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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失語 : 暴力中止了政治的可能

2016/4/3 — 17:43

涅洽耶夫和他的名作《革命者教義問答》

涅洽耶夫和他的名作《革命者教義問答》

管治及政治

亞里士多德說:「政治的目標是追求至善。」

政治不同於管治,管治乃是一種欠缺向善動力的狀態。官僚化是其中「惡中之惡」。它失去了公共性;而且它由上而下的慣性的、精英的、少數的官僚管治,取代了民眾協商,因為協商往往要犧牲效率。本來,公共有權利以理性交流,來構建具創造性的政治見解,公共倫理,價值及反抗的形式;然而官僚化的政治操作,卻走向管治,形成研討的對立面,甚至壟斷了公共善的注釋權。更糟的是,它不單導致思想上的壟斷,更進一步把異類思想的載體,成為物理的打擊對象。所謂「國家壟斷了暴力」。在其中最極端的體現,就在於對武力的使用及對權力的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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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極右/右翼主張之所以吸引,是因為以彌賽亞式的應許而來。「面對制度的暴力,人只以寸鐵以反抗之,是可以容許的」,這不單沒有回應制度在呈現時的非公共性,只不過是重演制度的武力,這是沒有想像空間的對戰。

戰爭,或是在香港語境之下的勇武,往往是出自高度組織,金字塔形式的洋蔥形結構。先鋒黨的產生,就是它的結果。我們會好驚訝的發現,這傳統可以追溯到俄國民祽主義者的傳統,這些年青的民粹主義者們,因為進入鄉村轉化保守農民的努力不果,就以少數人的武力(政治人物的暗殺)來用以讓民眾「覺醒」。由十二月黨人,至被吊死的列寧的兄長,到群魔式道德虛無的涅洽耶夫,到了列寧自己暴力解散立憲會議,屠殺農民為止。我們可以見到,任一武力對抗武力的行為,參與的人更少,彌賽亞的狂熱更盛,而不擇手段的禍害更深。這洋蔥形結構,秘而不宣而極具破壞性的後果,為之後七十年的極權政治打好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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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治的拋棄

我城的極右翼份子,只不過是毫無創意地複製了這種虛無主義,了結政治空間的反抗。他們擁抱了自以為是的覺悟,擁有狂熱使徒式的信念,不惜挪用任何手段達到目的,放棄與不同取向的民眾作公共研討的可能。他們視生活日常的民眾為犬儒者,然而,這些看似冷漠,不表明立場,不跟隨他們的一般群眾,往往卻在威權制度暴力之中承受最大的傷害。就是這樣他們連政治本身都拋棄了,匿名化的群眾政治介入已經成為「失敗的嘗試」。在香港特色的功利主義價值下,他們要求群眾的介入,就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及統一性 : 支援一切武力對抗的實現。異議被從眾及效能所取代,討論思考被戰鬥的圖騰崇拜所終止,人放棄了反抗的省思,即使是在行使武力中自己可能變成施加暴政者的思想,都一律在當中視為異議。革命的本質,如果不終止於停止武力,開始嘗試公共研討的不同可能,就只會落入為暴力嚐血而革命的死循環。如同1918年的走在革命先鋒的契卡,或是1950年開國初期10個要有一個被處決肅清的嚐血循環。

古老範式

暴力抗爭,從來不是熱騰騰提出的新範式,絕不;而是來自另一種更古老、極端,而且被證實是毫無結果的恐怖傳統。對於新來港人士及內地人的仇恨(仇恨及厭倦是兩件不同的事),就可以看出極右在建立理論結構的困窘。在這個背景混雜,而且血統及價值多元的社會,要建立一種法西斯日耳曼式的純潔標準,是多麼不可能的事。然而,先鋒黨乞求淨化,要求絕對的統一性,由本質到行為-武力都必須一致。肉體直接對抗的快感,加上功利的碾肉機的計算,要求他們停止道德的考察,以赤裸裸的道德的虛無主義,表示沒有底線可言。在他們的視野中,沒有無辜者,沒有域外之人,沒有中立者,認定每個不參與及沉默的人,都有犬儒的原罪,因而中止了公共理性。甚至觀乎建制派及極右者對於非華人南亞難民的排斥,就可以了解到,建制與極右的對立只是表面立場上的勢不兩立,本質卻隱隱追逐儼如極權政府把持的巨大威權,以求平起平坐。這個利維坦只會用「反抗」等不同名義、不同意識形態,來繼續他們消弭異議異族的行動。

暴力政治是虛偽的命題

漫長的公議,研討,須要面對異質的人群,面對會被否定的困窘,須要鼓氣,與脈絡不同的人們敞開對話。反而觀之,極右的持見者,會逐漸成為一致、統一、而「純潔」的洋蔥先鋒黨;其間它須要不停的否定,或是隱藏當中的異質及多元,論述因此一次又一次左搖右擺,甚至到了無法忍受的情況,進行無底線可言的肅清。如果他們有建立體制的可能,都是乞於官僚帶來的窒息,以及借反抗為名、虛無犬儒主義為實的管治暴力。暴力,與政治,從根本上二者就是排斥的,根本不存在「暴力政治」這種命題。

說服及研討的對話是漫長的,這恐怕暫時是現行政治的本質。這比從眾的一體感(或直觀快感)經驗更漫長痛苦,然而,把公眾帶進對話的嘗試,從來沒有消失過。持續的對話,可以提醒及表達對話中權力的不均衡、對弈有可能發生的不公義。追求至善的動力,反抗官僚威權的動力,可以在持續的研討中,具創造性地提供反抗的範式及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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