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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的教育工作者

2017/9/15 — 15:03

周永康

周永康

因為修復公民廣場一事而被判刑的周永康,目前正是身陷囹圄。他在判刑之前已經赴英進修,坦然回港面對判刑,足見也是一個有擔當的年輕人。香港社會理應珍惜這一類有抱負的年青一代。希望他將來重獲自由之後,繼續為自己的理想努力。

他在英國進修的那一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不但沒有因為他被判刑而落井下石,還發出正式的聲明,願意協助他將來盡快完成課程。這才是一所大學應有的風範,這才是教育工作者應有的態度。

香港有部份教育工作者理應感到汗顏。因為香港有部份教育工作者,實在是有愧於教育工作者應有的天職,失去了春風化雨的精神,甚至不惜淪為當權者的政治資源。這一類人根本有愧於被稱為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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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學那一份「恭賀」標語,連是否教大學生所為仍未搞清楚,教大的學生便已經被批評為「不是人」。有這樣的校董會主席,急不及待要呼應政府,呼應局長,叫家長反思是不是願意把子女交給自己學院培訓出來的未來老師。又有這樣的中小學校長及教育工作者聯會,連事實都未搞清楚,便搞簽名運動,要口誅筆伐,要取消實習機會,要宣言「永不錄用」。這些人究竟知不知道教育工作者有什麼天職?

除了教大之外,也有這樣的大學高層,從來不肯公開捍衛學院內的言論及表達自由,只跟隨那些土共五毛共幹同一鼻孔出氣,動輒指責學生違法,但卻指不出違反的是法律的那一章那一節,甚至把刑法與憲法混為一談。這些人是否還配被稱為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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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大學高層根本完全不了解他們的學生及年輕人,把表述一個意念與煽動混為一談。當學生說一句「支持港獨」的時候,那些學生真的是要組織起來,要拿起槍炮去搞革命嗎?如果作為教育工作者,連學生的挫敗感及情緒宣洩與真正的顛覆行為都分不開,或者不去處理年輕人的訴求和情緒,不提供空間讓年輕人的訴求可以向政府及社會表達,而只知道緊跟着當權者的指揮棒起舞,要帶頭壓制,要懼之以校規,或者以犯法這個標籤為由壓制言論。學生掛一張標語,學院便撕一張標語,甚至要出言論指引。這樣做就可以解決問題嗎?這樣做就可以令他們更有效地教育好學生嗎?他們究竟懂不懂如何做一個教育工作者?

如果作為教育工作者,作為最高學府的學術領袖,對造成這種挫敗與反叛情緒的原因都不知道,或不敢面對,沒有勇氣以學術領袖的身份,以獨立超然的角度,本着知識分子應有的道德良知及擔當,向當權者直陳利害;對着強權政府只知不斷龜縮,只希望成為北京入幕之賓,只溺於爭逐要成為當權政府的政治附庸,他們究竟還算不算是教育工作者?

就憑上述種種,可以想像,如果周永康不是選擇往外國進修,而選擇留在香港,在他被判刑之後,有關大學似乎更有可能便會順手把他的學籍也開除掉。沒有辦法,香港有很多教育工作者就是如此!

這已經不是香港某一所大學的問題,而是整個大學教育都在瀕臨師道淪喪。看看香港那些大學校董會或校委會有什麼人,其中當然也不乏一些有風骨有擔當的人士,也有教職員選出來的校董成員及學生代表。但整個組成及制度設計,加上特首仍然是各間資助大專院校的當然校監,就算有少數人不想成為共犯,也只能在所謂「集體負責制」這個緊箍咒之下坐上了賊船。他們當中,有幾多人會真心誠意把教育工作視為職志及自己的道德承擔?

有一些校董會的成員就連自己的職權都搞不清楚,一旦坐想校董會的崗位上,就以為自己可以無事不管,以一己的主觀意願來主宰一切,可以對大學發生的所有事進行政治審查。甚至因應當權者的需要,以道德審判作包裝,以摧毁大學原有的獨立自主精神為己任,要扼殺大學作這一個言論及思想自由的堡壘。這一類人根本沒有資格參與教育工作!

如果有大學教職員或學生提出一些與政府不一致的觀點,便可以成為讓大學採取紀律行動及開除的理由,那大學還可算得上是要透過教育、研究、探討、討論、及其他學術的方式來探究知識及追求真理的地方嗎?什麼是極端的主張?誰有權作定義?建議政府填平吐露港算不算是極端的主張?要求政府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算不算是極端的主張?理工大學校董會的成員劉炳章先生,便曾經不止一次說要炒掉鄭松泰。鄭松泰無疑是一個十分有爭議的政治人物,但他在教學及其他工作上有什麼失職之處嗎?何君堯作為另一間大學的校董會成員,竟然動員群眾,現在甚至要搞批鬥大會,目的就是要把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炒掉。但戴耀廷在教學及其他工作上又犯了甚麼足以被考慮要開除掉的錯誤?類似這些都有大學校董會成員身份的人,根本完全不懂得大學作為一個組織有其管治的制度。他們作為大學管治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卻要破壞這個制度,要以其他方式凌駕這個制度。這一類人根本沒有資格參與教育工作!

再回顧一下港大校委會在陳文敏事件上那些被洩露出來的發言錄音,又回想一下港大校委會主席會報警拉自己的學生然後上庭指證。他們究竟為年輕一代,提供了怎樣的一種典範。上述這些例子都足以說明,與其投訴大學生質素一代不如一代,倒不如說整個大學的管治及部份大學高層人員的質素,其實倒退得更快更徹底。原因就是因為有太多不知教育為何物的人在參與管理教育,也有太多被管理得不知自重的教育工作者。

香港今天之所以搞到瀕臨禮崩樂壞的邊緣,與其批評年輕一代反叛、不服從體制權威,倒不如說是因為那些把持這個體制的人,不斷在破壞體制,不斷以個人的威權來葬送制度的權威。就連教育也只管追隨着威權的墮落而淪落。在這個過程中,著實有太多掛著「教育工作者」這個頭銜的人,不但未能貫徹教育工作應有之義和責,還在不斷在做一些「反教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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