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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風波 令我想起一些道德倫理的事兒

2018/1/12 — 17:10

在埃及失蹤的劍橋學生 Giulio Regeni。

在埃及失蹤的劍橋學生 Giulio Regeni。

二零一六年初,一名劍橋大學博士生在埃及被綁架虐殺;一年多後,其代表律師亦在前往日內瓦參加聯合國途中在開羅機場被消失。從當時我便一直思考,到底一個人去到甚麼程度,才願意犧牲性命去達至生命中的一些目標。這在研究倫理學中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門學問。假設有人做的是批判性研究 (critical research),為的是以研究作為方法揭露社會問題,達至社會公義,他做的研究便不只對研究對象產生風險,甚至對自己造成一些麻煩。這些麻煩好多時可能只是經費、 院校支持等問題,但少數例外往往才是最值得人們關注的極端例子,譬如上述的博士生一樣。

每位須要進行實地考察的博士生都必須事先繳交一份詳細的風險評估表格 (Risk Assessment Form) 和研究倫理申請書 (Research Ethics Proposal),並清楚羅列有關可能發生的最壞情況。課本告訴我們,就算在一般訪談時,也曾經出現受訪者突然情緒失控繼而自殘的情況。可是現實行政上,如果研究人員知悉有關的高風險,首先他必須重新評估應否繼續進行該研究;其次,如果在風險評估表格上明言,可以預期該研究幾近不可能通過研究倫理委員會的審批。以上的程序考慮之外,還有很多非體制上的關卡,包括與導師和部門上頭的反對,身邊的人的憂慮等等,不贅。

說了這麼多,其實只想說明,提出道德問題本身就是一個道德問題。如果有學者致力將研究視為實踐 (praxis),自然會有一種影響研究對象的傾向。如此一來,尤其是當其人要帶來實質改變時,便不得不被捲入其中,甚至乎身受其害。這到底是不是一種社會問題的終極形式的彰顯呢?如果當初他的導師出言阻止研究進行,今天便不會有更多的討論反思,到底又是否道德呢?又如果一個個佔用資源並聲稱改善社會福祉的研究出現後,一切變化只介乎皮毛與沒有之間,又合乎倫理嗎?或許,我們當中沒有聖人,卻都太怕殉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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