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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和民主派是銅板兩面

2016/2/9 — 23:07

資料圖片:黃台仰,圖片來源:朝雲 攝

資料圖片:黃台仰,圖片來源:朝雲 攝

昨晚旺角的撐魚蛋小販行動繼而演變的警民激烈衝突,又隱然浮現所謂的「勇武本土派」和自栩「公民民主派」的價值(本土vs.公民民主)和路線(暴力vs.和平)的互斥和衝突。

劃分這兩條路線是多數自由派知識份子的本能反應,「勇武本土派」看來既搞族群衝突又違反公民抗命原則,當然違背了所謂普世自由民主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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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嶺南大學副教授羅永生的《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一文為例。他分析:2011年以來,香港的本土意識追求從重寫殖民歷史的、非排他的多元文化左翼立場,被以激化「中港矛盾」作為新的抗爭手段的右翼路線取代。他在文末鼓吹香港應該依循「以公民實踐超克族群主義的分裂政治」建立「香港的公民政治共同體」。

然而我認為將本土和民主兩條路線逕謂分明地對立起來,不僅策略上不智(自投羅網走進中共最擅長的divide and conquer的治國手腕),而且理念上也沒有釐清本土和民主的孿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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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其實就是本土化的過程,正確的本土化也必然是民主化。這可以從價值的歧異性和人的意願兩方面說明:

就價值的歧異性來說,所謂的普世權利、價值和正義原則(各種基本自由權、人性尊嚴、健康、居住、教育、工作、多元價值、能源選擇、資源再分配的原則等等價值和善),它們在意義上必然充滿歧異,落實上有各種衝突的平衡考量。每個人、每個本土社會「不必須要」也「不必然會」理所當然的接受某些特定詮釋下的普世權利和價值。

每個社會都需要經過本土的充分思辨和選擇過程,對這些抽象價值形成特定的詮釋,構成社會的共同目標。所有的價值選擇都是本土的。沒有任何人權主義者、自由派或其他社會可以幫一個本土社會做出基本價值的詮釋和選擇。

就意願來說,一個社會能夠讓成員產生足夠的政治義務,克服各種自利的動機,去實踐和捍衛社會共同的基本價值,需要每個人都有意願投入對社會的共同目標的承諾。本土化的過程,就是讓社會中從上到下的每個成員都有意願投入承諾社會的共同目標的過程。每個社會都是他的成員透過自願和聯合的承諾,建立和維持,所有的社會都是本土的。

每個社會在這些基本價值的詮釋(選擇)和形成自願的聯合承諾的本土化和民主化過程,要形成三個基本共識:

第一、誰屬於我們社會的成員,誰不屬於我們社會?(WHO)
第二、我們要聯合承諾什麼基本價值?(WHAT)
第三、我們要透過什麼民主的具體方法,一起去改變政府和政治體制,或者改變我們的聯合承諾?(HOW)

我們再怎麼自由派(liberal),再怎麼兼容他者(inclusive),民主化過程都不可能避免要去形成第一個共識,不可能避免去定義和排除非成員。我們可以建立比較合乎我們的基本價值的排除方式。但是忽略「排除的政治」就是忽略政治本身,亞里斯多德說,不需要政治的人,不是神就是野獸。我個人也很希望人是神,神不會也不需要理解城邦、國家和戰爭。其實神之間也不需要正義。

那麼,有沒有一個所謂完全民主公民的方法建立成員和非成員的區隔?

第一、抱歉,沒有。地球上所有的社會和國家界線都因為歷史偶然形成(然後再去塑造掩蓋歷史偶然的準自然的民族神話),我們頂多只能辨認在某個特定歷史和社會情境下建立某個社會邊界和認同的歷史合理性。

第二、族群不是毒蛇猛獸。語言、性別、年齡、文化、膚色、宗教、身心障礙、經濟地位、政治制度等等因素都會形成族群。每個族群都是因為社會結構因素,經過某個歷史過程產生,而且多半是因為不義的社會結構產生(沙文主義社會結構產生了被壓迫的性別族群),繼而產生共同的生活經驗和方式。

族群身份是成員抗爭不義,也是成員反省價值和共同生活的資源和資產。不僅民族,即便領土國家也是族群的一種,自由主義者和公民共和主義者常常忽略這點。

任何社會建立成員和非成員的區隔,必然透過族群所處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歷史經驗或者共同奮鬥經驗而產生。

我們今天關心香港民主化,比較適當的問題不是:我們可不可以只要公民民主,不要本土政治,不要族群政治?比較準確的問題是:為了民主化,香港社會要經過什麼族群區隔方式去建立香港認同,什麼族群區隔方式最符合香港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歷史經驗或者共同奮鬥經驗?因此能產生最強的民主動員能力?產生最好的民主化和本土化過程(這裡自由和兼容的價值就有了意義)?

香港的自由派過度敵視本土派,忽視本土和民主的銅板兩面性,結果恐怕淪為永遠無法正視本土化的台灣國民黨(喔不~是中國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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