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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我,害慘了今天的我 — 論追溯期與法治

2017/7/26 — 12:05

六位被DQ的立法會議員7月18日召開記者召待會圖片來源: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

六位被DQ的立法會議員7月18日召開記者召待會圖片來源: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

【文:蔡穎德(執業律師)】

「何以昨天的我,可以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犯了今天的法? 這公平嗎?」

DQ案判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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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7月14日,原訟庭區官頒下了判詞,褫奪了四名民主派/本土派人士的立法會議員資格。在判詞第20及22段中, 區官指出按照法例及上訴庭的案例,人大就基本法第104條的釋法具有法律效力,法庭必須依從。由於人大釋法的權力是從基本法第158條而來,因此釋法的法律效力該追溯到基本法生效之日,即1997年7月1日。在考慮過相關證據後,法庭認為四名議員沒有按法例及人大釋法下的要求宣誓,因此裁定四名議員自2016年10月12日起被褫奪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社會對人大釋法有追溯期不期然抱有疑問: 何以昨天的我,可以在不知情下犯了今天的法?這公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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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宣言和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聯合國的人權宣言第11條(2)和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1)不約而同指出刑事罪行没有追溯權, 但人權宣言和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均沒有提及牽涉民事責任的法律條文是否有追溯期。故此,地方政府會以當地的法律去決定新訂立的法律條文是否有追溯期。就DQ案而言, 區官便是依賴梁游的案例和基本法的生效日期去界定是次人大釋法的追溯期。

國際做法

讀者可能狐疑,以本地法律條文演繹人大釋法並容許追溯期,縱使合法,這是一貫國際做法嗎? 美國憲法第1條第9段清楚列明關乎褫奪的法例不得有追溯期( “No bill of attainder or ex post facto Law shall be passed”)。換句話說,任何有關褫奪公民權利的法例,只能在立法通過以後才能有法律效力。英國在處理追溯期時則不同。英國議會有無上的立法權(parliamentary supremacy),因此可以通過任何法例,以及訂明該法例是否有追溯期。 觀乎歷史,英國議會曾經通過有追溯期的法例,[1]但該些有追溯期的法例其實為數不多。在執筆之時.DQ案中四名被告仍然可以對裁決作出上訴,因此基本法第104條的釋法是否必然從1997年7月1日起生效, 仍存變數。 

學者 J.W. Bridge指出,[2] 由於人們都假設法例的本質不會漠視公義,故此若法例沒有提及追溯期,法庭不應假設該法例設有追溯期,特別是關於褫奪公民權利的法例。另一邊廂,若該些有追溯期的法例是用於補救和更加好好保護公民權利時, 追溯期的問題則不大。他亦指出若真的通過了有追溯期的惡法,守護法治的最後希望便是一個「開明、獨立和勇敢的司法系統」。[3]

追溯期與法治

美國憲法對追溯期的約制是建基於法治精神,即法律必須是公開和清晰的, 好等人們在決定作出任何行為(或不作出行為)時,清楚知道該決定可能帶來之法律後果。法例的可預見性,亦是基本的公義。英國作為西方民主國家之一,也明白有追溯期的法例將無可避免地會與法治和公義有牴觸,因此在行使通過法例追溯期時, 議會會考慮(1)如何平衡公眾利益:例如是否有其他公眾利益會淩駕該法例的追溯期 ? 以及(2)國際標準,例如歐洲人權公約。

 香港在主權移交之後,由於基本法表明人大有最終釋法權,香港法例的清晰度和可預見性的確多了一重不穩定性,在法治的層面上,不甚理想。在現行體制下,市民亦不能期望法庭以保衛法治之名而無視釋法: 正正因為我們的司法體系尊重法治和遵守法律,法庭的裁決必定是根據法例和法庭面前的證據。若法官可以憑籍個人政治理念便作出判決、罔顧法律,法治便會蕩然無存,整個制度將全面崩壞。最後,我們還須了解法官的難處:不管法官有何政治理念,又或在作出裁決時心情如何,根據司法人員專業守則,這些都不能在公開場合表達的。香港的立法會就好像是鑄劍師:他們立法的工作就是鑄做利劍(法律),讓政府這個巨人去揮舞,維持社會秩序。而香港的司法系統則是一面盾:任何受傷害的人或機構,均能使用它。它能保衛和守護,但它的能力是受限制的、亦是被動的。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捍衛法治的最佳方法還須寄望政府和人大盡量克制、不要輕率使用基本法第158條賦予的權力。絕對權力,不一定要使用.又或時常掛在嘴邊;正如古希臘哲學家Thucydides所說: 「在所有權力的體現中, “克制”最能受人尊重」。[4]

 

[1]請參考下議院文件編號SN/PC/06454

[2] 請參考Bridge, “Retrospective Legisl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in Britain”, 35 U. Mo. Kan. City L. Rev 132 1967

[3] 請參考First Committee of the South East Asian and Pacific Conference of Jurists, Bangkok 1965, reported in “The Dynamic Aspects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Modern Ag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Geneva, 1965, p. 179.

[4] “Of all manifestation of power, restraint impresses men the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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