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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防線 3】大奇蹟日不是奇蹟

2015/8/13 — 19:01

2014 年 8 月 14 日晚上 11 點 2 分,頭髮短短、眼眶紅紅的任建峰自灣仔修頓場館步出,正式發表勝利宣言:律師會打破 108 年歷史紀錄,首次成功向會長提出不信任動議。

宣布的時候,他又哭了第二回。

「律師終於能為這行業感到自豪。」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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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後來稱這一天為法律界「大奇蹟日」。這句話反映了一個事實,即無論業界內外,絕大部份人都認定,推翻林新強,機會渺茫。

機會之所以渺茫,既因為人,也因為制度,更因為中共干涉。一來事務律師向來形象是不問世事,只顧搵錢;二來律師會投票制度容易受勢力操控;三來,表決前共產黨箍票的消息,已唱通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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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區幾個律師仔,玩政治連初出茅廬都談不上,哪裡有贏的道理?

結果就是贏。那麼,贏的道理到底在哪裡呢?

去年8月14日,香港律師會二千多名會員以手中一票,推翻會長林新強,創下歷史。 (《蘋果日報》圖片)

去年8月14日,香港律師會二千多名會員以手中一票,推翻會長林新強,創下歷史。 (《蘋果日報》圖片)

 

* * *

「奇蹟」的起點在 2014 年 6 月 16 日下午 1 點 58 分。

「By the way, we should refrain from calling him our president from now on.」蔡家玲 (Priscilla Choy) 在手機輸入這一句話。她現在是施文律師行顧問律師,也是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的妻子。14 個英文字隨即傳送到一個 whatsapp 群組。這個群組專門關注律師會的動向,其中一個成員是任建峰。

那天,本來日夜工作忙碌的任建峰特意為了四歲兒子的幼稚園畢業禮而請假。當時他正在將軍澳參加「毅行爭普選」活動,以腳步表達對真普選的訴求。

那時候還沒有雨傘運動,甚至沒有 8.31 ,但兩者的前奏 — 《一國兩制白皮書》,已成為輿論焦點。這一天,律師會會長林新強在連任記者會上,表示認同白皮書內容,即認同法官是治國者,而且需要愛國。

法律界罵聲四起,一位律師如此形容當時感覺:「佢親中就一早知,只係今次實在做得太核突。」加上其時律師會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才剛把意見草稿遞交理事會審批,然而審批未完,會長竟已搶先發表意見,其意見內容又與委員會草稿完全不一樣。此舉令執業律師、特別是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有被政治騎劫之感。當時委員會的委員之一,就是任建峰。

他與 Priscilla 連同一班律師,在 whatsapp 群組決定要作出回應。隨即在翌日上午 11 時許,Priscilla 已經擬好她的動議書,要求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EGM)。動議有三:一)要求律師會發表聲明捍衛司法獨立;二)要求林新強收回「白皮書」言論;三)對會長林新強提出不信任動議。

蔡家玲 (Priscilla Choy)

蔡家玲 (Priscilla Choy)

動議書以任建峰、蔡家玲和吳少雲 (Irene Ng) 三名律師的名義發出。只要取得五十個會員署名,便符合召開 EGM 的最低要求。「倒林」一行人雖然信心不大,但也決心硬著頭皮,丟那媽頂硬上。

香港事務律師共有 8,279 人。一年後的今日回想,這麼一件大事,八千幾人,連五十個署名也擔心找不到?

香港法律界到底處於一種怎樣的政治風氣?

 

律師 Alvin:加入律師會=搵食要買文具

在任建峰一行人密鑼緊鼓策動「倒林」行動的時候,律師 Alvin[1]正在埋首他的日常工作。直至在新聞上讀到消息,他才意識到原來律師會發生了這麼一件事。

他從來未曾在意過律師會在搞甚麼。委員是誰,會長是誰,Alvin 一概不清不楚。他形容律師會和他個人的關係,就好像「搵食就要買文具」。而且這文具,還是公司幫他買的。

於 1907 年註冊為非牟利機構的香港律師會,是香港法律認可的本地事務律師專業團體。《法律執業者條例》授權律師會為香港事務律師發週年執業證書。沒有證書便不能工作,因此所有執業律師都必然是律師會會員。執業證書需要每年續期,而且費用不菲,價格為每年 5000 元,另加律師會會費 800 元。為確保員工均是持牌工作,牌照費用多由律師樓代員工支付。

這就是 Alvin 與律師會的全部關係。儘管他會定期收到會訊,「但都係廢嘅」,看也不看便丟掉。他也知道律師會有定期活動,但會覺得那只是小圈子玩意,與他無一點關係。

大多數律師與 Alvin 感覺雷同。一名受訪律師直言,律師會只是一個「背靠祖國」的利益集團。人們參加理事會,多多少少只是在期求身份可以為他帶來一點與大陸的「關係」。

「感覺上是一些本業做得不成功的律師,去搞所謂『額外增值服務』,以便促進他們的生意。」這位律師說。「因為我相信,大部份事務律師本業如果做得成功,都不會有空去搞這東西。」

「所以坦白講,我唔係好睇得起佢哋。」

儘管律師會每年收入達 8900 萬,單是來自會員週年執業證書的收入便達 4100 萬元,可是大多數會員對它,仍然只覺事不關己。過去無論是選委員還是選會長,Alvin 也從來沒有投過票。

正因為事不關己,所以當許多律師得知林新強大放闕詞,別說憤怒,連知不知道誰是林新強都成問題。

「當然有比較激進或者 involve 政治活動的同業,會主動抨擊,但大多數人都選擇唔理佢。」

Alvin 直言,他從沒想過要實際做些甚麼。

打工仔都明白這個道理:當一個人每日要用過半時間來工作,還要求他下班關注社會時事,幾可說是不人道。事務律師的生活就是如此。Alvin 每日工時長達十二至十三小時,甚至通宵達旦亦不罕見。

「別說與朋友聊天,回家睡覺的時間都沒有。」Alvin 如是道。「願意花心機去關注林新強講甚麼,已經是超常態。」

任建峰

任建峰

任建峰等人不會不知道做律師的辛苦。所以他們才會害怕,連五十個聯署也收不到。

無意之中助他一把的,卻是劉銳紹。6 月 17 日,Priscilla 的動議書推出後,反應本來一般。直至下午,林新強在劉銳紹的港台節目《中國點點點》中,說了兩句關鍵的話:「共產黨好偉大」、「我說的一切都代表律師會」。這兩句話再次觸動律師界的神經。由此聯署便如雪片飄至,瞬間達標。

當然所謂達標,只是夠召開會議而已。要在會議中令動議投票通過,完全是另一回事。包括任建峰在內的每一個人,都覺得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一次他就這樣對記者說:「我可以幾乎將我的身家賭落去,一定通過唔到。」

當日黃昏就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後來任建峰為此事寫了一篇名為《不因「無用的」而放棄》的文章:

…有位德高望重的「老行尊」聽到我們的行動,透過朋友約了我。見面時,「老行尊」表示他相信我們在拉票上絕對不夠親會長派系「鬥」。他擔心,我們不單會「輸」,而且會透過這過程把會長的認受性提升,使他將來說話、處事更加肆無忌憚。…

長話短說,我從「老行尊」得到的訊息,就是我們的行動是「無用的」。

這個「老行尊」,是何俊仁。

何俊仁記得,當時任建峰給他這樣一個回應:「唔緊要,唔會贏都要去做。」

他聽了這一句話,就沒有再多講甚麼。今後的兩個月,他將一直出面替任建峰拉票,並鼓勵這個年輕律師,把仗打完。

6 月 20 日下午 2 時 45 分,倒林一行人帶著共 240 個聯署,來到中環永安大廈的香港律師會會址。沒有抬棺材,沒有喊口號,他們只是很安靜地,遞交訴求。

這個訴求背後是一張合共九人的「倒林」工作團隊名單:黃淑玲、蔡家玲、吳少雲、任建峰、文浩正、黃鶴鳴、陳淑儀、游月華、邵菊萍。前七者均是執業律師。游月華與邵菊萍則是資深公關從業員,幫忙為團隊從事對外溝通的工作。

在「倒林」團隊推動下,即使召開特別會議的訴求已經遞交,但聯署仍繼續送來。

最終得到的數字是 300 個,遠遠超出最低要求五倍。

當然這並不代表後路將會一帆風順,等待對付「倒林」一行人的,是一隻叫做「共產黨」的巨手。

 

律師 Benny:香港律師業 愈染愈紅

首次有傳媒發出懷疑中聯辦試圖為林新強箍票的報道,是在 6 月 26 日。

緊接其後,報道已從懷疑成為事實:

有中資銀行高層上門拜訪律師行,直接要求支持林新強;

有香港律師行的北京辦事處,收到北京司法部電話,要求他們提供香港負責人的聯絡方法,或直接要求投票撐林新強;

有中資機構把一疊授權票表格直接帶到聘用的律師行,坐在接待處等候律師簽署,簽夠數才肯離開;

有律師行合夥人本來就身兼政協,面對下屬也夠坦白:他需要員工簽署支持林新強的授權票,交數。

若中共視「倒林」一戰為國家與「反中亂港」份子的角力,那不證自明的便是,林新強是共產黨在律師會的傀儡[2]

林新強 1988 年開始在港執業,現為林李黎律師事務所創始合夥人。根據其公司網頁。林擔任多項與中國有關的的公職,包括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副會長、中華司法研究會理事、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率先基本解決「執行難」第三方評估團成員 .… 等共 15 種。林新強發表親共言論,實不無原因。

律師 Benny 觀察到,不只是林新強,近五年整個香港律師行業都有一種赤化的趨勢。

「律師行國際化變成中國化。」他如此道。

負責處理上市事務的 Benny 說,隨著香港經濟與中國日益連繫日深,他服務的顧客「十間有九間都係中國公司」。雖然自己不會好像一些律師那樣,「為了擦鞋,刻意吹捧『某些人』,以表示效忠中國內地」,但因擔心得失客戶,而避免觸及某些敏感話題的心態,在所難免。

佔領運動期間, Benny 曾經在辦公室窗口掛過一條黃色毛巾,上面寫著五個港人熟悉的大字:「我要真普選」。老闆見狀,有天特意跟他說,接到有人投訴,要求他把毛巾收起來。他知道這不是老闆的本意,因為他也不是親共份子,若非真的「有人投訴」,絕不會無故對他作出告誡。可是這「投訴人」是誰?到底是客戶還是同事?他沒有問,但還是把毛巾收起來了。

「妙就妙在政治壓力是很難確鑿地說出來的。」他說。「就算中聯辦要干涉你,他們也會『找中間人』。」

作為律師,共產黨的干預不僅是政治問題,更是工作煩惱。Benny 直言,中國客戶的做事作風與香港人「很不一樣」。香港人珍而重之制度,中國客往往視為門面功夫。例如面對白紙黑字寫明的上市規則,有大陸客曾經問他,「可不可以想想辦法?」

「無辦法喎,寫左架喎。」Benny 答。

「可不可以跟聯交所溝通溝通?」

「無得溝通架喎。」

「可不可以給點『誠意』,看看有無轉寰餘地?」

面對客戶強人所難,Benny 常感不知所措。

「他們是 regulator,我不可以與他們有聯繫的。」但他堅持。「試也不會試。」

拔萃男書院出身的 Benny,仍然記得母校教過他,做人要有 dignity。

「可以輸,但不可以輸 dignity。」他說。「錢可以賺少些,但不可以放棄原則。」

這種教育加上香港土生土長的環境,讓他堅守法治價值。

儘管價值觀上的堅持,與服務客戶的責任,在他內心經常產生矛盾,讓他痛苦。

「唯有在他們說話的時候唔出聲。」

一次他和中國客戶在大陸飯局,席間談到曾蔭權貪污事件。有老闆說:「他貪那麼點錢,算甚麼貪?我們一貪要貪上億!貪幾百萬幾千萬叫貪?講出來叫人笑話!」

Benny 聞言,心想:「嘩,咁你係咪覺得自己好威呢?」

不過他也沒有說甚麼,只管低頭扒飯。

而更讓他失落的是,就算他能堅守,又如何。根據 Benny 的觀察,如今香港法律界,「中國子弟」已是愈來愈多。比例的擴張,從最低層的見習律師和暑期實習生開始。許多中國富二代和客戶子女,仗賴「關係」在香港律師行取得見習或實習機會。好些實習生當中,許多根本就不是攻讀法律,有些甚至連大學生也不是。

一方面,Benny 看著他們,頭痛該派給他們甚麼工作;另一方面,他又看到本地法律學生,因此失去許多實習機會。

加上隨著中國客戶比例增加,香港律師行就更需要能與他們溝通 — 無論是語言上或處事方式上 — 的「人才」。這些「人才」的最大來源,自然是「熟悉國情」的內地海歸派。

Benny 預計,今後律師界的赤化只會愈來愈嚴重。他甚至考慮是否要離開這個行業。

「不出十年,法治原則在香港會有危機。」

那段日子,灰濛沉重的政治低氣壓,不僅籠罩著 Benny,也籠罩著整個香港。其時人大 8.31 方案即將出台。走了幾十年的民主回歸之路,儼如一個生死未卜的老翁,雖仍有氣,卻又處處透露著壽終正寢的預兆;另一方面周融則在搞那保普選反佔中簽名運動,你又簽我又簽,你簽多個我又簽多個,號稱有 150 萬人簽署,教人煩擾不已。

所有關於共產黨的消息,都不是好消息。

而任建峰則繼續一個人打兩份工:一份是對抗中共的「倒林」戰爭,另一份是他的本業。對,很多人似乎忘記了,但他其實仍有本業。來自客戶、律師、記者、同路人、異路人的電話,響過不停。最辛苦的日子,他試過一天在辦公室待 15 小時。

7 月 26 日,《主場新聞》沒能等到「倒林」一戰結果,先走一步。蔡東豪信中那一句「我恐懼」,廣傳於網路。任建峰的一個好朋友好心勸他,在白色恐怖下,要小心自己,保護家人。

任建峰在 facebook 留言說,他也「恐懼」,但他會撐下去。

「頂得幾耐就頂幾耐。」

 

律師 Charlie:律師樓與社會,其實只是一面玻璃之隔

當然在這個已經荒謬到不能再荒謬的年代,共產黨用支槍指住你個頭要你投林新強一票,也是絕對可能的事。但在去年的「倒林」之戰,他們仍然(或許,錯誤地)選擇與「倒林」一行人從制度出發爭鬥 — 鬥多 Proxy。

Proxy,即授權票。顧名思義,即容許持票者委托另一人代為出席投票,表達意願。

「倒林」一行人早知這套制度是這場戰役面對的最大難題。一日有這套制度,一日掌權的律師行高層便可在軟硬兼施下,「代同事發聲」,把他的意願好像病毒那樣,大量複製。

律師會副會長蘇紹聰,就曾以孖士打合夥人的身份向旗下律師發信催票,直指可向他交出 Proxy,甚至明示如律師沒有特別選擇,可由他「代勞」。沒有政治取態的律師,固然覺得交張 proxy 無所謂,就算是有政治取態的,亦難免因受壓而屈服。過去律師會曾兩度召開挑戰建制的會員大會,均無功而回,Proxy 制度居功至偉。

「倒林」團隊想贏,亦必須以收集最多 Proxy 為主要策略。

自從召開 EGM 的消息公布後,不少有心律師自發在辦公室收集「倒林」 Proxy。律師 Charlie 是其中一人。對於林新強的言論,他固然覺得離譜,但說到要收集同事 Proxy,又該如何入手?最大問題是,他不知道辦公室有誰與他觀點相同。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尷尬,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向同事提起這件事 — 很多時候是趁「咁啱」在 pantry 撞到時,「叫大家關心吓」。

轉捩點是法律界黑衣遊行那天。那是香港回歸以來第三次法律界遊行。為了人大釋法爭議,法律界先後在 1999 年及 2005 年遊行過兩次,當時分別有 600 及 900 名法律從業員走上街頭。這一次,為了白皮書的「法官愛國論」,超過 1,800 名法律界人士穿著黑衣,沉默從高等法院遊行至終審法院。參加者不少是事務律師。有外藉律師說,那是他來港二十多年來第一次遊行;也有駐北京的律師,特意飛回香港參與這場運動。

那天 Charlie 亦是其中一份子。他直言,在遊行路上看到的臉孔,遠比自己想像的多許多。不僅自己老闆去,公司裡面甚至有資深合夥人帶同整個團隊一齊去。

「於是我就知道,原來很多人與我的想法相同。」他說。「這讓我更加敢去說話。」

把 Proxy 交給 Charlie 的律師當中,有本屬不問世事的一群。對於區議會、新界東北甚至真普選,或許他們過去少理,但這次不一樣。林新強事件對他們來說,政治得來切身許多。他們因此向 Charlie 交出了 Proxy 。又有些律師,雖然知道事情始末,但因為工作太忙,所以一直未有任何行動。在 Charlie 的推動下,他們也交出了自己的一票。

來自中國的律師,Charlie 也有接觸。

「點呀,你有無睇法呀。」在 Pantry 他這樣問。

「我也不同意林新強的話,不過自己還在掙扎。始終害怕有後果,所以不會表態了。」

他點點頭,尊重他們的決定。

「明白的,只是覺得有點可惜。」

「倒林」成功,正是無數好像 Charlie 那樣的人,一點一滴匯聚出來的成果。

「對我來說,幫忙是好自然的事。」Charlie 說。「大家坐在一個精美辦公室裡面,日日做流水作業,彷彿社會無事發生。但外面的世界,其實只與你一塊玻璃之隔,而人們卻竟感受不到 — 這是很荒謬的事。」

「所以,我想把窗內外的空間連接。」

 

律師 Danny:我信在重要時刻,大家仍會走出來

諷刺地,或許真正「把窗內外空間連接」的,其實是林新強本人。8 月 5 日,他用英文寫了一封自辯信,發給律師會會員。Alvin 收到信件,如此感嘆:「我覺得這個人一來英文好差,二來你看,他的語氣用字完全不覺得自己有錯。」

於是,Alvin 也一生人第一次,執起他的 Proxy,填上支持動議的立場,寄出。

從林新強的撐白皮書論開始,到中共出動國家機器,到建制勢力以大石砸死蟹的方式要求律師交 Proxy,彷彿每一件事都在試探律師的底線。是可忍孰不可忍?當林新強再次以爛英文覆述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他便等於在為這場「倒林」之戰,作出結案陳詞。

2014 年 8 月 14 日下午六點,是最終決戰擊鼓的時間。半小時前,林新強已經抵達灣仔修頓的特別會議場地。他臉帶微笑步出七人車。記者聞訊,紛紛趕至提問。林新強不作回應,神態自若。

在其腳步之後,許多資深律師亦陸續到達。他們多是支持林新強的一群。

「噯,點呀你,呀乜老闆~」

「嘩,呀乜乜老闆,好耐無見喇,你使唔使親自嚟呀~」

「唉,咪嚟支持吓囉~」

「倒林」團隊進入會場時,看見對手信心十足,視特別會員大會如雞尾酒會,只好低頭裝作看不見。

此時,律師 Danny 也暫時放下手頭上的工作,從律師樓趕來會場。他是專門做商業範疇的,本可對林新強的事不聞不問,但他深感林新強事件已觸及他和香港的核心價值,所以這次無論如何都要出來表態。

歸根究底,曾經是港大學生會成員的他知道,有些事情,總要有人發聲。

「要讓人看到,這個專業會守護它的核心價值。」他說。

鏡頭一轉,任建峰到場。他第一個看到的就是林新強。林新強對他咧咀笑道:「Kevin 這兩個月辛苦你了~」便與任建峰握了今晚的第一次手。

任建峰自知手中所有 Proxy 只有約七百多張。眼見在場的多是林新強支持者,他們當中又有不少人,一手執一疊厚重的 Proxy,任建峰便已為敗陣做好準備。

形勢逆轉在 6 點前後。大批相對年輕的律師趕至,在門外排隊進場。他們組成了一條長長的人龍,高峰時有近百人之多。人龍中亦包括 Danny。他為眼前的場面感到震驚。從來沒有想過竟會有這麼多同行願意和他一樣,站出來。有些人參至連問題都準備好,只待稍後在會員大會上向理事會提出質詢。

由於入場人數出乎主辦單位意料之外,會議最終要推遲到 6 點 15 分開始。當 Danny 終於入到場館時,運動場已坐滿一半。最終有近千名律師出席當日會議,為律師會史上最多。會場上,撐林者多坐在前排,聲勢浩大的倒林派則坐在後方,人數呈二八之比。

兩派陣營首先就誰主持會議一事展開激辯。原定主持副會長熊運信被指有違中立,要求換人。熊運信拒絕。並限定每人只有三分鐘發言時間。任建峰致辭時再數林新強的所作所為,全場掌聲如雷貫耳。不少發言律師矛盾均指向林新強。雖也有支持林新強的律師指責「倒林」行動是政治陰謀,又有律師讚揚林新強對白皮書的言論非常合理,但每次支持者一講話,全場便噓聲大作。

Danny 也是其中一份子。他的感覺是,支持者只有兩類人:不是「假惺惺」,便是「真心膠」。

「所以我們在場的都對這些言論起哄或者恥笑囉。」他笑道。

有數名律師要求林新強為批評作回應,但林新強拒絕。律師們又喝一個倒采。

「大家都好憤怒。」與任建峰等並肩忙了兩個月的文浩正,記得當時心情。「最激氣係,咁憤怒都要輸。」

文浩正

文浩正

約七時十五分,辯論環節結束,投票時間開始。Danny 實在忙著,投過票後,便又返回律師樓工作。

點票時段,撐林一夥人相約共進晚飯,如預祝勝利來臨。一名親林律師甚至在街頭大聲叫道:「放心啦!共產黨唔會俾林新強輸嘅!」

相對之下,任建峰一行人沒有一點胃口,幾個人圍成一圈,討論將會輸五百還是輸一千。這時他們已知道當晚 Proxy 共有三千餘,他們只佔七百許,就算一千張現場票全部支持他,也不夠勝利。

似乎大局已定。

理事會大概也這麼認為。他們在運動場內輕鬆到投籃,消磨時間。稍後,林新強又來跟他說話了。任建峰低頭裝作「時運高睇唔到」。坐在他身旁的隊友 Irene 便道:「喂 Kevin,佢來搵你呀。」

「唉,Kevin,你好你好。」林新強愉快地道。

「Ambrose 你好。」

「真係辛苦晒啦,無論結果點呢,我們都多多溝通多多指教啦。」如是他們又握了當晚第二次手。

看到塵埃未落,對手已先意氣風發,任建峰便有感自己寫定的兩篇賽後感言 — 輸少少,和輸好多 — 太過溫和,「都係多謝會員,唔好意思,諸如此類」。

於是他便把兩篇稿一手撕去,決定以這句話為「倒林」事作結:

「今次這個結果,好明顯是從各方面『借』來的。但『借』來的東西總要『還』,拿來『還』的,是不是我們法律界的獨立性和尊嚴呢?」

與此同時,「倒林」團隊中的游月華和邵菊萍並不在場內。因為她們不是律師會會員,只能在場外等候。結果如何,她們亦無從知曉,唯有與大批記者一同納悶焦急。

點票至差不多十一點。主持公布結果:

(一)要求律師會發表聲明捍衛司法獨立:2747 對 1186 票

(二)要求林新強收回「白皮書」言論:2574 票對 1367 票

(三)不信任律師會長林新強:2392 對 1478 票

「吓?係唔係支持同反對票數調轉咗呀。」任建峰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直至聽到「通過動議」,他才喜極狂哭。Priscilla 與 Irene 亦有流淚。支持者興高采烈,簇擁著辛勞了兩個多月的團隊。

吳少雲

吳少雲

在隊友喊到收唔到聲的時候,文浩正拍下投票結果,whatsapp 給場外的游月華和邵菊萍。

「贏定輸?贏定輸?……贏了啊!」她們叫道。在場記者聞訊,立刻奔走相告,興奮程度絕不亞於她們。

畢竟他們已做得太多,香港核心價值節節敗退的報道。

投票結果瞬間在社交網路間爆發。還在辦公室工作的 Danny 隨即收到消息。

「係咪真㗎!」難以置信的他也要多問幾個消息來源,才敢相信結果。

「公司其他同事都好欣慰。」他說。「會員們真的都可以堅持到他們珍惜的價值。」

這是 Danny、Charlie、Benny、Alvin,與及每位律師,用一人一票,堅守香港核心價值的成果。

林新強第三次與任建峰握手。「恭喜晒,你們一直很努力。」他步出會場時,臉容要比下午憔悴許多。面對記者,他沒有說很多,僅稱投票是律師會內部事務,沒有贏輸,不欲回應。

林新強 (《蘋果日報》圖片)

林新強 (《蘋果日報》圖片)

11 點 02 分,誤以為自己已經冷靜下來的任建峰,出來會見傳媒。說不到幾句他又哭了。

「在這個關鍵時刻,香港原來還有一批站得硬淨的律師會會員可以站出來,我們真的很衷心多謝你們。」

「我們律師這個行業,終於可以感到自豪。」

Danny 也透過網路,看到任建峰這段感言。

「我們做律師的,入得 law school,其實多少都會對事情有看法、有堅持。畢業後雖然大家在不同崗位,你做離婚我做金融,但大家仍然會知道甚麼是重要的。」

「大家仍然會知道,在甚麼時刻,大家需要走出來。」

「這是我仍然對這個專業有信心的原因。」

 

律師 Emma:這是我的醒覺

倒林的 2,392 張票裡面沒有律師 Emma 的一張。

當時的她在去旅行。對於「倒林」事件,她僅模糊知道會長講了些「不恰當的說話」。不滿,她當然有,可是她認定律師會又龐大又保守,不可能挑戰成功,所以連票也沒投。

最終成功。聽到消息,她驚呆了:怎麼無可能的事都會發生?

為甚麼,奇蹟會發生?

技術性的答案是,Proxy 制度有兩種方法可以破解。其一是親身投票:如果會員親身到場投票,那這張票就會取代他們填過的 Proxy;其二是 repeated Proxy:如果會員交出多過一張 Proxy,那他們的投票取向,就以最新那張為準。

因此撐林派才會有勝券在握的錯覺:他們不知道自己手中的 Proxy,原來有許多是無效的。

但,又是甚麼因素,令到這些 Proxy 會因為重覆而無效呢?唯一的理由還是人:那些被指懶理世事的、只顧賺錢的、老闆話乜就乜的律師,正如 Danny 所言,其實骨子裡從來沒有忘記過,他們賴以為生、賴以為人的核心價值是甚麼。

奇蹟不是奇蹟。儘管有時工作教人窒息,有時制度令人氣餒,但絕大部份律師從來、一直、未敢放棄他們的尊嚴。出過力收集 Proxy 的 Charlie 形容,「倒林」是一個「集體出櫃運動」。「你以為只有自己是 gay?原來全世界都是。」

「這件事讓我醒覺。」Emma 如是道。「原來站出來,真的可以推翻不合理的事。」

「不出來發聲,就無人知道我們有意見。」

從另一角度說,奇蹟也不是奇蹟。因為「倒林」成功,幾乎可以說沒有任何實質作用。EGM 一周過後,林新強正式請辭。副會長熊運信繼任。此後的律師會還是一樣保守,甚至更加保守。

對於近日中國維權律師被捕一事,他們發表的聲明就強調「律師會不會在未能掌握任何個案的第一手資訊的情況下,評論任何個別事件。此外,律師會尊重『一國兩制』之原則。」

「唔講好過講。」任建峰感嘆。

而林新強,脫離了「律師會會長」身份的制肘之後,愛國愛得更加露骨了。「倒林」事件後他多番拒絕香港傳媒訪問,卻向內地官媒表達心聲,稱自己被逼離職是香港的悲哀,又認為不信任動議成功,是外部勢力攻擊和抹黑的結果。

他甚至說,「教育是阻礙法律界和中央信任的首要原因」,指大學教育沒有樹立學生對國家的正確觀念,一味宣揚西方民主。

或許想要一個實際的「奇蹟」,唯一方法是改變律師會。或許想要改變律師會,唯一的方法是入局。

或許。

熊運信上任後曾經找過任建峰吃飯,表面上是和頭,實際上是摸底,用意在試探任建峰有無後著,是否想挑戰他的會長席位。

「我話我一定唔挑嘅。」任建峰笑道。「我個人都唔挑嘅。」

不挑戰,背後有其原因。根據會章,律師會每年只會改選理事任期最長的五人。律師會一共二十人。換句話說,就算新入局的五入全部是開明派,他們也只能是律師會的絕對少數。想要試圖更換理事會的人員,最少需要四年。

其次,律師會理事會設有集體負責制及集體保密制,即律師會所作的任何決定,皆為二十名理事需要負責的共同決定。即使你不同意這個決定,也不可以公開。

所以,當一個開明派的人成功入局,他必須最少在未來數年間,接受這種狀況:既無法左右律師會決定,又要默默為這些決定負責,就算因此而接受公眾批評,也不能說一句話。

如此一年過去兩年過去,他在業界的聲望,還能剩下多少?

也就別說律師會有他們不成文規定的「分莊制度」。例如,某些大律師行,必定可以佔一席位。你要取得這個席位,即等於要找同一家律師行的合夥人,去挑戰他的同僚。

「你去哪裡找這個人?」任建峰說。「與其花精力處理這些問題,還不如搞法政匯思。」

早在熊運信上任的時候,任建峰已透露一班年輕律師有意成立「關注組」,為律師業界發聲。一夥人也開過幾次會,後來計劃因為雨傘運動爆發而暫時擱置。

今年 1 月 22 日,任建峰辭任律師會憲制及人權事務委員會委員職務。5 日後,他與文浩正與梁允信攜手宣布,法政匯思正式成立。成立之初人數有四十多人,八個月後的今日,增至七十餘。

因為倒林一役而「醒覺」的 Emma,是活躍會員之一。

「律師會本來應該中立,但卻被許多親中人士進佔了。」她說。「我覺得,一個律師應該要有第二種渠道去表達自己的想法。」

法政匯思分成多個工作小組,負責處理不同工作。有的專注於就社會議題發表即時意見,有的負責落區擺街站,有的在報刊網站寫專欄,有的特別關心與警察有關的案件。

自參與以來,Emma 擺過街站,也負責撰寫《評台》的法政匯思專欄。

每當有特別議題出現,法政匯思的 Telegram 群組就會有人問:「我們會不會為這件事說點甚麼?」然後成員便自發幫忙。有人收集資料,有人做研究,有人草擬聲明 …. 今年 3 月,政府利用廣播機構發出政改宣傳片,法政匯思以《廣播條例》切入,認為政府在走法律罅;6 月,《頭條日報》月前在社論指陳志全以粗口鬧人多,被罵是自作自受,法政匯思斥其言論令人齒冷。這些意見就是如此生成的。律師終究是專業,寫起文章來有條理有邏輯。這些意見均對社會產生不小作用。

任建峰曾說,如果「倒林」是一個奇蹟,那它只是一個「小奇蹟」。「大奇蹟」,還是成立「法政匯思」。

但無論大奇蹟也好小奇蹟也罷,它們其實都不奇,因為,它們都有跡可尋。

任建峰在倒林之後回想,曾經直言勝利其實不是無根無據。他說,就算是一向對中共敬而遠之的行家,今次都憤怒了。

「這些就是專業的硬骨頭」。

本來覺得任建峰必敗的何俊仁,早在幫忙收集 Proxy 的時候,也發覺「倒林」形勢「跟以往有點不同」。他說,如果只是律師會選理事,很多同業都會聽老闆話交 proxy。

只有今次,「得啦老闆,我自己投啦。」律師們這樣堅持。8 月 14 日投票前,他早已估計,成功機會可達一半。

「跡象」還有吳藹儀在「倒林」剛開始時發表過的一篇文章。文章題為《有骨氣的律師,有義氣的市民》,她這樣說:

一般報道的角度,都說事務律師比較注重做生意賺錢 …. 我覺得這對他們絕不公道。…. 最有力的證明,就是我在立法會法律界功能界別五屆連任,每一次都需要有傾倒性比率的事務律師投票支持才能做到,因為大律師人數只幾百一千,而事務律師數以倍計。在多次競選中,我的對手有律師會的前會長甚至現任副會長,他們每次都是亮着為業界爭取利益、與北京有緊密溝通的招牌,諷刺我不解業界艱難,被北京拒諸門外。但每一次投票都顯示,大比數的事務律師將確保法治放在第一位,本身利益放在第二位。我永遠都會感激他們的無私精神,特別是因為我知道他們是要付出重大代價的,無數中資機構的日常法律事務會流向靠攏者,不會再有他們的份兒。

所以不要再說事務律師只顧搵錢了,他們一樣是有良知有原則有骨氣的專業法律人士!

如果說奇蹟有跡可尋,那這跡象,就是律師們的骨氣、原則、良知。

 

文/楊天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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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本文除「倒林」團隊及何俊仁外,一共訪問了八位律師,全部要求匿名受訪。文中所有受訪律師名字皆為化名。

註 [2]:《立場新聞》曾向律師會請求訪問會長熊運信及理事林新強,至截稿前未獲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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