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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我父親拍攝及發表的西藏文革照片 — 由一次訪談繼續思考文革在西藏(3)

2017/12/11 — 12:32

《殺劫》書中,我父親拍的一張在帕廓街游斗舊西藏貴族、 高僧的照片上,出現了三個也在拍照的人。 其中兩人被認出, 一個是《西藏日報》的記者,一個是新華社駐西藏分社的記者。 這說明除了我父親之外,當時還是有人在拍西藏文革, 不過他們從未將這類照片公諸於眾。 (攝影:澤仁多吉)

《殺劫》書中,我父親拍的一張在帕廓街游斗舊西藏貴族、 高僧的照片上,出現了三個也在拍照的人。 其中兩人被認出, 一個是《西藏日報》的記者,一個是新華社駐西藏分社的記者。 這說明除了我父親之外,當時還是有人在拍西藏文革, 不過他們從未將這類照片公諸於眾。 (攝影:澤仁多吉)

在2006年由台灣大塊文化出版的圖文書《殺劫》及2016年再版並有補充的兩個版本中,近300張展示西藏文革的黑白照片都是我父親澤仁多吉拍攝的,主要集中在1966至1970年文革伊始及兇猛時期,轉趨相對平穩的文革後期也有一些。 我父親採用的相機主要是120蔡司伊康。 1950年代中期,他是一名年輕的解放軍少尉,用攢了兩年的軍餉,在拉薩老城尼泊爾人開的小店買了那架相機。 他很早就對攝影有興趣,有了相機更是喜歡拍照,自己花錢買膠卷,還學會了佈置暗室,自己沖洗照片。 說到底,他是一個痴迷攝影的發燒友。

在紐約時報中文網去年8月末發表的對我的連載訪談中,訪談者羅四鴒問了我一個許多人都關心的問題:為什麼你父親可以拍到這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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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是簡單介紹了我父親的身世。 1950年初,毛澤東派軍隊進入西藏,經過我父親的家鄉德格(位於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時,我父親被他的漢人父親送去參軍,當時他只有13歲,穿著不合身的軍裝隨十八軍進入了拉薩。 我父親的母親是當地藏人,她與我祖父生育了七個子女。 文革時,我父親在西藏軍區政治部是一個副團職軍官。 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解放軍在西藏的權力至高無上,西藏一直處於嚴密的軍管之中。 我猜測因為我父親是解放軍軍官的身份,所以他拍照的時候也算有特權。 我父親是職業軍人,特別遵守紀律。他們這方面的要求很嚴格,連發的筆記本都要上交,每一頁都編了號,一頁不能缺。 他拍了這麼多照片,如果是受命拍攝,肯定要將照片及底片全都上交。 但這些照片和底片都留下來了,說明不可能是軍區派的任務。

那個年代,擁有相機的人很少,有相機又有機會或者說被允准去拍攝公共事件的人就更少。 當時在西藏的媒體有幾家,新華社駐西藏分社、《西藏日報》、西藏人民廣播電台、中央新聞紀錄電影片製片廠駐西藏記者站、西藏軍區政治部主辦的《高原戰士報》等,在西藏文革期間很活躍,拍紀錄片,拍照片,寫報導。 但在當時的報紙、畫報上,卻看不到一張砸寺院、鬥“牛鬼蛇神”的照片。 我查過1966至1970年的《西藏日報》,沒有一張這樣的照片。 事實上,在今天中國的媒體上也見不到。 近年來雖然出現了幾張關涉西藏文革的照片,但也只是那種群眾集會的場面,並沒有任何展示遭到破壞或批鬥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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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劫》書中,我父親拍的一張在帕廓街游斗舊西藏貴族、高僧的照片上,出現了三個也在拍照的人。 其中兩人被認出,一個是《西藏日報》的記者,一個是新華社駐西藏分社的記者。 這說明除了我父親之外,當時還是有人在拍西藏文革,不過他們從未將這類照片公諸於眾。 如今有三四個、四五個攝影記者被官方或主流譽為西藏最權威的攝影家,說他們拍攝過西藏許多重大事件,如解放軍進藏、所謂的“民主改革”、中印戰爭、人民公社化等等,甚至包括西藏文革。 而且他們拍的許多照片都陸續公開,但涉及西藏文革當中砸寺院、鬥“牛鬼蛇神”等,只是有幾句文字敘述,卻沒有拿出一張照片。

在2006年由台灣大塊文化出版的口述西藏文革的《西藏記憶》一書中,我特別收錄了對我母親的訪談,她出生於後藏“農奴主代理人”家庭,文革時屬於邊緣化人物。 她這樣對我說:“文革剛開始的時候,你爸爸……總是掛著個相機到處跑,也不完全是工作需要,因為他是聯絡部邊防科的副科長,又不是攝影記者,不過他喜歡拍照。……有次你爸爸回家對我說,今天紅衛兵在砸大昭寺。還說,雖然紅衛兵裡面也有不少漢族,但其中用鋤頭挖金頂的、砸佛像的拉薩藏族青年很多,特別積極,喊都喊不下來。我記得他的表情並不高興。”

訪談者還想知道我父親主要拍攝的是什麼內容? 我說:集會和事件比較多;集會都是那種大型的群眾性場面,如數万人慶祝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而事件這部分,如砸寺院、鬥“牛鬼蛇神”、換新名等具體場景,一方面最能展示文革對西藏的浩劫,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很多具體的人,包括當時中共在西藏的領導人、拉薩紅衛兵的創始人、各种红衛兵和積極分子,以及被批鬥的舊西藏的貴族、高階僧侶、官員、商人等。 實際上我所做的調查和採訪也是在這方面花的力氣最大。 而這些人的故事使照片凸顯了價值。 我沒有細數照片上有多少人,人還是相當多的。 我花6年時間採訪了跟照片有關的70多人,藏人居多,也有漢人,還有回族人。

訪談者還想知道我父親保存下來的西藏文革照片大概有多少? 據我的記憶,我父親拍攝的西藏文革照片分為兩個時期:初期集中在拉薩拍攝,約300多張;後期因我父親工作調動,我們全家去了藏東康區,這時期的照片也有數百張甚至更多。 我用在《殺劫》一書中的照片分為五個內容: 1.砸爛舊西藏:包括“破四舊”即砸寺院、鬥“牛鬼蛇神”、換新名; 2.造反者的內戰:指在西藏的兩大造反派的活動; 3.龍在雪域:指中共軍隊是西藏的最高權力,從城市到鄉村、牧場實行軍事管制,對反叛者大開殺戒等; 4.毛的新西藏,包括建立革命委員會、大辦人民公社,以及對毛的個人崇拜; 5.尾聲,指的是文革結束。

訪談者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你父親拍這些照片是出於什麼目的?

這其實並不容易回答。 事實上我多次和我母親討論過。 在寫《殺劫》這本圖文書的文字時,我也經常思忖:我父親他為什麼拍這些照片? 為什麼要保存下來? 他是個很細心的人,每張底片都放在專門裝底片的袋子裡,並有文字註明。 而這批記錄西藏文革等歷史事件的底片與照片,是單獨放在一個小箱子裡的。 我從小就見過這些照片,印象深刻。 我母親認為我父親就是喜歡攝影,看到什麼都會拍。 不過我認為不盡如此,否則他沒有必要專門保存。 但我父親去世時我25歲,沉迷於詩歌和文學,不關心這個話題,也沒有和父親討論過。 這是一個無法彌補的遺憾。 以致於多年後,當我用父親的相機在他拍攝過的地點再去拍攝的時候,我覺得父親就像站在我的旁邊,覺得他拍這些文革照片,肯定有他的想法,只是沒有說出來。 他又不是官方任命的攝影記者,拍攝這些照片應該是出自他個人意願。 他似乎是有心在用相機去記錄這些事件和場景。 至於他為誰記錄,我無法代言。 他是解放軍軍人,共產黨員,去世前是拉薩軍分區副司令員,我不能替他說他拍這些照片有什麼特別的目的。 但我始終認為,他拍攝以及悉心保存應該還是有想法的。



(本文為自由亞洲特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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