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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從與良知的抉擇

2014/10/19 — 10:00

Joey Kwok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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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四號深夜,七名警員涉嫌在政府總部前的龍和道行使私刑對付佔領行動者,這天是漢娜鄂蘭的生日。

由鄂蘭著作衍生的「惡的平庸性 (The Banality of Evil) 」論說,抗爭行動者耳熟能詳,謂行惡者往往只是服從命令的官僚小人物,不一定是面目猙獰的大奸大惡。鄂蘭在 1961 年觀察納粹戰犯 Eichman 審訊之後得到這個啟發,其後由兩個著名心理學實驗得到引證及引伸成為對惡行之源更深入的拷問(見梁文道導讀文章《路西法效應》)。

製造「平庸的惡」的人「往往是一些平素淺薄之徒,他們自願放棄獨立思考和判斷,放棄對抗惡的權利,心甘情願地依附於非正義的體系──他們日常生活中,還可能是一個好人──正是這種平庸的惡,它可能毀滅整個世界──由於它就像一棵毒菌,在表面繁衍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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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的惡」是「惡的平庸性」的主客倒置誤譯,在中文語境中自成一家,指涉更廣泛層面的人物和行為。不過,始於鄂蘭對納粹滅絕猶太人滔天罪行的沉思的一連串創造性伸延並不是嚴謹的論述,其所恃的米爾格倫 (Milgram) 和史丹福實驗更因為違反現代學術及道德準則,不可能通過重複進行而得到考證。所以,《路西法效應》一直備受學術界質疑。

上月中,兩位心理學家 S. Alexander Haslam 及 Stephen Reicher 在 New Scientist 雜誌發表《只是遵從命令?重新思考服從及惡行》文章,批評米爾格倫及史丹福實驗的推論,認為它們對人的服從性及不自主代入邪惡角色的詮譯失諸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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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lam 和 Reicher 運用現代虛擬實境及演員代入角色等技巧,設計符合道德守則的實驗重新檢視米爾格倫及史丹福實驗。他們發現,惡的平庸性的本質更可能是「投入的追隨 (engaged following)」。兩個經典實驗中的「好人」志願者其實沒有一面倒地服從命令,他們行惡及成魔的程度,取決於對科學實驗的「崇高」目標的認同和投入,以及對受害者的同情。

我們認為,惡行必然牽涉對投入的取捨,行惡者必須對他們的選擇負責。

市民對警隊的信任已蕩然無存。這個時候,佔領行動者對「警察」作為一種工具(區家麟最近以此題為文)」及惡的平庸性論說更有必要加深認識。政府正以絕不光明磊落的手法為紀律部隊洗腦,「投入的追隨」學說正正凸顯了爭取前線警員靠向市民的重要性。

雨傘運動當中,筆者受過第一團催淚「煙」的洗禮及在各種處境中近距離觀察前線警員。9.28傍晚,曾有一瓶胡椒噴射器直指我的裸臉;面對後面慌張失措的警員,報以一笑,他就冷靜下來。附近有人不斷辱罵,我覺得不必要,只會讓他們對「平亂」的洗腦更認同。

警方已宣佈龍和道七名黑警被停職調查,而早前在金鐘道「口罩黨」拆鐵馬及反佔中團體示威過程中,警員能以專業態度履行保護市民的職責。我們有理由相信,警隊並未完全成魔,大部份前線警員仍有可能在良知和服從之間作出正確的抉擇。雨傘運動不應被黑警的惡行擾亂視線。

原文刊蘋果日報 What We Are Reading 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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