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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動罪重審】法官引導陪審團:勿受個人政治理念、對被告反感或同情影響

2019/3/12 — 18:34

2019年2月20日,梁天琦乘囚車出庭

2019年2月20日,梁天琦乘囚車出庭

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等人被控參與旺角騷亂,其中一項陪審團未達裁決的暴動罪於高等法院重審。主審法官黃崇厚今午開始引導陪審團。黃崇厚強調,陪審團於退庭商議時,只能考慮已於本法庭呈堂的證據,他們必須將個人看法、情緒、政治理念,對被告的反感或同情拋諸腦後。黃崇厚又指,任何陪審團從其他渠道、媒體、或親朋口中得知的資訊,亦無經過法庭及律師的處理,可能是片面、不准確及不真實的,他們判案時必須全部摒棄於考慮之外。

黃崇厚提醒陪審團,本案涉及多名被告面對的多項控罪,他們必須獨立評估控方針對各被告人的案情,分別裁定他們有否干犯各項控罪,陪審團不能因為已裁定一名被告人有罪或無罪,而影響另一被告人的裁決;陪審團亦不能因為裁定某被告人其中一條控罪罪成,就假定他必然同樣干犯另一項控罪。

黃崇厚表示,即使控辯雙方於庭上曾提出不同的法律觀點,陪審團最終必須以法官的法律指引為準。而陪審團作為本案的唯一事實裁定者,他們必須決定信納或不信納什麼證據,就算法官在引導中對證據表示一些看法,這些看法對陪審團亦無約束力,如陪審團不認同,他們可不必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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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被告有權緘默 舉證責任在控方

黃崇厚又指出,「無罪推定」是刑事審訊中重要的原則,證明被告干犯罪行的責任完全在於控方,被告沒有任何責任要證明自己清白,如他們選擇不出庭作供,亦屬行使其保持緘默的權利,陪審團不能作任何不利被告的忖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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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第四被告容偉業一方曾傳召證人就其自閉症症狀作供,黃崇厚指,辯方沒有責任證明他們提出的事情為真,反而控方必須舉證證明雖然容偉業患有自閉症,但仍不影響他在案發時的行為,方能符合條例訂明的控罪元素。

官:市民享和平集會示威權 集會本身合法仍可變質

黃崇厚指出,在「參與非法集結」及「參與暴動」兩罪中,控方都必須證明現場發生非法集結,即在控罪所指的時間及地點,有三個或多於三個人集結在一起,並有共同目的以擾亂秩序,或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行為去阻礙警方執行職務,並意圖導致任何在場人士有害怕社會安寧被破壞。

黃崇厚指,香港居民一般享有在任何公共地方進行和平集會、遊行及示威的自由,但法規可對有關自由施加限制。警方有責任便利市民進行合法、和平的集會,但警方亦須視乎實況,在保障人身、財產安全,及市民集會遊行權利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黃崇厚又指,陪審團於庭上會聽過當晚的集會並未事先獲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但這不等同當晚發生的就是一場非法集結,關鍵是案發時有否發生非法集結罪和暴動罪相關法例下不容許的事情。

黃官指,一場集結的性質可以在不同時段改變,例如一場球賽可以因為某些球迷的行為變成暴動,一場歡樂的嘉年華亦可因部分人的行為而變成案發現場,因此陪審團最重要是要考慮控方能否證明到相關罪行元素,如果控方能夠證明,本來的集結是否合法的,則變成無關重要。

非法集結、暴動屬集體性質罪行 控方需證有「共同目的」

黃官指,非法集結和暴動都是集體性質的罪行,控方必須證明案發時有三個或以上的人,具備犯案所需的共同目的。黃崇厚指,陪審團從證據可見案發時砵蘭街上有不少人在場,但他們都可以有不同目的:有些人可能是想犯罪,有些人可能純粹是旁觀、拍照、或者為了社交、文化、康樂目的的聚集。而即使在黃台仰講「3、2、1,去」後,也不是所有人都有份衝前。

不過黃官亦指,一個人逗留在現場的目的,可隨著不同時段而改變,他們最初可以是為了看熱鬧,後來變成反對、或支持其他人的目的,陪審團亦可根據被告當時的言行,考慮是否有這個可能性。

黃崇厚續指,被告和在場其他人要有共同目的,不一定建基於他們互相認識,亦不一定要有溝通交談,被告和其他人可以默契、或互相意會的方式達成默契或共識。黃崇厚舉例,進入球場的人,可以是同一個球迷會的會員,也可互不認識、沒有交流,但都有著擁護同一支球隊的共同目的。

官:作為或不作為均可構成「擾亂秩序」

至於控罪元素中「擾亂秩序行為」,黃崇厚指,「作為」或「不作為」都可以擾亂秩序,而就算當時現場已經變得混亂,任何人在秩序已失的情況下,仍可以作出擾亂秩序行為,令事情火上加油。至於有辯方律師曾邀請陪審團考慮,被告行為是否只是「恢復現場秩序」,黃崇厚則指,陪審團仍要考慮當事人本身的行為,是否已屬於擾亂秩序。

黃崇厚強調,控方除了要證明被告作出法律不容許的行為,及引致其不容許後果外,還要證明被告於案發時具備相關的心思意念,「否則一個人就可能因為無心之失而犯法。」例如被告在作出擾亂秩序、威嚇性、侮辱性、挑撥性等行為時,必須是要故意、自主地作出,被告亦要知道或者罔顧該行為會帶來的後果。

黃官指出,如果陪審團認為被告是真誠相信,或者有可能是真誠相信自己的行為不會擾亂秩序,或不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挑撥性,就算這信念錯誤或不合理,即代表控方未能證明所有控罪元素。

黃官又指,就算被告的行為是短暫、無預謀,甚至他在作出該些行為後立即感到後悔,都可以是「故意」作出該些行為。

黃崇厚解釋,控罪中「破壞社會安寧」的意思,即集結人士威脅使用暴力,令在場人士身體實際或相當可能受到損害,或者財產在擁有者在場時受到或相當可能受到損害。不過黃崇厚提醒,陪審團在考慮在場人士會否害怕社會安寧受破壞時,必須要考慮一個合情合理、有正常心智、膽量、勇氣的人,而非一個極端的人的想法。

「意圖」不同「動機」 陪審團不應考慮被告動機或政治信念

黃崇厚又強調,「意圖」和「動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例如一個人干犯盜竊,他的意圖就是偷東西,但可以是出於貪念、報仇,或擺脫飢餓、養活家人、劫富濟貧等可理解同情的動機。

黃崇厚指,被告作案時背後的動機,或者基於什麼政治信念,並非陪審團要考慮的因素。而控方要證明的是被告作案時有相關意圖,例如意圖令在場人士感到害怕,但被告最終能否達到目的並不重要。

黃崇厚指,暴動罪和非法集結罪最主要的分別,在於控方必須證明被告干犯暴動罪時,被告故意使用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令社會安寧實質上受到破壞。

黃崇厚指,如陪審團覺得合適,他們可以考慮當晚受傷警員,及控方證人受襲的證據,以考慮當晚在場人士是否有使用到暴力。至於辯方曾於結案陳詞中引述《說文解字》稱,「暴力」和「武力」的分別在於「止戈為武」,「暴力」則為挑起干戈,黃崇厚則提醒陪審團,《說文解字》是一本古書,他們應運用用日常用語中對字詞的理解去考慮證據。

至於容偉業同被控一項煽惑非法集結罪,黃崇厚引導陪審團時指,「煽惑」的意思包括利用言語或行為,游說、慫恿、影響、激發他人犯案,但被告最終能否成功煽惑他人並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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