Rawls)主張我們對後代負有的責任是儲備充足的有形資本(material capital)以持續地維持一個公正的制度。如果差別原則沒有提供跨世代(intergenerational)的要素,這便有可能會對下一代弱勢群體造成剝削。

簡言之,政府不能為社會執行正義與公道的判斷,並為社會帶來其他有益的結果,那麼政府便失去對市民應有之義務,而彼此也失去互相信任的條件,從而影響政府在施政上的認受性。今次施政報告提出「明日大嶼」人工島所帶來的爭議有別於過去的政治爭抝,乃是判斷正義與公道;朝向如何善用庫房儲備的政治與經濟倫理價值上的未來方向和意識形態之辯。若政府在「明日大嶼」人工島方案不作出廣泛性的正反討論和諮詢,堅持「好打得」的一意孤行的形象,相信林鄭特首未來施政必然受到嚴峻的挑戰,不能做到政通人和之餘,甚致引發起更多社會不公的亂象。

 

(作者簡介:譚香文,現任黃大仙區議員、會計師,曾任立法會會計界議員﹙2004-08﹚及平機會委員﹙2005-09﹚。秉承區議員作為街坊保長、事事關心的角色,在地區民生議題,透過會計專業協助居民監察法團賬目及大廈管理外,在全港亦同樣監察政府在地區施政、以至全港性政策對民生的影響。)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