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有病的免疫系統

2015/6/14 — 12:18

光復元朗反水貨客行動

光復元朗反水貨客行動

隨着激進本土派的興起,以及傳統泛民勢力的裂解,我們不只見識到了種種同室操戈的現象,有時候甚至還會遇上一些擦槍走火的怪事。最好的例子莫過於今年三月一場反水貨客示威,嚇哭了一名不幸路過現場的小孩。那個小孩並非水貨客的家屬,也不是最該被勇武份子追擊的泛民左膠,她更不是到場「反」示威的保守派成員,她真的只是跟着大人逛街經過而已,和當天的行動沒有任何關係。對於嚇哭了如此一個實在無辜的小孩,「熱血公民」黃洋達的回應是很有意思的,他說:「搞個咁激烈嘅行動,連細路都搞唔喊,都冇X用啦,中共又點會驚」。曾經和他當過「同路人」的陳偉業則反駁道:「搞喊個細路女同共產黨有乜關係」?

的確,黃洋達這句話的邏輯是古怪的。莫非他以為習近平看到本土派居然能夠嚇哭細路,然後就會心生恐懼?「哇,佢哋連細路都嚇得親,我真係好驚呀。」

更有意思的是,這麼奇怪的推理居然也能贏得不少熱血粉絲的贊同。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我猜,關鍵大概就在「共產黨」這三個字。這三個字等於是本土派的六字大明咒,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都可以用得上,具有化名為實,扭轉局面的魔力。平心而論,嚇哭小孩只不過是場意外,隨便道個歉也就可以當作了事。但只要一把這事連上共產黨(不管它們如何連上),把這場意外說成和對付共產黨相關(也不管它們如何相關),整件事就忽然變得很正義了,簡直還有點理所當然。如果弄哭那個小孩是為了將來弄哭共產黨做準備,那麼她被嚇哭這件事就可以從壞事變成好事了,可以證明那天的示威「取得了階段性勝利」,離共產黨「好驚」又近了一步。

廣告

在我看來,這個事例恰好能夠用來說明今日香港的某種傾向,那就是為了「正義的原則」(比方說『打倒共產黨』),我們可以大範圍開火,不只胡亂掃射一通所有「同路人」,而且還能見神殺神,耍盲拳般地打倒一切擋在前面的無關百姓。這就好比一套過度敏感的免疫系統,原來的作用是要針對外來的侵犯,但一受刺激,它卻開始失控地肆意攻擊自身的健康細胞。換句話說,這是種病,是當前香港社會的身體隱喻。

廣告

羅永生在「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見《思想》第二十六期)一文中精準地指出本土族群主義行動「根本沒有一套一貫的關於何謂『香港人』的定義。但弔詭地正因如此,卻可以令附從者分享那種民粹式批評修辭帶來的亢奮,抒發生活被『大陸人』這個『他者』形象不斷擠壓所帶來的不滿。而正因為這『他者』不能定義,永遠在含糊狀態,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擴充其內容,抒發不滿情緒」。在該文註解當中,羅永生又進一步補充:「這狀態也正好對應齊澤克(Slavoj Žižek)族群民族主義的分析,他認為族群民族主義意識型態最重要的不是令人分享某種理念,而是共享某種快感。而『狂想』所起的作用,正是召集、控制和組織不能整合到語言秩序去的快感。何謂『香港人』和何謂『本土利益』如果定義清晰,事情就交到社會政策的討論,而不會構成一種可用作情感動員的情緒」。

再具體點講,行動重點並不在於被打擊的對象究竟該不該打(例如那個小孩),而在於任何出以捍衛本土旗號的打擊行動都是很爽的。此所以每回本土派的行動惹起爭議,同情他們的人都會為之辯解,說「難道我們就坐着什麼都不幹?」,又或者「有行動總比沒有行動要好」。行動是否有效,行動是否準確,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動。只有動了,情緒才能宣洩出來;只有動了,人才爽了。

也就是說,這套免疫系統已經不在乎它要尋找的對象了,也不在乎對象的屬性,它只想要好好地大幹一場。

幾乎所有本土族群主義都沿用了一套身體隱喻,先把社會理解成一具人體,再將它所有的問題都歸因到一組外來入侵的「病毒」上頭。然後,本土族群主義者才能確立自己是整個社會的免疫系統的身份,肩負起檢查和抵抗外來病毒的重任。為了完成任務,它不單單要向外嚴格防守邊界,還得對內審視體內成員,看看有沒有分明中了入侵病毒產生病變,卻依然偽裝健康自己友的可疑對象。我們眼下的問題是根本不能清楚界定外來他者的本質,也沒有辦法說明什麼叫做健康正常的自己人,於是只好先動了再說,有殺錯冇放過。這也就是為什麼過去兩年在公眾輿論中會出現那麼多「賣港」「叛徒」的原因了。從保守建制派和他們的支持者,傳統泛民中的「大中華膠」和「左膠」;一直到「佔中三子」與「學民思潮」,甚至曾經和本土族群主義者做過同路人的一眾組織,全都被定性為遭到感染的病變細胞。那麼,他們共同染上的病到底是種什麼病呢?除了攻擊他們都很有快感之外,本地最激進最勇武的免疫系統可曾給過一套邏輯一貫的說法?

(「同路人」之二)

原文刊於蘋果日報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