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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新疆 明日香港 — 反思香港與中共博弈的策略

2015/11/26 — 12:03

一言以蔽之,「昨天」在新疆所發生的,將來亦可以在香港再發生一次。 (資料圖片)

一言以蔽之,「昨天」在新疆所發生的,將來亦可以在香港再發生一次。 (資料圖片)

巴黎在11個多月內便已發生了兩次恐怖襲撃,震驚全球,聞者傷心,聽者也有不少流淚。在巴黎第二次遭受恐怖襲撃的差不多同一時間,新疆亦發生了疑似由中共支持的恐怖襲撃(她派出武警進行鎮壓活動),造成140人死亡。雖然這宗事件沒如巴黎恐襲般受港人關注,但它可能較巴黎恐襲對香港的前景有更沉重的啟示。

一言以蔽之,「昨天」在新疆所發生的,將來亦可以在香港再發生一次。在後雨傘運動的時代,中共把香港事務歸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理,與之前主要透過中聯辦間接掌控的相比,重視程度明顯有所提升。學者葉健民曾在〈想像未來不能沒有中國因素考慮〉一文語重心祥地提醒各人,無論是處理香港還是港中關係的問題,任何人都不應以個人一己的喜好而鼓吹群眾輕視中國對香港的實際影響[1]。這番勸勉被部分人士錯誤地解讀為媚共、懦弱、不夠勇武、「助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等。但事實上,了解和考慮中國因素並不等同是認同中共的所作所為。反之,這種行為可算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從而為這個小而繁華的城市尋找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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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實上,無論港人鞭撻中共喪盡天良多少回,中共一旦出動解放軍處理香港或港中關係的問題,香港並無招架之力。所以,另一位學者陳健民曾在無綫電視節目《講清講楚》中提到,由於中共視國家主權為不可撼動的底線,所以在地抗爭的前題是要令中共沒有藉口加強打壓這些活動[2]。

不過,對歷史稍有認識的人都會知道,出動軍隊的藉口可以是很牽強的。例如,普魯士鐵血首相俾士麥為了尋找藉口與法國交戰,不但在西班牙國王繼位的問題大造文章,而且把埃姆斯密電修改為更具挑釁性的公開版本,藉此為後人稱的普法戰爭(1870-1871年)「造勢」。此外,前美國總統喬治·布殊以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的武器為由出兵攻打伊拉克,但後來查明後發現並無此事。還有,現任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兵克里米亞至今,理由是答應被廢黜的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的邀請派兵以「維護」烏克蘭境內的和平安全。有些例子更是出爾反爾和兵不厭詐的。例如,劉邦便曾佯裝與項羽和談,並在和談達成後不久後便再次攻打項羽。另外,孫中山答應在制訂《臨時約法》的前題下將臨時大總統的職位讓給袁世凱,但袁不久後便違反承諾,拒絕南下就職,疑似暗殺宋教仁,並罷免三省都督和以軍事力量對抗二次革命的力量,後來便企圖復辟帝制等。這些歷史例子可謂不勝枚舉。由此可見,戰爭的理性與博弈並不能單用太平盛世的理性去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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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歷史類比並不足以說明中共必定會強辭奪理出兵香港,港中關係在短期內亦看不出會惡化至此地步。但未雨綢繆和以史為鑑還是重要的,否則到了中共出兵的一刻,香港已欲救無從。在處理政治問題時,人們必須為面對最壞的情況作好準備,然後才可期盼有更好的可能性。對香港而言,最壞的情況是中共出動解放軍干預,所以在地抗爭的人須思考可如何避免這個情況的發生。香港並沒有任何外國勢力願意主動地作出高成本的撐腰,所以各有心人除了強調在地抗爭外,也須想辦法去增強香港的優勢,自己香港自己救。

「自己香港自己救」的意思,不是指單憑現今香港僅有的力量殊死一搏。稍有理性的港人都不會愚昧至作出以卵擊石的行動。反之,它的意思可以是從捍衞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價值[3] ,重新重視華南文化圈[4]和增強文化軟實力[5]等,讓其他國家更加重視香港這個對她們有利的城市。在處理中共在香港的利益時,筆者的個人意見是容許她在香港有一定的利益但不能夠讓她獨大,否則便是「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的高風險「投資」。如果其他國家重新重視香港而中國亦有不少利益在香港的話,中共便不太敢輕舉妄為,香港在客觀效果上便會多了一道人工屏障。

當然,筆者也曾考慮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德兩國雖仍維持正常的互貿情況(雖有貿易逆差),但兩軍交戰仍是無法避免的問題。類近的情況也可能會出現在港中關係中。然而,考慮到香港沒有軍事力量,但又不甘於被天朝中國蹂躪的話,捍衞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價值,重新重視華南文化圈,增強文化軟實力或/和讓外國願意協助守衛香港是不充足但必須具備的條件,否則外國便可完全不考慮香港對她們的重要性。

事實上,捍衞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價值,重新重視華南文化圈,增強文化軟實力等不但有其工具價值,而且有其內在價值。至於讓外國願意協助守衛香港,這確是有一定的風險,因為一旦中共認為有外國勢力干預的話,她便有藉口進一步介入香港的事務。不過,香港仍可做到不是主動邀請外國勢力介入,而是做好捍衞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價值,重新重視華南文化圈,增強文化軟實力等的工作,讓外國自願留下來協助守衞香港,從而達到勢力再平衡的效果。這是最理想的情況。即使外國未必因此願意因此留下來協助守衞香港,單是能夠做到捍衞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價值,重新重視華南文化圈,增強文化軟實力等也會令香港受益不少。

筆者還曾考慮過在後雨傘運動年代,香港繼續與中共對話的可行性。在2017年政改被否決後,中共似乎不急於重啟政改的步伐。談到這個問題,有些港人可能已急不及待怒斥中共背信棄義。這在道德層面上或許並無不妥之處,但這同樣對大局並無明顯的幫助。細心一想,中共如此行,其實可能另有盤算。簡單地說,這可能關乎到她對自己的崛起非常有自信,並且相信事情拖得愈久,香港內耗的情況愈嚴重,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她會有更多博弈的籌碼。在這情況下,若只強調對話溝通而不增加香港優勢的話,再多的對話溝通也可能是徒勞無功的。再者,中共已屢次出爾反爾,即使要繼續對話溝通爭取成果,也不能露出所有的底牌和需要留有一手慎防她再次不守承諾。如此一來,誠懇地對話溝通的難度便會大增。即使撇除誠懇對話溝通的難度不談,單是繼續堅持對話溝通也是「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的高風險「投資」。

無論如何,香港以軍事力量與中共抗衡是天方夜譚的。即使筆者很理想地假設香港警方也願意站在香港那一方抗衡中共,香港仍需花費天文數字的軍費去增加軍力,加上要中共在未來遭遇很嚴重的軍事失利,香港才有望足以與中共抗衡。況且,中共並不會對此視若無賭。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大前題下,中共必定會盡全力阻止香港有任何非駐港解放軍的軍事力量。若然香港真的有獨立的軍事力量,無論這種力量有多微不足道,中共也會有藉口出兵香港解決這個問題。故此,走這條路的難度是最高的。

說到底,若然中共不如某些人預期般迅速崩潰的話,她到2047年後會否出動解放軍鎮壓香港的反對勢力,這除了與她自身屆時有多少實力有關外,也很視乎那個時候的香港到底有多少博弈的籌碼。或許以上的建議都不是完美無缺的,在實踐時仍要摸着石頭過河。但若然港人不願力挽狂瀾地增加守衞香港的籌碼,他日中共在處理香港的問題時,便可扭曲「打者愛也」的意思,與《基本法》中所謂的「濃濃厚厚的『愛』」互相「輝映」。

 

註釋:

[1] 葉健民:〈想像未來不能沒有中國因素考慮〉,(《明報》,2015年8月21日),頁A34。

[2] 陳健民在2015年9月27日於無綫電視節目《講清講楚》中提及的其中一點。

[3] 易汶健:〈捍衛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就是捍衛香港 —— 剖析港陸之間的利害關係〉,《香港革新論》,(台北: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181-192。

[4] 鄺健銘:〈捍衛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就是捍衛香港 —— 剖析港陸之間的利害關係〉,《香港革新論》,(台北: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205-218。

[5] 何偉倫:〈復興我城的文化軟實力 —— 以香港電影業為案例〉,《香港革新論》,(台北: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219-227。

 

全文原載於《評台》2015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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