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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與感受

2019/7/8 — 12:33

霧中維港(資料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霧中維港(資料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文:A.M.】

近月,時局變化萬千,目視滄海橫流,難免生出無奈與窘困之情,反覆叩問自身,置身亂世該何去何從,作判斷時難免考慮現實與原則的問題,牽涉的不止於是否窮達有命,更是自身情感與價值觀的考量。

對於未來何去何從,各人心中早有定案,或是桴浮於海,或是以死明志,或是奮戰至最後一刻。儒家時有論及或出或處的問題,實非自行決定,而是一種對時局變化所作的回應。從現實而言,我大可遠遁歐洲,當個化外之民,無須對眼前事多加思考。或可如抱失敗主義的友人,認定往後皆是絕望,於是劃地為牢,限制想法,預設一切不可逆轉,只欲謀求移民他國,茍活圖全。或如些學習歷史的人般墮入「觀世如史」的迷局,自視看破一切卻怯於行動,自以為可置身事外,當個旁觀者,只成了梁任公筆下「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面對我城陷落,實無人可以獨善其身,當個局外人。此非關泛民與建制兩派的路線不同,反而是現實的考慮,如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治悉數消失,此地是香港,還只是深圳特區的一角?覆巢毀卵,豈能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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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上一代避秦南來,播遷抵港,就為構築遺民世界。當中既有否定神州政權者,亦有深受其害而出逃的人,為的是在故國一隅重建新家園。二十二載過去,卻演變出一國凌駕兩制的局面,使遺民世界的安全罩破裂,市民需直面極權的種種醜陋,官商鄉黑的同謀協作、警權的無限伸展、無盡割地與變相上繳、對市民的全面監控等等,極權漸漸將香港「打造」成新疆般的人間煉獄。如抱失敗主義或要當個旁觀者,或視香港終非久留之地者,大可逆來順受。然而,過去一個月的運動,年輕人負隅頑抗,發揮如水般至柔至剛的精神,對抗著殘暴的政權,正正展視面對政權的正確態度:失望而不絕望。興許我們踏上城破之路,卻未可輕言放棄,至少我們應在不同崗位上略盡綿力,拖延城破之期。

孔子在「道不行」之世,亦曾萌生「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於海」之念,縱使合符理性,但情感上是否能夠捨棄家鄉?如果可以,我想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余英時就不會對文化中國、神州大地念茲在茲。香港本是中華文化飄散之地,卻揉合西方文化菁華,孕育出獨特的本土文化,將中、西文化調和交融。若放在文化發展的脈絡,或許逃不出「五四運動」對再造中華文明的想像,香港恰好是個符合想像的成果。如果終有一日,香港人不得不棄城遠去,應了唐君毅昔年「花果飄零」之喻,成為離散華人,我們追求的便應是「靈根自植」,再將這文化命脈接續下去。當中共不復存在,我們則可據此重建香港,再造文明。可恨的是,文化融合似是勢不可擋,友儕縱支持民主自由,卻樂於往深圳打卡消費、喝喜茶、吃海底撈,生活習慣與內地人相差無幾。兩地文化差異消弭,象徵了二地趨同,香港文化的獨特性實日漸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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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亂世,我們更應恪守價值原則,並善用自身所學去「自覺地承當這命運或自覺地擔當這使命」(牟宗三語),為香港再爭點時間。對於梧桐河以北的政權,無論是恐懼、諂媚或漠不關心,皆將導致我城破敗。如今,港人走在與中共在看誰先倒下的路上,就如 1938 年胡適在致傅斯年有關抗日的信件中所寫:「國事至此,除『苦撐待變』一途,別無他法。」 

未來發生的一切,既是苦撐待變,更是對我們自身的考驗。

 

個人自我簡介:教師、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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