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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和平,你會禱告嗎?

2017/7/26 — 6:40

【文:江瓊珠】

2016年父親節,律師李和平的兒子錄了一個沒有發上網絡的視頻,說:「我們家中所有的書,幾乎都是我爸的。」兒子的媽媽王峭嶺雖然沒執業,但具有律師資格,平時也看點書,聽到兒子這樣說,心中有點鬱悶,試探道:「最少有一個書櫃是我的吧?」兒子不同意,堅持說:「所有書都是我爸的,我爸就是常常思想,而且很執著,做事很有毅力,而且很博愛……」兒子剛考上高中,有年少的偏執,有個人的觀察,做媽媽的,也不能對孩子的獨立判斷再說點什麼。

況且,爸爸已不在他身邊一年有多,這番或許些微有點誇張的心底話,不過與思念同義。平常相處中,一家人不也常揶揄爸爸是思想家嗎?王峭嶺說:「他呀,不是在看書就是在刷微博。所以好多事情,他的行動力不強,可能看著桌上的油瓶快要倒了,也不會去扶。」李和平反而有興趣研究為什麼這個油瓶會倒下,倒了之後應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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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吃飯,吃到一個好味道的菜式,李和平也很有興趣探究好味從何而來,如何再現這種味道,推論和總結後,就由王峭嶺來執行,他繼續看書或思考。

跟李和平相識已久的溫海波律師早已發現李和平這個愛思考的特性。他看見的李和平,好像常常在發呆,「我猜他是在思考吧。很多時候他提出來的問題,顯然是他經過很多思考而提出的,但是這些問題我們一般人是很少去想的。」譬如說,一班人在吃飯時,他突然會說,我們大家來討論一下國家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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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發達,行動遲緩,溫海波說,李和平想法很多,每每很難付諸實踐。他倆曾經合作搞禁止酷刑的項目,李和平不時冒起各式各樣的想法,當溫海波認真考量可行性時,下一回見面,李和平又從不同的向度提出點子。「要不你跟他無邊無際地討論,要不你拉他回來……這是他的一個缺點,很難付諸行動,有時候他也比較拖沓。」

溫海波是八零後,李和平比他年長十歲。2001年,溫海波剛到北京,二十出頭,一般只做商業案件。直至2004年,有人介紹他給高智晟律師做助手,他才踫到不一樣的法律界人物。高智晟當時已開始關注法輪功學員受迫壓的現象,並嘗試以法律手段為當事人爭取合理對待。其時法律圈子裡有意識地以法律來維護宗教權利的律師並不多,估計不出三十個,李和平是其中之一。大概是在那段日子,他在飯聚或研討會上與李和平相識。

2006年,河北石家莊王搏、王新忠、劉淑芹一家法輪功學員,以「涉嫌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被當局監視居住,後正式被逮捕,最後被判刑四至五年。當時李和平在北京的高搏隆華律師事務所,接了這個案子。辯護意見由李和平、黎雄兵、張立輝、李順章、滕彪、鄔宏威等律師共同撰寫,雖然結果維持原判,但這個案子影響極大,李和平的好朋友江天勇律師說,「這是第一個大規模地、明確地做無罪辯護的宗教案子。」辯護詞題為《憲法至上,信仰自由》,香港律師何俊仁看過,他認為「相對於國內一般劣質的,往往沒有呈堂證供的法庭審訊及裁決書,這份辯護詞令他留下深刻印象。」(《劍與盾:中國維權律師》頁IV )

辯護詞長期以來成為法輪功辯護的參考藍本,後人難以超越。王峭嶺很同意,「他就是愛琢磨,尤其是辯詞。那個詞真的寫得很完備,很精彩。現在很多人拿過去把受害人名字改一改,就可以用了。」

2008年,江天勇第一次參與法輪功訴訟,連李和平在內總共八個人,希望在原來王搏案的辯護詞基礎上有所突破,「八個人,琢磨了半天,還是沒有辦法創新,大致還是用那個」。

江天勇一直很欣賞李和平的才華。他倆同是河南人,是中學的同班同學。「我們從來都好辯,有獨立思考和自己的想法。」因而格外惺惺相惜。李和平大學本科已選讀法律,畢業後在鄭州做律師,江天勇說他做得很成功,覺得需要更大發展,然後就到北京去了。

那是2000年,李和平沒多久便開了高搏隆華律師事務所,他一直鼓勵江天勇自學法律,待江天勇通過考試後,又催促他到北京去。「高搏隆華發展得很好,我來的時候,一個很大的大廳也沒幾個人,幾年之後,大廳坐滿了……2007、2008年的時候,辦公室空間不夠,又換了一個更大的……」

江天勇自覺立足未穩,不敢有大舉措,見一步行一步,李和平看不過眼,又催趕他把老婆孩子接過去,「他是基督徒,基督徒特別講究家庭團聚,不喜歡夫妻分隔。」

2000年以後的北京,隨著市場經濟發展、法律體制轉型、網絡空間擴大,社會矛盾漸漸暴露;2003年接二連三發生了幾件涉及人權的大事件,孫志剛事件、軍醫蔣彥永披露非典疫情真相、孫大午事件、李思怡事件等等,攪動了公民對社會公平公正、個人權利與體制規限的種種思考。因孫志剛事件,向全國人大提交「對〈收容遣送辦法〉進行法律審查」建議書的律師許志永、滕彪和俞江三人,更創立「公民諮詢有限公司」,積極從事維權活動,後續參與的維權律師約有二十位。這一年,更被稱為「公民維權年」。

高搏隆華的人權案也愈做愈多,最高峰時七八個人權律師在一個所,參與了好些重大案子,令當局非常不滿,開始騷擾和打壓他。

2009年,高搏隆華的其他合伙人與司法當局勾結,把李和平排除在合伙人之外,「原先是老闆,現在變成普通的受聘律師,每一次做案手續上需要審批,非常不便和不利。」

2010年後,李和平開始關注反酷刑、反死刑的議題。。

在廣州執業的年輕律師陳進學,2014年剛加入維權不久,就在研討會上遇上李和平。交談中,他感到李和平的誠懇,「他很有赤子情懷,特別真誠,不管讚賞還是批評,他會毫不隱晦地直接跟你說。但他對自己的看法也很堅持……」

有想法的人,才不輕言放棄,溫海波覺得,被關押中的李和平,肯定認為自己做的事情完全是正確和合法,而且對這個國家非常有益處。溫海波分析,扣押期間,官方曾到李和平的家去,游說家人拍視頻,讓家人來勸李和平認罪。這樣就是說,在裡頭的李和平,還是相當堅持,不認罪。溫海波說:「我相信,他還是非常有擔當的。」

不管是在前線做案子還是在後方反酷刑,李和平就是當局容不下的人了。身旁的人都替他擔憂,王峭嶺多番勸告他收手,因為十年來,李和平不斷被監視,員警日夜守在家門口,又曾被綁架和毒打,被限制出境……只是李和平不被打動,王峭嶺在一段文字中表露:「我只能夠說,他雖然45歲了,還是很單純,單純的相信法律,單純的尋求程式的合法帶來公民權利的保障。」

李和平被抓捕前的一陣子,江天勇和他還在開研討會。那時聽說當局派人去了李和平那個反酷刑辦公室拍照,江天勇直覺有些危險,便提醒他清理一下辦公室的資料,李和平不以為然,說:「他媽的他愛怎麼來就怎麼來。」之後又去了南昌,2015年7月10日回到北京後,便被警方強行帶走。

李和平身在何處,家人從不被告知;刻下的身心狀態,更無從掌握。出事以來,王峭嶺四出奔走,也不得要領。可以做的已經做了,此時此刻,身為基督徒,王峭嶺只能為他默默禱告。

他自己呢,會在監禁中,為自己的自由而禱告嗎,王峭嶺不敢肯定,她說,「這大哥,根據我對他的了解,他是不見棺材不落淚的。如果今天的環境是他能承受的,他不會禱告;到真的受不了的時候,他一定會,一定會禱告。」

 

本文出自《中國維權律師及其一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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