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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知還是打壓?回應小麗老師的紀律聆訊

2016/7/4 — 13:24

作者出席了劉小麗老師被紀律聆訊的記者會。(圖上行中)(小麗民主教室製圖)

作者出席了劉小麗老師被紀律聆訊的記者會。(圖上行中)(小麗民主教室製圖)

【文:梁志遠(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專任導師)】

前天有幸參加了聲援小麗老師被紀律聆訊的記者會,回想起來,仍然久久不能相信:這事真的可以發生在自己從小成長的香港,自己正在工作的大專教育界嗎?是小麗老師太過政治了,還是我們的大學高層政治過頭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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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小麗老師在農曆年三十晚,因為聲援支持深水埗熟食小販,毅然以公民抗命的方式,在食環署小販管理隊面前,故意售賣魚蛋而當場被捕。任何稍有常識的市民都會知道,這是一次公共政策的公民抗命行動。在立場及策略上,大家是否贊成同意,自可討論。但小麗老師就是義無反顧地「犯法」了,也充份運用了其後的檢控空間,繼續為最難聲援的無牌小販發聲。正如上水熟食小販年前的聲明所言:「我有犯法,卻沒犯罪」。當社會還未能認真討論反思小麗老師行動帶來的意義之前,理工大學管理當局竟越過香港專上學院,徑自追究她從事小販行業,提出紀律聆訊;為的就是指控她在未申報收益下,獲取了多達「十塊錢」的報酬。

是次紀律聆訊如果成立的話,將預示著本港大專院校道德管治的徹底淪亡。撇開僱傭合約等的法律爭議(小麗老師當時只是兼職身份,沒有運用侵害院校的相關專業知識,收受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十元,而罰則亦只是形同違例泊車的現金告票等),大專老師為了弱勢社群的福祉及不公惡法的挑戰,其實正是反映著一位知識份子的道德良心。這種托詞誣陷的紀律聆訊,針對的可不止是一個人,而是一整個大專教育界的從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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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也是一位從事小販研究多年的大專老師,了解從學識研究上及關心了解上,有時候真的有可能需要進行有違法令的行動觀察。在1980年代,本港已有外國學者以參與被捕的方式,了解小販被檢控的程序及過程。而根據人類學的傳統,參與被研究者的生活,甚至融合為當中的一份子,就更是備受敬仰的一種研究方法;因為唯有代入對方的生活世界,研究者才有資格真正理解被研究者的心路歷程及身處環境。筆者在撰寫博士論文的田野工作期間,就曾透過相熟引路人,參與扮演無牌小販半年;尚幸期間沒有真正被捕及檢控而已。雖然小麗老師是次公民抗命未必與學術研究有關,但以身犯法去突顯小販政策的問題,同樣是出於一種公共政策的關注,絕非個人利益及事業發展。事實上,繼後一天的暴力衝突,其至是政府其後對小販議題主動作出的回應也表明,現時矯枉過正及缺乏視野的小販政策,的確有需要社會人士加以警惕留意。

可惜及諷刺的是,大專院校的高層,不少其實大都享有由西方院校傳統的終生制待遇。這種優厚待遇,有如高薪養廉的考慮,原意正是在於鼓勵知識份子可以沒有後顧之憂下,對時政作出批判思考,發揮獨立特行的角色。現實卻是:獲享終生制的沒有站出來,沒享終生制的卻反而站了出來;並備受政治打壓,只因所反所議,沒有得到政權的青睞接受而已。如果是次令人訕笑的紀律聆訊真正舉行,甚至有所裁定的話,只會令人憂慮,本港的大專院校教育制度是否繼多次校政干預事件(包括邵家臻,戴耀庭,鄭松泰及陳文敏等)後,又一次被不知名力量所無理打壓。

最後,萬分希望更多學生,老師,相關團體及是市民大眾,可以積極參與回應是次紀律聆訊。此例一開,不少致力參與回應各類公共議題的老師學者,未來只會噤若寒蟬。吾道不孤,但前路昏暗,唯有挽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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