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暴力、空間差異與倫理 — 從雨傘到魚蛋

2018/6/25 — 18:15

最近社運圈出現反思雨傘、魚蛋、運動路線與領袖的文章及對談。有朋友會斥之為「廢文」、「左膠文」,然後不予理會。在我來看,一切對過去五年的政治運動與抗爭的討論都是好事—我們實在談得不夠,各派系亦沒有認真看待對方的經驗,令好些養分未被吸收,好些運動決策未受到檢視,好些憤恨未得到紓解。然而,近日文章以「社運倫理受破壞」、「青年肉體」、「偶像崇拜」等為論調,我認為是有偏差、無助我們理解於雨傘和魚蛋中呈現、未受正視的結構問題與矛盾。我於此文以「暴力的幢影」、「空間差異」與「多元倫理」三個概念,去簡述我所理解的矛盾核心,期望為日後雙方的討論提供更好的基礎。

暴力的幢影

我們過去談及雨傘及魚蛋時,無論在概念或實踐上,暴力一直受到指責或忽視,而我以下的論述,主要目的是描述而非作道德判斷。我認為不論由雨傘運動的爆發到尾段,暴力一直存在,但它遭邊緣化及壓抑;此不但催生「勇武本土」路線,亦是暴力於魚蛋事件中大規模爆發的導火線。魚蛋既是雨傘的延伸,亦是其對立面,這是過去矛盾的癥結。所以,我們必須首先理解承受、以致日後行使暴力的抗爭者之日常經驗與心理特徵。一名研究武裝組織的學者提出「暴力的幢影」(shadow of violence)之概念:“Violence casts a cloud on social relations that is due to the short timeframe it introduces and its psycho-physic effects. Violence cuts short, it interrupts, it inflicts pain, and it has lasting effects.” 簡言之,暴力迫使人進入生存模式、壓縮人作決定的時限、激發人作出即時的肢體回應,並留下強烈的集體心理烙印,如被警察追打的恐懼、見證同伴受傷被捕的悲痛、誓死反抗的決意,甚至是報復的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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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運動的爆發前到港府不主動進攻、採取消耗戰術的期間,運動的特徵是學生領袖往往全面被捕(如學生領袖衝入公民廣場後,旁邊大台被清空)、因局勢及群眾安危呼籲撒離(如928當晚)或缺乏指揮權(如早期佔領龍和道),群眾四散政府總部以至周圍的各街道街口,在缺乏指揮下進行多次防禦或攻佔,與警察發生激烈衝突。群眾由一開始用身體及雨傘去抵擋,迅速學懂紥鐵馬去組成防線,到開始有人紥三角形鐵馬作推進,及群眾演化成有規律的陣勢:前排群眾前臂包膠地墊、手執簡單盾牌去擋警棍、後排人士執雨傘為前排擋胡椒噴霧,各排群眾手繞手、口喊「一二一二」、前仆後繼地與警察角力。(甚至於十月初已有佔領者欲取工地磚塊,最後遭阻止;魚蛋不就是其延續?)抗爭者隔著鐵馬與警察對待、守戰線、推進、食胡椒、捱警棍、奔命,是初期佔領的日常。即使是凌晨三點各人半睡半醒的時後,只要一聽到警察的動靜,都會因腎上腺素飆升而進入作戰狀態。「你有冇上前線?」逐漸成為一種承受暴力、積極反抗的共同經驗之分界線。

這種「和平以上,暴力未滿」的狀況與不少群眾及領袖對運動的描繪有很大出入;後者或許出於對非暴力抗爭的真誠信念,或許是策略性地爭取社會同情支持,而堅持雨傘運動的和平理性。我並非要證成暴力的正當性,而是要指出上述群眾是雨傘運動的一部分,他們的抗爭經歷及心理狀態亦是運動的一部分。此亦反映雨傘運動中,和平與暴力糾纏不清的關係:由運動的一開始,不少群眾已經在和平及暴力邊緣之間徘徊,一直承受暴力及所產生的心理烙印。我們該如何處理運動中和平與暴力糾纏的關係?特別是雨傘運動的爆發與初期嚴重偏離了和平佔中(即靜坐、待捕)的原型時,應否及如何跟不堅持狹義上的非暴力原則的抗爭者切割?如何應對他們因承認暴力而產生的不同心理狀態?向他們談哲學理論是否就足夠?如何調和「金鐘是我們用血去換來」及「佔領能持續是因我們堅持和平原則」兩種出現衝突的理解?這些問題不但由運動至今仍未得到正視,而且好些抗爭者遭污名化、排斥,成為日後社運分裂及魚蛋事件的伏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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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警員在佔領區以警棍驅趕集會人士(資料圖片)

多名警員在佔領區以警棍驅趕集會人士(資料圖片)

空間差異

對同一個運動,為何不同群眾會有如此不同的經驗和理解?空間的差異是一個好的思考切入。一場佔領運動須發生在特定的物理空間,不同群眾會身處該空間的各個部分,而此物理空間的差異會帶來不同的互動模式及共同經驗—暴力的幢影就如局部烏雲,並非平均地分佈在廣場每寸土地,而是集中在佔領空間的邊陲地帶。此物理空間的差異最終演化成一種「社群—心理空間」的差異。理解核心與邊陲群眾不對等地承受暴力、於暴力邊緣徘徊的共同經驗,並由此塑成具差異的心理狀態,以及對核心領袖完全不同的期望及訴求,是明白日後群眾、運動、派系分裂的重要線索。

雨傘運動的邊陲,正正就是上述面對暴力的幢影、駐守各街口防線、習慣「上前線」的群眾;其核心,就是圍繞金鐘指揮大台、夏慤道一帶、普遍支持學生領袖及非暴力原則的群眾,在物理及象徵意義上受到邊陲群眾包圍並「保護」。(任何模型都是對現實的簡化--當然有群眾或學生領袖時常穿越核心與邊陲。)再者,金鐘與旺角又是另一個「核心—邊陲」的空間對比。核心及邊陲的群眾各自建立其活動規律、對特定空間產生歸屬感(「我守開呢個街口」)、認識身邊的戰友及建立自己的行動小組(建立更表、上網買防禦裝備,甚至操練體能)、建構特定的倫理。物理空間的差異發展出截然不同的「社群—心理空間」的差異:核心地帶及群眾已被馴化、去暴力化(pacified);邊陲地帶及群眾仍長期處於戰鬥狀態,並隨時承受暴力。

按照此框架去思考,我認為群眾以至運動分裂的原因不只是核心不理解邊陲,更是邊陲長久無法進入核心。核心群眾與領袖無法理解邊陲抗爭者的行為及心理特徵、無法認同其行使暴力的動機,並去譴責、污名化他們(如11月衝擊立法會),是為核心不理解邊陲。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邊陲抗爭者建立了即使蒙面、戴口罩亦能建立相互共識、信任的生存策略,但當他們按照慣常的行為模式進入核心地區時,馬上激起核心群眾強烈的不信、質疑與排斥。此不正是顯出兩個社群心理之間的鴻溝?

資料圖片:2014年雨傘運動金鐘龍和道隧道

資料圖片:2014年雨傘運動金鐘龍和道隧道

但更關鍵的是,邊陲人士於運動初到中間一直被拒於核心的話語平台之外,急劇加深此鴻溝。金鐘大台的話語權,由相熟的傳統社運組織及政黨網絡作把關,群眾要上台發言,需要有一定組織聯繫以取得把關者的信任。有對雙學多項策略不滿、要求開放大台發言權的群眾與把關者發生數次衝突,大台直到11月初才給於所有抗爭者發言機會。這是所謂「拆大台」、「反領袖」的背景脈絡:邊陲群眾並非一開始、本質上就要求拆大台,它是一個怨憤、不滿累積、發酵的過程。

正如一名旺角青年表示:「『沒有人不想要有領袖。我原本很樂意讓學生領導,他們有號召力』,但他們的一系列決策,卻令他難以接受:比如,他們在佔領的第2天就開放通道讓公務員到政府總部上班,10月1日決定不在國慶日升級行動挑釁北京政府,10月3日原本要升級行動卻又在最後時刻宣布作罷...『我感覺被背叛。』」核心與邊陲由空間差異發展成社群心理的差異,是一個互動、漸進的過程;核心的言行與決策塑造邊陲的反應,邊陲的反應又回饋到核心,而兩者的分裂並非注定。

這是我一直認為本土派被標籤為本質上就是「拆大台」、「反領袖」的指責並非如此公平,因它完全抽空了運動發展的脈絡,忽視了運動決策機制出現的內在矛盾:領袖群作決策時,要否及如何諮詢運動內部多元、分散的群組?誰有權公開地向佔領區內群眾發言?如何解決運動策略必然出現的分歧?只嘲弄本土派是「專拆大台」,決策群及其支持者其實回避了檢視過往運動決策的經驗,繼續忽視上述必然於佔領運動出現的問題。當然,諷刺的是不少本土派群眾積極擁抱「拆大台」、「反領袖」的標籤,而我認同傳統社運論者所說,此長遠對公民社會造成不少傷害。

多元倫理

暴力的幢影與空間差異塑造了具不同心理特徵的社群;這帶出我想說明的最後一點:倫理與社群跟本無法分開。傳統社運派人士經常強調社運倫理與責任,並不時貶抑本土派為破壞倫理、無倫理、不負責任、野蠻。這種批評背後流露一種強烈的核心地帶的精英主義:它要求所有參與者採用某種特定言詞與套路去為行動作道德證成,不去理解分散各空間的社群所建立另類的倫理共識及實踐;若抗爭者不作公開、理性、經多重反省的修辭,就是無倫理及責任可言。它有兩個問題。

第一,精英主義假設整個運動有一套預先設定、統一、所有人認同的倫理準則,但雨傘運動由開始已經脫離了靜坐待捕的和平佔中模式,充滿了無人能預視的發展、抗爭模式,充滿了暴力經驗與空間的差異,充滿了具不同心理狀態及歸屬感的社群。核心精英有否真正進入邊陲的社群,聆聽他們的經驗與對運動的敘述,透過累積共同抗爭的經驗去理解他們在地的倫理共識?有抗爭者即使習慣匿名或蒙面地行動,不作公開演說,亦能建立互信、互助、作出犧牲,這就不算是具倫理共識的社群?為何hit and run作為策略共識就是不負責任?為何掉磚必定是一種去政治化、純粹發洩的野蠻,而不是有政權壓迫為脈絡的政治反抗?宣稱無底線抗爭、不向政權揭開底牌不就符合博奕論上的理性?

誠然,有部分(甚至大部分)參與者被捕後會感後悔,但我們是否就能完全否定他們行動時的決心?(928當晚不就有很人表示願意誓死抗爭嗎,誰能有權說要事後驗證他們的真誠?有意義嗎?)當他們事後感到後悔,我們就是否能扮演保護主義式的家長,判斷他們道德掙扎是反映其信任不真誠、太幼稚、不懂思考後果?那我們與建制派人士指斥青年示威者是受教唆與煽動、面臨刑罰就必然後悔的貶抑說法有甚麼分別?誰的道德掙扎、反省不是自我的跌跌碰碰、充滿矛盾與角力、難以下定論?

資料圖片:黃台仰,圖片來源:朝雲攝

資料圖片:黃台仰,圖片來源:朝雲攝

我們又如何判斷甘願承受後果的抗爭者和領袖?入獄者就是否等待我們致上憐憫、替他們後悔的對象?他們甘願入獄多年,不是一種承擔責任的表現?即使選擇流亡海外,也不是正承受另一種的懲罰嗎?(全世界更有大量流亡母國的族群,在海外為獨立或民運打拼。)其他群眾繼續受獄中或流亡的人激勵和啟發而行動,就不算是一種道德感召?這些不是願意共同承受苦難的表現?傳統社運派把他們一併描繪為毫無倫理道德,流露出的是對自己一套接近霸權的倫理的自義、驕傲,亦反映出一種中產式的保守性格:運動中一切要先被理論化,所有發展都要可預測,所有結果要可測量,風險程度要在掌握之中,每個參與者都可被馴化及受同一套倫理約束;不願意面對差異及意外發展。(誠言,他們背後更大的道德考量是要保護參與者。)

第二,傳統社運派的批評誤解本土派領袖之於群眾的意義與顯著。一方面,我相信即使沒有梁天琦,魚蛋事件亦會爆發;按照我上文的論述,它的爆發有其結構性原因,是雨傘運動中暴力經驗與實踐、空間差異受壓抑、排斥、忽視的延伸。另一方面,梁天琦能乘魚蛋之勢冒起,於選舉一躍成為政治明星,除了其個人魅力外,更是因為他置身於本土派抗爭運動、雨傘「上前線」的群眾當中:一個自稱是行勇武路線的領袖,若缺乏走進社群、建立群眾信任、經歷共同戰役、實踐共同的倫理,誰會信服他/她?若核心的精英在未有進入該社群、暸解其在地的倫理共識和實踐,就稱其支持者是「崇拜肉體」,不是顯出其孤高、思想懶惰,就是中了自己的圈套:他們有意無意地誇大本土派支持者對領袖的崇拜,強化了以偶像崇拜為框架去分析雨傘及魚蛋的狀況,完全抽空了更關鍵、具結構性、未受正視及反省的矛盾。

結論

政治並無先知,社運亦無抽離於社群經驗、純粹、高高在上的理論家。我的經驗與批判,不免於他人的批評或延伸;上述出現的多條問句,是開放的追問而非結論。我希望此文所帶出的不是更多的怨恨、嘲諷、對各方經驗繼續掩耳蔽眼,而是直視及梳理由雨傘至今積累多年的矛盾。我相信,把總總矛盾約化為「肉體崇拜」、「少年英雄」是失焦、繼續無視運動結構與決策機制所帶來的必然問題。我期望此文能引起對雨傘至魚蛋更多的辯論、檢視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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