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本土思潮與反殖共同體 — 國族建構和地緣政治的觀點

2018/4/10 — 22:22

在雨傘革命之前幾年,香港掀起本土思潮,社會開始浮現爭取民主自治、以至獨立建國的呼聲,刺激到中國政府和香港建制的敏感神經。因此他們針對部份立法會之入職誓辭,指他們未有真誠效忠中國,趁機以行政和司法手段高調褫奪六位本土派、自決派和民主派議員之議席。與此同時,在野陣營中不少人對本土思潮亦甚有保留,一些在野派對本土派的恨意,亦不亞於親中建制。部份在野派認定本土論述只是排外民粹,但他們卻不知道本土情懷之高漲,乃源於中國日益猖狂的壓迫。

西諺有云:「異端邪說,乃名門正統未償之債項(Heresies are the unpaid debts of the church)」。在野派普遍未有正視本土思潮,令機會主義者乘勢冒起,並以荒腔走板的炒作謀取短期政治利益,損害民眾對本土派的印象。比如《香港城邦論》作者陳雲以鼓動民憤的方式推行其本土主張:雖然其論述嚴格而言不過是曖昧地玩弄術語,以貌似本土的姿態行華夏大一統之實。陳雲及其他基要主義本土派煽動支持者攻擊其他在野派,認定他們都是無法合作的敵人,甚至聲稱不夠本土的泛民主派比親中國的建制派更糟糕。

基要主義本土派的湧現,乃部分在野派自我實現之預言:他們阻止在野派親近本土,令機會主義者能在無競爭的環境動員同情本土的民眾,隨後基要派的出現則令在野派更抗拒本土,如是者令本土派與其他在野派的關係陷入惡性循環。當本土情懷隨中國壓迫水漲船高,但本土運動卻被高調打壓以至難以翻身、本土派因被基要主義者騎劫而暴走、而在野派又對本土思潮諸多避忌,這樣愈來愈多反對建制的民眾覺得自已不被代表而心灰意冷,使在野派陷入無法壯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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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土思潮亦挑戰了在野陣營的主流論述:一直以來的「民主回歸論」,都主張在中國統一的前提下推動香港民主化,並將本地民主政治放在中國民主化的框架下。平情而論,「民主回歸論」者之所以如此倡議,是因為香港前途問題於1980年代初塵埃落定,他們想藉政權移交的機會奠定未來的政治架構,從而落實民主自治。於主權談判期間參與學運的羅永生如此憶述:

⋯⋯如果當時我用「民主回歸」去反駁「維持現狀」,或繼而反駁一個「虛擬的港獨」,我是為了甚麼呢?我會覺得(按:大中華)「民族主義」只是一個託詞⋯⋯「民族主義」是不是「大晒」(按:高於一切)呢?不是的,再想深一層,後面是甚麼?是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或者我們相信有些東西叫社會主義民主、或者民主社會主義,可能會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下是有空間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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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或會以後見之明,批評「民主回歸論」者天真,或是論斷他們為大中華情結妄顧香港人利益。但是可別忘記中國於1980年代剛剛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陰影,在鄧小平政權作180度改變提出改革開放後,那時中國的社會氣氛曾經令人充滿期盼。中國的自由夢於1989年的六四慘案後就破滅了,在野陣營固然知道港中政治分隔之重要,但他們畢竟曾熱情地關注北京學運,亦因此有倖存者的罪咎感。他們覺得自己有責任推動死難學生未竟之志,以「自由地區中國人」的身分改革中國。本土派主張港中區隔,就觸動了這些朋友的情意結。

因著對民粹政治的抗拒,以及與中國藕斷絲連的矛盾心結,一些在野人士會條件反射地把本土思潮斥之為「偽議題」。本文會討論對比較常見的三種批評。有論者認為香港歷史不長,與中國又只有一河之隔,只是個住滿中國移民的城市,挪用臺灣獨立運動的經驗發起本土運動是只對歷史無知[2]。比較左傾的朋友,則認為香港社會最大的問題,是貧富不均的分配正義問題,本土與否則是無關宏旨的。此外,亦有意見認為民主與獨立和自決等本土主張無涉,是以應該只談爭取民主、迴避爭議。但這三種質疑,都未有考慮到當代香港在中國帝國主義宰制下的殖民處境。釐清這三種質疑的盲點,能令我們看清楚香港殖民體系之構成,而本土思潮就是不可或缺的回應。

一、欠缺歷史主體,只是帝國主義的遁辭

在1841年1月26日,英國軍隊於上環水坑口登陸,距執筆之際僅177年。香港人的祖先大部分是在此之後才從東亞大陸遷入,當中又有一批要到二次大戰後才移居香港。不過這代表香港沒有自身的歷史主體嗎?斷乎不是。

遷居香港的移民縱來自五湖四海,但大部分均源自嶺南沿海世界。這個世界一直處於東亞大陸帝國邊陲,英國之所以在香港開埠,也是因為這個地方一直是「化外之民」活躍之地。英國的殖民統治,鞏固了香港有異於大陸的特性。亦因為香港「在中國之外、處中國之旁」的特性,香港人的祖先才會移民香港。適量地吸納移民,其實並不會削弱香港主體的獨特性;與此相反,香港是因為有獨特的主體性,才能吸引有意告別大陸的移民來到定居。

嶺南是被東亞大陸帝國壓迫的邊陲

把香港及嶺南視為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中國帝國主義的說辭。秦帝國於一統中原後南侵,自公元前218年起短暫統治嶺南14年,之後南越國就在嶺南雄據自立。之後漢帝國於公元前112年侵略南越國後,大陸帝國才算控制住嶺南。但之後嶺南始終是未被漢化的邊陲地帶。朝廷的力量,只及廣東北部及廣州鄰近地帶,其餘大部分地方都要靠部族酋長施行間接統治。這些酋長起初世襲嶺南地方官職,後來唐帝國採用南選制度,理論上是由朝廷派人南下選拔官員,但候選人始終是在地酋長的族人[3]。直到10世紀,宋帝國才逐漸把地方管治權逐步轉移往中央派遣的官員手中。

中國帝國主義史觀亦認為現代嶺南人都是南遷漢人後代,與其他中國人「血濃於水」,但這種族裔國族主義的觀點,卻沒有遺傳學根據。漢人南遷的規模,遠不如固有想像那麼龐大。據徐杰舜和李輝綜合既有分子人類學(Molecular Anthropology)研究,廣府人的父系血統有40%源自百越族、而母系的百越血統更高達八成。而自稱華夏苗裔的客家族群,其父系基因雖以漢族血統為主、其母系基因卻主要來自畲族。嶺南人的父系基因雖然有些漢族血統,但其母系基因始終是以原住民血統為主[4]。

我們需要留意在昔日一夫多妻制下,優勢族群的成員能夠多娶妻妾、可以多生育、子女也有較大機會存活,那樣少數優勢族群的父系基因,就能夠於幾代人的時間不成比例地迅速傳播。相比之下由於女性生理限制了母系基因的傳播效率,是以母系基因比父系基因更能反映嶺南社會過往的族群構成。(而我們也要知道東亞過往只著重父系源流的文化,其實相當父權,有違當今著重性別平權的進步價值。)亦因如此,我們可以斷定北方漢人移民從未是嶺南的主流族群,而嶺南人以及大部份香港人的祖先,也極可能「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基因研究有其局限,我們亦不應以血統定義誰是更「純正」香港人,但我們至少能否定「血濃於水論」的迷思:嶺南人的祖先大部分是自行選擇漢化的原住民,在血緣上與中原的關連並不緊密,就像臺灣的平埔族群那樣。

東亞大陸帝國的原住民要漢化、從而被朝廷視為編戶齊民,與世上其他帝國相比算是容易。漢化,就得服從儒家家庭及政治倫理、亦須交稅或服役。但除此以外,就沒有太多特別的條件。而成為編戶齊民,就可以擁有田產、男丁則可參加科舉。不過直到10世紀,嶺南都是化外之地,酋長們對田產、科舉也沒有太大興趣。嶺南原住民一直維持既有社會風俗,偶而還會興兵反抗中央政權。這種「漢越和集」的社會狀況,一直維持到宋帝國之初年。

然而到10世紀,東亞大陸帝國的北疆一直被新興內亞帝國擠壓。金帝國於1127年攻陷開封後,宋帝國只能與金帝國以淮河為界,失去華北平原的廣闊領域。宋帝國唯有將帝國擴張的重心放在東亞o大陸南部,而開發嶺南的第一步,就是修築珠江水系的河堤、藉此化沼澤為良田。當時珠江三角洲仍是一淺水海灣,海岸線貼近今日的廣州。先民將堤岸修至海中,引泥沙、種蘆葦,將滄海化為良田[5]。不過填海造陸,回報大、風險也高。新填地能否脫鹽轉為良田,沒有人能說得準。而各部族要合眾人之力,才能有資源開展動輒費時幾十年的大型工程。新填地的分界,往往難以斷定,那麼部族得設法取得官府的庇護、或是動員族人與鄰族械鬥。

面對龐大的土地利益,廣東原住民於14至15世紀起即漢化為編戶齊民。也就是說,嶺南原住民為應對經濟帝國主義的壓力,便決定以自我殖民的方式親自破壞原住民的族群認同,藉此把家族利益極大化。廣東宗族杜撰族譜,或是謊稱自己為粵北漢人移民之後、或是聲稱先人為中原的落難貴族,並主張土地是由族人首先開發。他們以族譜虛構漢人身分,藉此取得擁有土地和參加科舉的資格。為了集中資源,鄰近部族的族譜常將他們描述為同一宗族的支系,並以各種祭禮凝聚族人。這些宗族隨後會集中人力物力開發田地,亦會培育資優子弟參加科舉,寄望他日朝中有人好辦事。族譜亦會攀附鄰近有成員中舉的同姓家族,希望能藉此得到官府以至朝廷的庇佑,促進部族於圈地競賽中的競爭力[6]。蕭鳳霞教授和劉志偉教授此綜合這段時期的歷史:

我們和科大衛(David Faure)在有關珠江三角洲宗族的研究中指出,大多數宗族關於祖先定居歷史的記憶和敘述是令人存疑的,這些宗族的祖先並不一定是來自中原的移民,他們實際上更多是本地的土著。這些宗族的部分成員,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操控著他們認作國家權力的像征,加上他們自己的創造,建立起自己在帝國秩序中的「合法」身份;通過貼上了「漢人」的標記,他們與當地其他原居民劃清界線。這些宗族控制了廣袤的沙田,也控制了墟市和廟宇,修築祠堂,編纂族譜,炫耀自己與士大夫的聯系。這些努力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人,在演示一些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正統命題和身份標志的同時,也創造著一套最後為官方和地方權勢共同使用的排他性語言[7]。

值得一提的是,縱然此刻廣府族群自詡為華夏苗裔,但仍然堅持延續異於中原的語言和文化。他們重新詮釋東亞大陸的歷史,認為中原經過多次帝國興亡,其文化早就遭源於內亞的「胡人」政權污染,而廣府人的祖先當時卻帶著正統華夏文化衣冠南渡。嶺南文化之所以奇特,並不因為廣府人是「南蠻」,而是因為嶺北人盡皆「胡化」。廣府族群認為他們比華夏更華夏、比中國還中國,是以他們在權益上當與其他漢人同等,但歸根究底他們與嶺北人始終是兩種人,只是廣府人更為優秀而已[8]。

嶺南自14世紀以來的圈地競賽,風險大、回報高,到後期漸發展為零和遊戲。在經濟帝國主義競爭中失敗的部族於陸地上無法容身,就只能舟居水道之上,靠捕魚、運輸為業。而於圈地競賽中勝出的部族,則演化為廣府族群,並成為帝國擴張的協作者。他們自詡為正統漢人,嘲笑舟居的失敗者為未開化的蠻夷,並貶稱他們為蜑家人。與此同時,來自福建、潮汕的閩南族群也經海路到嶺南水域活動。明帝國厲行海禁,包括蜑家族群和閩南族群在內的海洋族群因為只能靠海吃海,就無視禁令。而香港水域,就成為海洋族群從事地下經濟活動的基地。

香港本為逃避大陸帝國壓迫的無緣所

海洋族群的地下活動,包括走私貿易和海盜活動,而兩者互有關連。走私時,要靠武力阻止官兵破獲交易;而海盜要補給或是販賣贓物,也要靠走私網絡。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清帝國國力不振,而越南內戰又招募了大批從事地下活動的海洋族群,令清帝國無力控制嶺南沿海。到過香港旅遊的人或會聽過張保仔,他是活躍於嶺南沿海的海盜,曾沿珠江一直打到離廣州只有幾十公里的地方。後來他的部隊與清帝國和葡萄牙的聯軍在如今香港機場一帶的水域打了場大戰,雖能全身而退,最後還是決定接受朝廷招安[9]。然而海洋族群的地下經濟網絡此後仍然活躍,對廣州貿易日益不滿的西方商人就找他們當走私夥伴。

英國於1784年通過折抵法案(Commutation Act)後,對清帝國茶葉的需求急劇增加,令廣州貿易日趨活躍。但清帝國的貿易政策,卻因官僚主義變得比17世紀時更僵化。與此同時,英國的貿易逆差亦因茶葉貿易惡化。東印度公司因而鼓勵稱為港腳商人(Country Merchant)的中小型貿易商到清帝國銷售印度物產,他們起初在清帝國賣印度棉,但到1820年代品質更佳的南京棉增產,印度棉就滯銷。結果最後只剩鴉片能賣,而那時候清帝國社會趨向崩壞,對成癮物品的需求越來越大[10]。但鴉片是違禁品,只能走私入境,嶺南沿海族群的地下網絡此刻就派上用場[11]。他們起初在香港西北對外的內伶仃島交易,但此地與新安縣縣治南頭鎮較近,當官府加強掃蕩時,他們就改到維多利亞港交易。後來林則徐銷煙,驅逐英國商人,這些商人也是到維多利亞港避難,他們與當地海洋族群顯然已建立起信任[12]。鴉片戰爭期間,官府的奏摺不時投訴廣東沿海充斥著與「英夷」合作的「漢奸」:海洋族群被岸上漢人及「新漢人」歧視,官府往往偏幫岸上人,那時又未有國族國家觀念,海洋族群又怎會認為「大家都是中國人」呢[13][14]?英國人後來決定捨舟山而取香港,是因為渣甸等曾與海洋族群合作的走私商人積極遊說的結果[15]。

嶺南海洋族群曾與英國走私商合作無間,鴉片戰爭時亦為英軍帶路並運送糧水。這樣香港開埠後,殖民地政府便給予他們豐厚的物質回報,並視他們為協助管治的夥伴。誠然,這些海洋族群新貴在殖民地架構中,地位遠遠不及西方人,只能擔當比較次要的角色。但他們在清帝國之中一直都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賤民,如今卻能名利雙收,那是他們從前未能想像的[16]。殖民地初期管治按現今標準而言算是高壓,政府及西方人亦充斥著種族歧視的心態,令華洋衝突無日無之。但這種高壓政治,仍然比清帝國末期的管治狀況理想。英國將香港定位為自由港而非掠奪殖民地,其法律比清帝國略為人道,雖然只能算是殘缺的殖民地法治,但政府大體上仍能尊重合約精神。香港稅制較少灰色地帶,官吏無法像在清帝國那樣對商賈威迫壓榨。

英國管治香港固然是出於自利的盤算,但在客觀效果上,卻在東亞大陸帝國的南端打開一個缺口。如此歷來備受欺壓的嶺南海洋族群,就能夠避開大陸帝國主義的欺壓,在香港找到一展身手的舞台。香港在英國統治下就像日本中世紀的無緣所:當時渴望擺脫封建領主宰制的日本人會逃到寺廟前方的土地,籍寺廟勢力阻嚇討稅的吏員,從而脫離與領主的「因緣」。這些擺脫領主管豁的平民,就在寺廟前買賣營生,並自行管理社區事務,是為日本商業經濟和公民社會的濫觴[17]。

海洋族群在香港發跡,為之後抵港的移民起了示範作用。1850年代清帝國爆發太平天國戰爭,這場人類歷史中最血腥的衝突使大批廣府、閩南(含潮汕)商人移民香港。此外亦有大批客家人、四邑人經香港移民海外,之後不少回流歸僑亦決定在香港定居。清帝國於太平天國滅亡後嘗試推動現代化改革,結果卻不甚理想,令一些嚮往現代化文明的清國人以香港為家。此後在香港大展拳腳的,不只是起初的海洋族群,還有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新住民,當中又以嶺南諸族為主。除了部分南洋華人社群,以及與香港一海之隔的澳門,就只有香港是不受大陸帝國管轄的嶺南族群社會。

歷史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曾指出,東亞大陸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國族建構的觀點百花齊放,而當今世人對「中國」的定義,在20世紀中之前仍未稱得上是共識[18]。香港位處清帝國之旁,民間亦對東亞大陸前途有各種南轅北轍的想像。由於香港比東亞其他地方相對自由,保皇派也好、革命派也好、主張「粵人治粵、聯省自治」的也好,在香港也能有生存空間[19]。但自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的國族論述因為知識階層對「亡國亡種」的恐懼、以及眷戀帝國威榮的虛榮心,而逐漸被國共兩黨那種強調大一統、主張黨國一體的霸權論述壟斷[20]。自此嶺南諸族必須位於中國以外的香港,方能繼續提倡主張多元地方自治的嶺南本位論述。港中兩地在國族建構的根本性問題上,有著兩種互不相讓的答案,而兩地民眾將會發展為兩個性格迥異的國族,亦是可以預期的。

帝國主義色彩濃烈的中國國族建構於1927年塵埃落定,先是有類法西斯的國民黨黨國,到1949年又赤化為共產黨的極權黨國。香港在中國之外、處中國之旁,本身未受黨國主義荼毒,就成為邊民、移民、賤民逃避中國國族建構的避風港。香港是移民城市,但先民移民,正正就是要以雙腳向中國說不,並肯定香港那種嶺南本位的社會氣氛。當地方文化於中國被黨國主義以極權手段剷平、而澳門亦因葡萄牙殖民地政府的弱勢而被親共團體操控,源於百越的嶺南文化在東亞就只剩香港為最後的堡壘。

中國於1949年赤化後,港中之間實施邊境管制,之後能偷渡香港的,大都有告別中國、擁抱文明的決心。而身在香港的華人,則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亦只能決志告別原鄉、根植香港。自此港中兩地民眾的生命歷程越走越遠:在深圳河以北,是剷平差異的大一統、以及黨國無微不至的壓制;而在河的南邊,卻有嶺南傳承、現代制度、以及相對自由多元的社會氣氛。在邊境管制下成長的一代,踏入壯年時正值1970年代,他們察覺港中有別,自覺為獨特的命運共同體。香港潮流文化由這代人於此時開創,而這種本土認同在政治層面,則催生爭取民主自治的社會運動。雖然這些民主派普遍仍有文化中國情懷,隨後中共亦常舞起愛國旗幟進行統戰,但這一代抗爭者的初心,始終在本土的民權和民生[21]。

英治香港雖然是殖民地,卻弔詭地能夠海容百川、百花齊放。但這種包容絕非自然而有的:香港這些年的自由與多元,是建基於英中兩大帝國於地緣政治上的制衡,這種制衡令香港社會能相對自主自立。如此嶺南邊陲文明,才能以主角的身分大放異彩,並以此基礎吸收東亞內外各類文明的精華,令香港能發展為多元的現代社會。一定程度的自主獨立,乃多元開放社會不可或缺的基礎。如之後分析,當前的地緣格局,是中國獨大;香港不力爭獨立,就只會大陸化、黨國化,自由多元也無從說起。就如杜克大學文學教授周蕾所言:

要穿梭周旋於中英這兩個侵略者之間,努力尋找自我的空間……香港必須建立自主性與獨立社會的觀念,來維持本身的繁榮發展。[22]

2014年的雨傘革命、近年的本土抗爭,也是這種確立自主的嘗試。香港近幾十年連綿不絕的社會抗爭,代表香港人正逐漸從自在的國族(Nation in itself)演化成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他們不再甘於倚賴地緣局勢,讓別人決定自已的幸福;他們是要自行以公民的力量,決定自己香港自己救,立志要創造自己的未來。香港的歷史主體,乃建基於香港人對自由、幸福與尊嚴的追求;而近幾十年社會抗爭的集體經歷,亦開始把香港人凝聚為敵擋帝國的反殖共同體。香港的獨特主體縱使仍然幼嫩,但若要堅持反殖立場,那我們就只能盡力守護,爭取時間讓它茁壯成長。若是要以淺薄為罪名,否定香港一直以來皆有異於中國的獨特性格,那就是否定香港人為反殖而作的努力,替中國帝國主義為虎作倀。

二、從雙帝國制衡到單帝國獨霸:地緣政治與階級分析

一些比較進步的朋友,則認為本土論述只能提倡務虛的身分政治。他們認為貧富之間的分配正義,才是值得關注的議題。也許是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這些進步朋友覺得本土身份認同只是虛假意識,是政客為迴避階級問題而拋出的紅鯡魚。比如近年在中國發展得頗為順利的香港文人梁文道,對近年的本土思潮甚為反感,他在於香港《蘋果日報》的一篇文章如是說:

你真的認為比起老無所依的現實慘況,富豪廉價租借官地,香港獨立是個更值得大家集中全部精力去完成的一件大事嗎?[23]

假如我們要儘快幫助老無所依的貧民,也許最快捷、最實惠的做法,是集中精力去籌款濟貧、或到志願機構做義工,而不是去寫文章批判社會:畢竟只要親近建制,就能夠向良心不安的權貴階層募款。但稍為接觸過社會科學,都會知道單靠救濟,只會治標不治本。要解決問題,就必須從根本入手,批判製造問題的各種建制。基進,radical 也,其拉丁字根 radix,就是「根」的意思。梁氏煞有介事地提及富豪廉價租借官地,說明他認為分配正義問題的根源,乃在於官商勾結和階級政治。

然而,問題的根就只是階級政治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不也是與階級因素盤根錯節,同樣是分配不公的根源嗎?而論及帝國主義,受大中華觀點荼毒過的進步朋友,腦袋就變得糊里糊塗。在他們腦海中,帝國主義就必然是西方,屬於東方的中國就必然是受害者。這想法貌似鋤強扶弱,但假定東方必然是無辜無助的弱者,骨子裡其實是看不起東方人的東方主義。殖民史研究大師約翰.達爾文(John Darwin)指出,自15世紀末帖木兒帝國衰落,世界各地湧現多個勢均力敵的近代帝國,而它們不都是由西方人統治。西方人的帝國要到18世紀中,才逐漸於國際競爭取得優勢,並超越東方的同儕[24]。在此我們得要先把話說清楚:東亞大陸帝國以及當代中國,全部都是帝國主義霸權。不認清這個事實,就無法分析出香港分配不公的問題根源。

雙帝國體制的權力制衡

在香港開埠前,居於鄰近地區的海洋族群一直都被視為賤民,同時被清帝國及新漢化的廣府族群歧視,令他們只能從事卑賤或非法的工作。不過清帝國對香港的管制卻是微弱的:官府只能鞭及縣的層級,在此以下的鎮、鄉、村,均要靠以廣府望族為主的士紳階級間接管治。在香港水域曲折多灣的海岸線,清帝國管治力量微弱[25],這樣才會有華南海盜和走私貿易的出現。

英國人在香港開埠後,就決心把香港建設成自由港。這即是說英國容許友邦借用香港,在不損害英國利益的情況下以香港為基地。在香港大展拳腳的西方商人並不都來自英國,比如在開埠初期與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和寶順洋行(Dent & Co.)並駕齊驅的旗昌洋行(Russell & Co.),就是一間美國公司。即使在軍事層面,香港雖設有英國皇家海軍海軍基地,但亦常允許別國軍艦停泊。1874年法清戰爭時,黃埔船塢曾維修過法國軍艦,因而鬧出一場風波。到1898年美西戰爭,美國海軍亞洲分艦隊先到香港補給,再到香港東北的大鵬灣集結,之後才出發攻打菲律賓。

而清帝國亦能使用這個英國人建設的自由港投放影響力。比如在法清戰爭早期,兩廣總督張之洞就成功動員華人船塢工抵制法國海軍[26]。賴臣(Kirk Larsen)指出清帝國在兩次鴉片戰爭後,很早就學懂利用租界、治外法權和最惠國待遇的開放特性,於韓半島拓展帝國的利權。清帝國於1882年,就透過炮艦外交與朝鮮王國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取得租界、治外法權和最惠國待遇。耐人尋味的是,清帝國還同時牽頭讓朝鮮與美國簽訂不平等條約,藉西方列國之力與日本抗衡。當清帝國於日清戰爭敗北後,這些條約便發揮預期的效用,讓清帝國能透過西方列強的力量,把帝國於韓半島的利權延續至日韓合併前夕[27]。從某個角度看,當香港從山高皇帝遠的化外之地變身為英國治下的自由港,清帝國也能以同樣方式運用香港對外開放的特性以及英國人的制度建設,弔詭地增強對香港的操控。

香港身為英國殖民地,在中國之外、卻處中國之旁。這種特殊地緣格局,令香港不得不面對來自英、清,或後來的英、中雙重帝國主義壓迫。也就是說香港政治於英治時期的發展,取決於「英國因素」和「中國因素」間的平衡[28]。而殖民地社會內,既有華洋之間的族群矛盾,亦有因後來工業發展而白熱化的勞資矛盾。假如我們要做好階級分析的話,就必須考慮到帝國主義及族群關係的變數。不同勢力的合縱連橫,是權力分配、資源流動的基礎。

圖一.英治香港的社會階級關係

在19世紀末,華洋矛盾是香港社會最主要的矛盾。那時洋人官商多抱種族主義心態,法律對華人亦不夠公平。華工偶會遭洋老闆虐待,政府偶會徵收針對華人的款項。除此以外,華人的衛生觀念較為落後,而推行衛生政策的西醫又不諳民情,令公共衛生政策難以既合乎衛生又不擾民。此時,在東華醫院董事局的紳商,便會以華人代表的身分替基層華人請命[29]。他們有時甚至會與大陸的官府合作,就像在清法戰爭那次風波那樣。

但隨著香港社會工業化、現代化,華人內部的階級矛盾和意識形態分歧,逐漸趕上華洋矛盾。在19、20世紀之交,東亞大陸各方政治論述在香港角力、動員,過程中催生香港的勞工運動。華人資產階級則與洋人資產階級一樣,把新興華人工會視為滋事分子。在1920年代香港發生一連串的工潮,香港政府原先寄望華人菁英能如過往那樣協調衝突,但東華醫院辦的緊急會議,卻淪為華人資產階級批判華人勞工的申訴大會。華人菁英在政府要求下,嘗試調停洋人資產階級和華人勞工的糾紛,最終兩路華人卻惡言相向[30]。同一時期的反蓄婢運動,也是值得玩味的特別事件[31]。在這場運動中,進步華人與進步洋人聯手抗衡希望續婢的華人資產階級。最終倫敦當局罕見地介入香港內政,香港政府代表華人菁英與倫敦討價還價,但最終還是於1922年末展開的《管制家庭服務形式條例》立法程序,立法局的華人菁英於翌年屈服,不情願地投下贊成票[32]。

香港這個雙帝國體制的內部矛盾,有時會以港中對立的方式呈現。國共合作的廣州政府於1925年藉五卅慘案後的社會氣氛,與香港勞工運動聯手發起港粵大罷工,意圖封鎖香港。華人資產階級則認為廣州當局正在侵略他們的家園,全力協助香港政府打擊工潮,最終市面到七月便能逐步恢復平常[33]。廣州政府於大罷工期間的社會動員,成為翌年北伐的助力,香港的勞工運動卻淪為棄子。香港勞工運動想趁勢推動香港本土勞工權益,但這些目標一樣都沒有達成,前赴廣州的工運領袖則沉迷於內部政治鬥爭。結果大部分勞工不欲參與政治鬥爭,於七月後陸續返港復工。罷工於1926年10月結束後,香港勞工運動五殘七缺,而在中國投靠中共的工運領袖,則在蔣介石展開清黨運動後淪為白色恐怖受害人[34]。

1967年在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爆發的工潮,其發展模式卻截然不同。工潮爆發後,親共工會隨即介入並主導工潮,將之升級為反對英國統治的「反英抗暴」運動。他們發起罷工、罷市、罷課,卻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便發起炸彈恐怖襲擊。後來廣東的民兵甚至趁勢攻打位於港中邊境的沙頭角。香港政府很快就判斷出整場風暴乃香港激進親共派受文化大革命鼓舞而自作主張,北京政權則未有接收香港的計畫,故此放膽以高壓手段果斷鎮暴。但在一般香港人眼中,中共的侵略如箭在弦,或至少會按「澳門模式」把殖民地政府架空[35],使香港陷入中國的政治掌握[36]。香港人對當時殖民地管治的歧視政策頗有微言,但他們對中共的黨國國族主義明顯更為抗拒:畢竟大部分移民香港的華人,都是為逃避國共兩黨的黨國國族建構而來。香港人的心態,就如當時《星島日報》主編鄭郁郎在《在香港看香港》所言:

人民對港英並無好感,但是在目前形勢下,不支持港英,支持誰?這有如坐上汽車,一定要支持司機,港英是司機,港人只好支持他[37]。

這場1967年的暴動,令大部分華人基層與資產階級及政府站在同一陣線,並與中國政權及在港親共派對立。這次暴動的集體記憶,令香港人潛意識裡確認港中有別,縱然他們仍有文化中國情意結,但他們明確地要對現實的政治中國說不[38]。

我們可以看到香港開埠後地緣政治上的雙帝國體制,帶來複雜的合縱連橫,令香港政府在無可避免要面對各路勢力的制衡。有些親共輿論會指責香港在野派在英治時期未有起來抗爭,要到中國接管後才表達不滿,這種質疑明顯是缺乏歷史感的愚問。首先香港公民運動確是在1970年代後才興起,到1990年代才走上軌道。但在此之前,爭取民權的社會運動次數雖沒後來那般頻密,但仍不算罕見[39]。而公民運動要成熟、社會環境要接受較進取的抗爭,都需要幾代人的時間。更重要的是,香港政府當時雖未有民主制衡,卻要面對地緣政治的制衡,最終迫使政府用盡既有渠道監察民情,之後在民怨發酵前就早一步解決問題。

這種被稱為「諮詢式民主」的管治風格在1970年代變得爐火純青。那當然稱不上是民主制度,而只不過是一種知民所想、並以積極進取的政策預防民怨的治術。在六七暴動後那十幾年,政府以建屋計畫為接近一半的香港人提供廉租房屋、逐步減少體制對華人的歧視、贊助慈善機構並開始統籌社會福利的分發、推廣全民普及義務教育。政府雖聲言奉行「積極不干預」,香港因而沒有國營經濟、政府也不會指點企業運作,但政府卻有以間接手段促進產業發展:除了之前提及的廉租房屋外,政府也與中國合作輸入廉價糧水,亦鼓勵新界農民改善蔬菜自給率,如此皆能減輕企業薪資壓力。政府於新界興建新市鎮,除了為建設廉租屋,亦是鼓勵工業發展的措施[40]。香港政府到海外則為關稅問題積極交涉,甚至會與意欲實施保護主義的宗主國對著幹,因而被英國殖民地部官員戲稱為「香港共和國」[41]。

雖然香港既未有民主、也未能獨立,但殖民地政府的表現卻仍追得上好些民主國家。雖然殖民地制度對香港自由和民權的保障頗為有限,但當時臺灣仍處於戒嚴時期、韓國則仍由軍人獨裁統治。而中國、越南、蒙古、朝鮮的景況,更是等而下之。橫觀整個東亞,直到1980年代中,也只有日本能比香港更自由。這是因為1997年新界租約大限將至,香港政府必須讓民生、經濟大幅進步,贏得民眾擁護,然後以民意為籌碼與中國談判[42]。

到1984年,大部分香港人都心悅誠服接受香港殖民地政府的管治。他們未有選舉權,但1974年成立的廉政公署卻打擊官吏貪污濫權的流弊,甚至鼓勵民眾秘密舉報貪官,這樣民眾得以充權、並深信官員應當是為民眾服務的公僕。過去十幾年經濟起飛,他們不單能改善生活,亦建立起成就感和自豪感。他們希望這美好的現狀得以延續下去。

中國帝國獨大與依附式殖民經濟

只是中國已踏入鄧小平時代,鄧鐵了心要一雪清帝國割讓香港的「百年屈辱」,將香港收為己有。香港人的民意,中國人並不在乎。他們會揶揄英國人沒有在香港推行民主,就不能打「民意牌」,但本身沒想過要以民主方式找出香港民意。中國反倒恬不知恥,宣稱自己有資格代表香港的「中國人」與英國談判!1983至84年的談判,英國一直處於下風,結果兩國於1984年12月19日簽訂《聯合聲明》,決定於1997年7月1日把香港轉交予中國[43]。

自此以後,香港從一個雙帝國體系,在為期13年的過渡期逐漸轉化為中國獨大的新殖民體系。香港政府意欲讓英國光榮撤退,計劃於主權移交前引入代議政治,卻被中國視之為意圖延續在港勢力的陰謀。結果至今香港只得一套半民主的議會制度。香港政府在最後十數年,淪為弱勢夕陽政權,有論者甚至譏之為跛腳鴨。此時中國政權與原本親英的華人資產階級,卻因反對民主改革的緣故而結成不神聖同盟。除了香港政策外,中國當時的經濟改革亟需引入外資,而華人資產階級剛好有中國需要的資本[44]。

香港資產階級自1980年代起集體北上,藉中國經濟改革的機會拓展業務。中國政權為香港資本提供極為優厚的條件,主要是利用中國法制不健全的灰色地帶,縱容香港資本違法及剝削勞工的行為。後來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中國國家資本則與香港資本合作融資,或是讓香港資本參與中國的投資項目、或是讓港商將中國公司帶到香港股票市場上市,之餘此類。一些論者因為香港廠商對中國勞工的剝削、或是北上工作的資產階級和管理階層的囂張跋扈,就套用批判西方資本新殖民主義的論述,將這個經濟體系描述為香港對中國的「北進殖民」[45]。這種挪用新潮理論的批判卻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無視中國國家資本的運作邏輯。中國當局絕對有能力對剝削中國勞工的香港資本家嚴正執法:事實上中國官員不時透過消防、環境、勞工福利之類的法規向港商施壓,甚至藉此苛索賄賂。而中國的投資項目,背後亦由國家體系全盤操控:中國當局曾拒絕審批原定由英資怡和洋行合作的基建項目,藉此宣示對英國香港政策的不滿。隨著香港商人在中國的業務和資產愈來愈多,北京政權亦愈發能夠左右其存活,使他們在政治上不能不歸順中國[46]。

香港資本家的「北進殖民」,其實是出於中國當局授予的特權,為此香港資產階級及管理階層必須以政治忠誠為回報。「北進殖民」是假的,收買人心為殖民香港鋪路才是真的。在1990年代香港資產階級紛紛歸邊,一面協助北京對付香港殖民地政府、一面打壓香港新興的民主運動。他們的政治捐獻,令親北京政黨財源豐厚,使其政治網絡能伸入香港每一個小社區。與此同時他們亦與中國資本合作,大舉收購香港的媒體[47],迫使編採人員自我審查[48]。一些普羅大眾未知時局丕變,以為1950至1970年代那種上向社會流動仍為常態,政治性格因而偏向保守:他們以為自己仍能機會發跡,身為弱者卻站在權貴的政治立場,甚至以向更弱者抽刃為樂。政黨資源和傳媒立場又日益傾斜,中國帝國主義者漸學會以煽動民粹玩弄「選舉制度」,以「民主選舉」抗衡「民主運動」[49]。

圖二.1990年代港中兩地的社會階級關係

這種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令香港資本家沉迷「背靠祖國」的尋租食利行為,美其名為「前店後廠」的港中經濟互惠分工,從而喪失一直以來自力更生的創業精神。這種為短期暴利而淘空自家產業的做法,令香港逐漸淪為依附中國帝國體系而無法自立的經濟體。香港資本家必須以服從來換取在中國的生存空間,就養成揣摩上意、蕭規曹隨的不良習慣,令香港無法跟上21世紀創新經濟的大趨勢。香港商界流行的講法,是「high tech 揩嘢、low tech 撈嘢(按:高科技產業風險大,低科技產業回報快)」,覺得與其冒風險創新,倒不如透過尋租行為儘快獲取回報;他們相信「識人好過識字(按:關係比知識重要)」,與其費神掌握技術,不如多結交中國有勢力人士。

部分親中人士常貶損香港,指香港人自高自大而不知自己落後,當一河之隔的深圳已是世界硬體創新之都,香港連電子支付也未發展好。這種講法雖然道出實情,卻未有正中問題核心:問題不是因爲香港人夜郎自大,而是因為政府的政策與資本階級的投資行為流於短視,亦從未積極推動創新經濟的發展。而主權移交後的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就只有促成香港與中國經濟「接軌」,鼓勵中國資金、遊客到香港,用各種基建將香港與中國連接起來,卻沒有盡力培訓香港人才、未有改革相關制度。香港商界則只對涉及「中國概念」的炒賣、或地產投資感興趣,除此以外對所有事情均抱有一動不如一靜的保守心態,更遑論長遠的技術研究開發[50]。香港政商菁英既自甘墮落為中國帝國主義的買辦,經濟之淪落、技術之退步,亦是無可避免。

北望中國的心態,亦令香港資產階級無法再凝聚成能夠團結的政治主體,自甘淪落為中國政治勢力的傀儡。他們不再透過自行協商解決紛爭,反倒直接到中國找有勢力人士「告御狀」,意圖透過帝國的力量打擊競爭對手[51]。筆者曾於《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52]分析香港精英社會網絡,發現香港資產階級自1980年代即急速碎片化。在書中筆者運用 N-graph 這種社會網絡分析工具,描繪出香港主要企業於1983年、1997年和2008年的董事交織(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結構,透過比較 2-graph (外起第二重粗黑線圓圈)的結構變遷,把資產階級於這二十多年的碎片化具體呈現。香港主權移交後的政治制度,是為中共商界攜手管治而規畫。如今資產階級的社會資本急速流失,那麼能夠主導香港政治的就只剩下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他們這樣就可以於「一國兩制」的框架打開缺口,讓北京直接介入香港內政。

圖三.1983年香港恒生指數成份股企業交織結構。幼體字為西方資本。此時大部份企業均處於同一個巨型 2-Graph 之內。

圖四.1997年香港恒生指數成份股企業交織結構。幼體字為西方資本,粗體字為中國資本。巨型的 2-Graph 已消失,並分裂為8個中小型 2-Graph。有8個企業雖仍處於巨型 1-Graph 之內,卻不屬於任何 2-Graph。

圖五.2008年香港恒生指數成份股企業交織結構。幼體字為西方資本,粗體字為中國資本。留意不屬於任何 2-Graph 或 1-Graph 的企業比例上多於1997年。

而香港的普羅大眾非但不是「殖民」中國的加害者,反而是中國帝國主義及依附霸權的香港資產階級聯手欺壓的對象,是中國殖民主義的受害者。在1980年代,香港廠商見中國工資低廉,當局又故意縱容他們剝削勞工、破壞環境,就把工廠從工資較合理、法規較完善的香港遷往中國。廠商搬走工廠後,又沒有再用心提升技術,當香港技術人員把技術傳授予中國同事後,整個產業就被掏空。後來中國自家的廠商羽翼漸豐,當局就嚴格執法,把香港廠商趕走。

但在此之前,香港的勞動階層已在水深火熱之中。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於1990年代縱有提升,但得益者只是與中共勾結合謀的資產階級。在同一時期,香港製造業的工作大量流失,失業率、就業不足率及貧富差距均急速惡化[53]。中產階級的收入雖較為豐厚,但亦受裁員危機威脅,而資產階級越來越熱衷透過炒賣樓房尋租,更令中產階級要面對沉重的房貸壓力[54]。主權移交後的港中經濟融合,則只能令資產階級及少數從事工商服務的管理階層獲利,亦未能造福年輕世代[55]。缺乏節制的中國旅客自由行政策,令旅客數目超過香港承受能力,令人口本已擁擠的地區生活環境進一步惡化。其衍生的平行出口貿易,令中國遊客與香港人搶購民生物資,令民眾不勝其煩。對普羅大眾而言,「中國因素」的出現,只能使其生活不再安穩,而著重恩庇侍從關係的殖民經濟體系則令上向社會流動的機會日趨渺茫。

面對中國帝國主義與香港資產階級的聯手欺壓,能與香港民眾一起反抗的,除了民主運動和公民社會,還弔詭地包括意圖光榮撤退的殖民地政權。在香港前途塵埃落定後,殖民地政府決定引入代議政制,卻因中國反對而裹足不前。之後香港因六四慘案而爆發信心危機,英中兩國才能達成協議,並於1991年讓立法局部分議席由普選產生。與此同時殖民地政府亦透過《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規定訂為法律,試圖藉此消除民眾對1997年後人權狀況的疑慮[56]。彭定康於1992年就任港督後,下定決心善用《基本法》的灰色地帶,增加立法局普選成分[57]。雖然彭氏的改革方案於主權移交後被廢除,卻為香港民主政治打下強心針,其親民作風亦成為香港人的民主啟蒙。除了政治改革外,彭定康任內亦引入促進民權的制度,增加社會福利開支,亦擴展香港大專教育。這些改革雖未能擋住中國帝國主義的侵害,而部分措施亦於主權移交後遭廢除,卻已能顯著改善香港民眾的人權、教育、醫療、公共服務水平和社會保障。

但殖民地政府與中國帝國主義互相制衡的雙帝國體系,到1997年7月1日就畫上句號。在此以後,就是中國帝國主義獨大的局面。而主持香港特區政府的,除了仰賴中國的香港資產階級、就是依附權貴的高級官僚、甚至還可能有親共派以至是中共秘密黨員。這個政府的經濟政策如前所述,就是要令香港成為倚賴中國的經濟殖民地。新政府廢除部分民權改革、對付異見者則有權必用。政府政策皆照顧親中資產階級的利益,又傾向緊縮社會服務開支,社會保障及公共服務的品質走向崩壞。無人能夠制衡中國帝國主義獨大的體制,而當局更不會讓香港人享有民主自治的權利。《基本法》列明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整體最終要由普選產生,中國人大常委會卻多次詮釋《基本法》,先是拖遲、然後又加上諸多條件。但此時再也沒有力量能與中國帝國主義制衡、能迫中國信守承諾了。

目前香港的不公平、不民主,以至各種民生經濟問題,沒有一樣不是由中國帝國主義造成。本土論述因而主張以自決、獨立等方式,使香港人能從中國帝國主義者手中奪回應得權益,脫離被殖民的困境。這固然是艱鉅的任務,但豈是無關痛癢之小事?

三、中國帝國主義不除,民主無望

有一些意見認為,香港人應該專注爭取民主,不應讓本土爭議使形勢變得複雜。他們會覺得,民主訴求是高尚的,本土身份認同卻是不理性的,兩者不應混而一談。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卸任後,常為香港民主發展仗義執言,卻對近年興起的本土思潮不以為然。他於2016年11月25日訪港期間,曾如此高調評論:

我認為假若把追求民主和香港獨立混為一談,是不誠實、可恥和魯莽,這是(按:香港獨立)不會發生的,同時沖談了對民主的支持,也為追求全面民主的成熟社會,帶來不必要的鬧劇。兩年前香港有很多勇敢年輕人,為民主管治建立了道德高地,我認為如果因港獨的滑稽,失去這個高地,是一個悲劇[58]。

在28日的另一場演講,他對自決派的批評亦毫不客氣:

自決與獨立幾近相同,只是一個文字遊戲,假裝兩者有不同[59]。

然而比起爭取本土派和自決派,彭定康本人更有動機去模糊民主與本土的關係。彭氏曾任保守黨主席,他不單堅持大不列顛統一,亦是主張歐洲一體化的親歐派:他本身就是現有主權國家體系的既得利益者。而從近期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風波,我們亦可看到彭氏所擁護的歐洲聯盟,本質上乃既有主權國家俱樂部,其組織運作亦偏坦大國、漠視未能獨立的小國族之本土民主權益。歐盟的「民主赤字」一直為人垢病,但像彭定康的親歐派卻一直對此視而不見。他們把民主簡化為選舉政治,而不知民主的深層意義乃大眾主權之實踐,因而成為中國殖民主義的同路人。

戀慕帝國榮光的中國仇外國族主義

在繼續討論之前,我們得探討一下國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歷史連繫。歷史社會學家管禮雅(Liah Greenfeld)認為十五世紀末的英格蘭乃現代國族主義之搖籃。當時由於大批貴族階層於薔薇戰爭(1455-1485)中陣亡,都鐸王朝的國王只得任命平民出身的地主、商人和專業人士擔任公職,並賜與封號及爵位。這些新興貴族參與公共事務時,滋生「吾等凡人皆精英」的歸屬感。如此再加上同期宗教改革運動的思想沖擊,令這些精英意識到英格蘭人應當都是身份平等的自由人:他們的信仰當本於良心,而非出於教會的宰制;而英格蘭人只要有能力,都應該有權參與公共事務、要有擔任公職的機會。也就是說,英格蘭國族主義乃世俗主義、平等主義與大眾主權的合流[60]。這種國族主義與民主主義乃銀幣的兩面,也就是公民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濫觴。

國族主義的動員力量,令英格蘭從歐洲邊陲的島國變身為新興強權。其他歐洲國家的統治精英和知識階層因而群起仿傚,紛紛在自己的國家提倡國族主義。然而這些國族主義和英格蘭國族主義不同,它們並非源自民眾本身的自我認同,而是來由統治精英和知識階層根據英格蘭經驗移植過來,就像安德森所指的官方國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那樣[61]。法國知識階層迷信國家官僚體制的力量,便把國族主義視為國家體制由上而下動員社會的手段,使其有著輕視個人權利的國家主義(Statist)色彩。德國管治階層不欲下放權力,無意改變貴族與平民之間的等級差異,便把平等主義詮釋為民俗和血緣上的同質,鼓吹族裔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俄羅斯的知識階層在國內被沙皇的威權壓制,在國外又不被西方人認同,其國族主義論述就彌漫著仇外和怨恨的情緒,認為對內對外的復仇就是俄羅斯國族的使命[62]。

香港人的本土身分認同,乃是由民眾的集體經歷自然滋生;而香港自決、以至是獨立的訴求之所以會出現,則是因為其社會參與的經驗,使抗爭者意識到所有人都屬於同一個反殖共同體。而香港國族主義既然不是由上而下的官方國族主義,除卻少數基要主義者的怨毒情緒,其發展大體上會比較貼近主張公民自治的英格蘭模式。香港人在帝國的邊陲爭取民主自治,就是主張主權在民、是對中國宗主權的否定。民主本質就是反殖、就是要追求本土自主。我們固然要提防像昔日法、德、俄那樣,以集體主義、種族主義偷換掉大眾主權和平等主義的理念,從而走上國家主義和族裔國族主義的歪路。但這不等於要否定包括本土思潮在內的國族主義。香港人對民主自治的訴求,本質上就是堅持自由、平等、公民自治的公民國族主義。我們不能說本土與民主無關;這兩者本屬一體,主張民主、要求港人治港,就是否定帝國、主張自決的小國國族主義。爭取民主,就不應反對港獨和自決等本土政治主張,反倒要提出一套務實理性的本土論述與基要主義者抗衡,把本土思潮引導往公民國族主義的正途。

就理論而言,小國族的本土思潮也可以承認大國的宗主權,並以自治政體的方式實踐住民自決,成為「無國之國族」[63]。這當然是一條可行可欲的出路,前題是一切安排均應由小國族的民眾在不受脅迫的情況下以民主方式決定;而若然大國持續干預地方自治,小國族亦當有自決獨立的機制。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大國的中央政權能否以適當的策略配合。赫希德(Michael Hechter) 站在「民主統派」的立場,指出若要成功在大國主權下實踐本土政治,中央政權必須避免直接管治,並讓小國族國民有民主參與中央政治的機會[64]。簡要而言,中央政權必須既自制、又開放。當今世上,又有多少大國能做到呢?

而當今的中國政權,明顯既不自制、亦非開放。在20世紀初,中國部分有識之士曾提倡「聯省自治」,透過地方自治促成民主統一[65]。這些主張雖一度成為風潮,但倡譏者最終卻於政治鬥爭中被主張大一統的帝國主義者擊敗,以致當今中國再沒有人會認同這樣的主張。白魯恂(Lucian Pye)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是偽裝成國家的文明」[66],也就是說中國雖然在形式上是採用國族主義的國族國家,在事實上卻是帝國的延續。組成「中華民族」的,不是平等地實踐大眾主權的國民,而是帝國的臣民。主導中國國族建構的知識菁英並不熱衷於爭取普羅大眾的自由權利,更不認為他們與販夫走卒身分平等,令自由主義從未能在中國植根。漢學大師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指出,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國族主義者,縱偶會提及自由和民權,卻只會把兩者視為促成國家富強的工具。他們真正信奉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種族競爭才是世道。

中國知識階層之所以要建構中國國族主義,是因為他們眼見清帝國衰落、無力與西方國家競爭,擔心帝國瓦解後黃種人會遭白種人滅族。而為了種族的存亡,個人的自由和權益是可以被犧牲的。他們相信東亞大陸並不需要自由的國民,而是要集體團結達成富強,重振東亞大陸帝國的威榮,從而令黃種人能擊敗西方的白種人[67]。受種族競爭的觀念影響,令中國國族主義一開始就有具有國家主義和官方國族主義的性格。

但中國國族主義者該如何團結群眾?清帝國及取而代之的中華民國,其疆土都是多語言、多民族、文化多樣的廣闊領域。即使只論及漢族,其成員亦是語言不通,大江南北的文化差異亦是難以調和。自10世紀以來東亞大陸帝國之所以能維持統一,靠的是科舉制度和儒家禮教。科舉制度把中央政權與地方知識階層連結[68],而與中央官員有個人聯繫的地方菁英,則以儒家倫理的教化,令民眾從著重長幼尊卑的家庭倫理開始,建立順從權威、維護專制的生活習慣[69]。但清帝國於1905年廢除了科舉制度,而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知識菁英又認定傳統思想乃中國落後挨打的根本原因。中國傳統文化從來就不足以界定所謂的「中華民族」,以文化中國肯定統一的政治中國,其實只是事後的自我評價。

而訴諸恐懼和怨恨,則是一條易走的邪路。西方帝國主義於19世紀在東亞擴張,西方資本日漸成為生活中難以逃避的存在,白種人的蹤影隨處可見,而他們亦因資本和武力的加持而流露沙文主義的優越感。「文明」的黃種人被「野蠻」的白種人「以夷變夏」,對於未能掌握世情變幻的群眾而言乃揮之不去的恐懼。中國國族主義者輕易就能將東亞大陸之現況,對比起華夏帝國昔日之強盛,從而喚起群眾的屈辱感。比如孫文在1924年應上海《中國晚報》邀請而作的演講,就如此描述古今之間的對比:

喂,我哋大家係中國人,我哋知道中國幾千年來係世界上頂富頂強之國家,知道唔知道呢?但係見到中國係乜嘢嘅情形呢?中國現在就變成係世界上頂貧頂弱既國,中國嘅人民出海外嘅,就被外國人欺負凌辱,看不上一個人樣。在中國內地呢,外國對於我哋嘅政府呢,對於我哋嘅國家呢亦係睇唔起⋯⋯諸君試想想,喺中國幾千年來係世界一個文明嘅國家。幾千年前中國最強盛嘅時侯時代,就所謂千邦進貢萬國來朝,各國都要拜中國嘅上風。到到今日呢,中國反為係退化⋯⋯我哋要設法子嚟避呢個危險,咁用乜嘢法子嚟避得呢個危險呢?就要大家同心協力嚟贊成革命,用革命嘅方法、用革命嘅主義嚟救中國⋯⋯諸君能讀呢個三民主義呢,就曉得用乜嘢方法嚟救國啦。我哋嘅方法、呢種嘅精神,大家同心協力嚟救國呢,咁就中國就可以反弱為強啦!

當代中國之不濟,就這樣激起群眾仇外的怨恨。他們恨白種人瓜分東亞、恨滿洲人入主中原卻管治無能、恨日本人雖同為黃種人卻趾高氣昂、恨美國提倡國族自決卻口惠實不至。中國國族主義者要群眾因「國恥」而覺得丟臉,要他們戀慕帝國昔日的榮光,讓他們發著帝國終要恢復強大的「中國夢」。他們念念不忘的,是清帝國衰落後中國的種種屈辱。為此中國人當學效越王勾踐,以卧薪嘗膽的心態為未來的復仇團結一致[70]。

但帝國如何能復興、如何能建設一個讓臣民重拾面子的強大祖國呢?中國國族主義者讓丟失面子的群眾意識到自己的軟弱無知,是以必須讓強而有力的領袖領導革命,讓少數先知先覺者集中眾人之力克服難關。孫文的那段演說,最終是叫聽眾購閱其《三民主義》,期望他們讀罷就會跟隨中國國民黨的路線。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指出北伐前後國共兩黨的文宣論述,都認為中國群眾是沉睡不醒的無知之徒。中國人若要自立,就非要由少部分革命先行者喚醒不可。群眾的醒覺,不在爭取個人的自由,而是要為了革命的緣故執行先知先覺者定下的紀律,或是孫文的「軍政」、「訓政」,或是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讓先鋒黨集權,讓革命先行者改造群眾、改造國家,以黨國為「中華民族」及中國的終極定義[71]。一切都是為了黨國,沒有個人的自由與自由的觀點,當然也不會有地方社會自治的空間。

對國共兩黨而言,黨就是國。當他們以集權手法推進北伐,以列寧式紀律加上蘇聯軍備,用了兩年就以暴力吞掉整個東亞大陸。自此中國之定義由黨國獨尊,再也容不下別的國族想像。中國自此盡是黨國天下,之後國共內鬥,也只是不同先鋒黨之間的爭權奪利。像「聯省自治」那樣強調由下而上民眾自發的政治主張雖然理性包容,卻未能勝過恐懼和怨恨、更不能阻擋源自蘇聯的槍炮,最終只能被黨國污名化、繼而被中國人遺忘。

中國國族主義如此就走上俄羅斯模式的道路,也同上踏上黨國極權主義的不歸路。這種藉煽動仇外怨恨情緒鼓吹黨國集權的國族論述,自1927年北伐後一直都是中國的主旋律。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知識階層曾經歷過短暫的啟蒙時期。他們此時嚮往自由和民主、厭倦黨國與威權,並為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埋下伏筆。可惜於六四慘案後,知識階層於肅殺的社會氣氛下陷入毫無建樹的論爭,使一切都打回原形[72]。中共政權於1989年後,加強對國民的愛國教育,高舉「毋忘國恥」的大旗,並著力發展經濟。隨後中國國力大幅擴張,百年來一直忍辱負重、圖謀復仇的中國夢,似已得以實踐。在帝國復與的大勢下,歌頌黨國、崇拜權能的國族認同,在中國已經是無法抵擋的主流[73]。

帝國之下,「港式愛國」只能是偽議題

香港在中國之外、處中國之旁,卻從未服膺於國共兩黨的黨國論述。陳炯明提倡「粵人治粵、聯省自治」,深得香港人支持[74]。為先鋒黨開路的新文化運動,在香港亦缺乏迴響[75]。於中日戰爭時到港避難的南來文人,常把香港人描繪成奉承西人而缺乏愛國情感的二流中國人。中國國族主義者視香港人為走上歧途的媚洋份子,他們想像到奪得香港之日,就要對香港這些野孩子再教育[76]。滿腔怨恨的中國國族主義者,心中渴望能對香港這片桀驁不馴的化外之地施以中國特色的殖民統治,藉此為威嚴的帝國討回面子。

中國赤化後,主事香港事務的中共官員都視香港人野性難馴的隱性漢奸。香港人若願意只做經濟動物,以至是向當局獻媚效忠,那中共可以藉一國兩制之名略為包容。但若香港人抗拒黨國介入香港、要掌握民主自治的權利,那麼即使他們聲言「愛國不愛黨」,仍會是中國的敵人:既然黨就是國,那麼在帝國邊陲反對共產黨的香港人,就必然是分離主義。

香港有50萬人於2003年7月1日走上街頭,反對主權移交以來荒腔走板的施政,並反對侵害言論自由的《國家安全法》。期間民眾高呼「還政於民」,要求加速民主化進程。此時民眾雖看重本土權益、力爭民主自治,卻仍然未敢明言港中分家,只能曖昧地以「愛國不愛黨」的「港式愛國」為港中區隔的折衷論述。香港人刻意展現對中國文化、大地、人民的樸素情感,把自己包裝為「愛國民主派」,寄望能通過這種「愛國熱情」而令北京對香港放心,從而肯放手讓香港人以民主方式自行治理除軍事和外交以外的一切事務。身為溫和民主派的儒者陳祖為翌年於報章如此描述這種「有異於國、仍是愛國」的主流論述:

關於這個問題,我沒有作民調研究,但在印象上覺得香港社會有兩種對愛國的表述、跟中央的不同。一是樸素的愛國精神,即所謂愛國就是愛中華大地、黎民百姓、歷史文化。另一種是自由民主式的表述,將國家與人民拉近(即主權在民),將政府和政黨推遠。兩種表達的共同點,就是沒有將愛國等於對一個執政政府的認同或支持[77]。

問題是自北伐以來好幾代人的時間,黨國之間已如盤根錯節。對大部份中國人來說,國家就是先鋒黨的黨國。近年中國國力提升,中國民眾亦傾向支持這個令他們重拾面子的帝國。黨國分離的愛國觀,其實只是海外華人奢侈的懷舊情愫。不論香港人的情感如何真摰,他們所愛那個沒有黨的中國,其實早已消失了好幾代人的時間,甚至可以說是從未存在過。不論香港的抗爭者如何自我定位,在中國黨國霸權的眼中,任何追求自主的訴求都是意圖削弱國家管治的分裂圖謀。

當香港民眾成功拉倒《國家安全法》,進而要求落實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體的雙普選。就此中國官員及學者發起「愛國論爭」,在媒體上高調批判香港民主派主張「還政於民」是反對國家的陰謀。曾參與《基本法》起草的中國法學教授許崇德,屢次與民主派人士正面交鋒,指出民主訴求只是阻礙中國在香港行使主權的藉口。他引述鄧小平生前講話,質疑「對香港來說,普選有一定有利[78]?」鄧氏認為管治香港的政治人物必須擁護中國,必然要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而民主選舉卻不能保證能選出能被黨國信任的人選。前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社長周南更不客氣地把民主派描繪為「曾極力反對香港回歸中國和激烈反對《基本法》的人」,並把「還政於民」的呼聲抹黑為英國殖民主義者打出的舊旗號[79]。

中國拒絕承認主權移交後的管治危機,乃特區政府缺乏認受性所致。他們堅信是因為英國人留下的「殖民遺毒」,才會令香港「人心未回歸」。他們不再相信能夠透過本地權貴的協力間接統治香港,覺得他們既不能幹、亦不可信。中國認為必須改採內地延長主義的殖民手法,強調「一國兩制」中「一國」的一面,積極介入香港的官僚和選舉政治,使香港人的意識形態和國族認同趨近中國。曾任中聯辦研究員的強世功在《中國香港》[80],就向這種香港人把樸素的大中華情感等同愛國的論述開火:

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這樣的愛國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的愛國標準,而不是香港回歸之後的愛國標準。

中國以往曾友善對待愛「文化中國」而非親共的香港人,純粹是出於統一戰線的實際需要。站在中共立場看,「中國」既然是由這個先鋒黨定義和建構,那麼抗拒黨國入侵香港的,又怎稱得上是愛國的香港人呢?如此中國「必然要將『一國』從一個歷史文化的建構變成法律主權的建構」。強氏不惜借用曾被中共全盤否定的儒家思想,模仿近年於中國大熱的「政治儒學」之口吻,以人倫關係論證香港順服中國乃天經地義:

這種中心與邊緣、主體與補充、多數與少數、內陸與邊疆的關係,恰恰貫穿了類似父子和兄弟的儒家差序格局原則,它也同樣是國家所遵循的政治倫理原則。

強世功在中聯辦的同事曹二寶,則於2008年在中共中央黨校的刊物中撰文「勸進」[81],鼓勵當局以更集權的方式區詮釋香港的「自治」,以更直接的方式實行殖民統治。在黨國主義的角度看,「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中國國族主義既由黨國定義,那麼中國國族主義在香港的實踐,自然就是讓黨國直接參與政治,以黨國的意志與香港人自決命運的努力抗衡。曹氏明目張膽的鼓吹中央應突破「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這舊承諾的心理關口,派遣直屬黨國的政治隊伍扶助特區政府施政,在香港直接實踐黨國的意志:

在管治力量上就必然是兩支隊伍。其中有一支體現一國原則,行使中央管治香港的憲制權力但不干預特區自治範圍事務的管治隊伍,這就是中共、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

視「還政為民」為分離主義,以干預香港內政、推動港中融合為回應,就是2003年以來中國對香港的基本國策。在去年兩位本土派議員以涉嫌「辱華」字眼作宣誓所引起的風波後,中國人大常委會以「詮釋」基本法的方式,褫奪不按標準宣誓者的當選資格,甚至波及另外四位在野派議員。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在批評本土派港獨主張之餘,亦把以往的在野派都拉下水。李氏認為香港獨立「這股思潮不是現在出現的,只是過去隱性港獨不敢公開,到現在也不敢公開地打出港獨的旗號,但是它有一個非常險惡的辦法就是挑動年輕人[82]」。有論者認為近年的本土思潮為中國製造藉口,讓他們把整個在野派都打為獨派,然後以危害國家主權的名義把在野派一舉殲滅。部分人甚至用陰謀論的邏輯,指控本土派全都是中共的奸細。但倘若我們若有看過「愛國論爭」的言論,李飛的講法並不新穎:在香港人鼓起勇氣要求民主自治、反對中國殖民主義的時候,中國就認定在野派都是分離主義者。而這正正就是中國黨國國族主義的邏輯:先鋒黨是神聖而永遠正確的,要麼是服從黨的指令,要麼就是所謂「中華民族」的逆賊,再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由仇外先鋒黨管治的中國,又怎麼可能按赫希德的構想變得自制和開放,讓香港人以民主自治的方式建立「無國的國族」呢?中國只要想要消融香港人的主體,用幾代人的時間消滅香港的獨特性格。這種殖民論述,猶如日本佔領韓半島時提倡的日鮮同源論[83],要以「血濃於水」之名義把香港人的生活、文化、政治、經濟和認同徹底中國化,把香港淪為與內地毫無差別的普通城市。

除非我們能改變目前中國黨國一體的帝國主義,否則要在大國主權下實踐去殖民化的本土政治,有如緣木求魚。那我們可以寄望帝國本身之民主化嗎?帝國民主化若要實現,先要等待帝國中央管治出現危機。而推動民主化之同時,又要整合舊帝國的疆土,根據東亞大陸在20世紀的歷史,這最終必會涉及中央意志對周邊民意的對立,結局就必然是反民主的極權主義[84]。若是如此,本土論述就不得不討論自決、獨立等較進取的主張,但這又會帶來爭議[85]。身為小國的悲哀,是任何民主的實踐,都不易達成、都得仰賴時機。但我們至少仍能避免重蹈歷史的錯誤,我們可以選擇誠實地面對自己,可以透過公民國族主義把爭取民主獨立的使命一代又一代的承傳下去。

總結

在前文我們分析了三種視本土思潮為偽議題的論調,但這些講法,卻都經不起推敲,都是屈從於中國帝國主義的殖民論述。香港並非自古以來就是東亞大陸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附近沿海地域則有一群未被完全華夏化的嶺南海上族群。當這個族群遇上來自英國的勢力,就把香港變成在中國之外、處中國之旁的獨特社會。這地方吸引一批逃避中國國族建構的邊民、賤民、遺民,又自外於中國國族建構的過程。這些不為中國所容的人於獅子山下實踐自我,最終在英中兩個帝國的狹縫中發展為休戚與共的反殖命運共同體。

香港一直是各方勢力的角力場。英中帝國之間、華洋社群之間、勞資階級之間,均會合縱連橫,拉一派打一派。這種社會構造卻能帶來制衡,使當權者在殖民地制度下,仍能帶來有限度的善治。但自主權移交後,中國帝國主義獨大並與資產階級結盟,普羅大眾無力制衡,民主政治、分配正義等也因而未能達成,令中國殖民統治比英國的更為壓制。唯有抵抗中國帝國主義,實踐民主自治,分配正義等社會問題才有望能根本解決。

北伐至今90年來,中國已是黨國一體的國家,形勢早已不可逆轉。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反對黨國全盤操控的主張,即使是主張愛國民主統一,仍是會被視為分離主義。若是如此,那不如誠實地面對自己,立志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擺脫各種殖民主義的枷鎖。爭民主不講本土的說法,說到底也只是自欺欺人。

自主權移交以來,中國對香港的帝國主義干預日益猖狂。追求民主自治的香港人渴求獨立自主,並對中國的人事物日益排斥,乃自然不過的發展。當香港本土情緒日益高漲,而主流在野派卻因種種情意結迴避本土議題,那機會主義者就會找到生存空間。這些背景、動機均可疑的人士炒作民粹,固然可憂且否恨,但異端邪說的出現,乃名門正派未付清的賬單。香港的在野派是否也應該反躬自省,莫再於本土思潮中落後時勢?

批評本土思潮是偽議題的在野人士,大多關心著他們眼中的真議題。有的關注階級不平等、有的關注性別平權、有的關注社區規劃、有的關注環境議題。這些都是值得真切關心的議題,我們亦不應空談本土而不問世事。但對這些議題的關心,不都是出於對鄰舍的關愛嗎?身體力行關注這些議題,不就是本於主權在民的理念、不是出於共同體的感召嗎?那麼又如何能容忍帝國體制對大眾主權的挑戰、如何能接受殖民體制對共同體的侵害呢?關心社會公義,又豈能不反殖?很多議題都是值得全情投入的真議題,但本土思潮建構反殖共同體的論述,則是能令所有議題都真起來的根本性議題。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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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小熊英二(1995)。《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東京:新曜社。

[84] 一直關注少數民族政策的中國異見人士王力雄,曾表達對中國民主化的憂慮:「如果現在的中國政府打台灣,會被認為是專制對民主的進攻,民主國家會為此保護台灣。但若中國實施了代議民主,在極端民族主義的鼓動下,選民以符合程序的多數投票贊成打台灣,包括打西藏、打新疆,不是沒有可能的,那時國際社會該如何判斷與對待?我把代議民主稱做『數量民主』。」《BBC 中文網》,2015年2月10日。

[85] 筆者個人認為,香港人想要「還政於民」、實踐民主自治,就不得不掙脫這種內地延長殖民主義的宰制。那最理想的方法,就是脫離中國管治,成立獨立的香港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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