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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求生錄(一)兩個普通人的妥協和堅持

2019/10/30 — 14:41

左: Shostakovich 右: Sergei Prokofiev (public domain)

左: Shostakovich 右: Sergei Prokofiev (public domain)

【文:傅行者】

在極權社會裡不妥協任何原則生存下去實在不易,若不是已準備成仁取義之仁者義士,更加不易。見乎我城指日淪入極權社會之境地,知道我們大家多有各樣關乎至親和自身的顧慮,還須低頭切齒跌碰生存下去,故執筆記下不同的普通人在不同的極權社會求生的經驗,參考他們如何選擇如何妥協和堅持,如何靈活變通,希望對大家有點用處。

首篇主角是蘇聯的兩位作曲家,普羅卡菲夫(Prokofiev)和蕭士達高維契(Shostakovich),選取他們,不只因為大家可以很容易在網上搜尋到他們的事,而且因為他們比起當時當地許多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更像普通人,他們有妻兒,有事業、野心,追求名利,且貪生怕死,如我們大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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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寫寫幾件逸事。

被批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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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史太林整肅各行各業,當然也包括音樂界,他派心腹日丹諾夫(Zhdanov)開了個檢討會,點名批鬥多位當時最有成就的作曲家,老普和老蕭名列榜首,先要洗耳恭聽那些黨徒和投機同行的批鬥發言幾天,然後要親自認罪懺悔,還要感謝蘇共批鬥,之如此類。老蕭跟其他幾位被批鬥的,唯有拿起檢討會工作人員早已準備好的紙張照讀,只要人盡皆知這只是一場馬戲,那麼厚著面皮挺過去,繼續生存,對自己的原則其實無損。唯有老普自視甚高,心裡過不去,又不敢在會場直斥其非,如何是好?結果他選擇臥病在床,一直臥到大會閉幕會場門口也鎖起來之後,才悄然下牀,如此也不失為方法。

批鬥以後

批鬥會之後,一眾作曲家面臨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在極權政權的強力監察下,他們能寫甚麼?結果大部分人失了心神,唯有寫蘇共要他們寫的東西,或索性不再寫,不是妥協了原則,就是妥協了生活,不太好。老蕭白天也寫蘇共要他寫的東西,畢竟還得生活,不寫就沒收入;一到晚上他就關起房門,寫自己想寫或應寫的東西,然後放進抽屜,鎖好,才睡覺。如此日復一日,到史太林五年後去世時他抽屜裡已滿是作品。老普則有另一種想法,他相信人的思想和創造總能衝破如何惡劣的環境而閃耀,對他來說,極權社會是一種極之惡劣的環境限制,而他的努力就是要將自己的音樂創作既能符合蘇共的規限又能無障礙修飾的表達自己,在服從框架同時毀滅框架,蘇共的框架就是要以最低公因數齊一所有創作所有思想,老普做的是用如此框架以其獨一無二的思想寫出獨一無二的創作。他們那時期的作品,大家可以自己去聽聽,若你聽完感到有浩氣,那我們就是同路人了。(老普於1953年逝世。)

被迫入黨

1960年老蕭被迫入黨,當然不是有人舉槍指他入黨的,但拒絕應該會對自己的妻兒和事業有很大影響,他想過自殺,最後仍決定屈從入黨。文學家多半固窮,老蕭沒有,乎如此時勢,也是無可厚非。入黨後受朋友、前輩、後輩千夫所指,如何明志?入黨要在黨大會讀黨給預備好的演辭,他上了講台,拾起台上的講稿,望了望,在眾人面前將其倒轉,然後再倒轉,愣了愣,咳了咳,然後用完全沒有聲調和句逗的唸經之聲將演辭「讀」完,放低,然後下台。之後他每一次須從蘇共要求演講時都這樣做,當作一門表演,動作越做越誇張,講辭越唸越平板,久而久之,所有人都能分辨出台上的他和台下的他,知道他其實在想甚麼,儘管蘇共也拿他沒法。然後,他用自己高級黨員受保護的身分,發表越來越直接批評蘇共的作品,繼續並更多的幫助受連年政治運動傷害的前輩和同輩恢復名譽和待遇,庇護及提拔持前衛政治和藝術思想的後輩。

希望大家讀後有點共鳴,有點所得,沒聽過他們的音樂沒關係的,他們都是普通人,我們都是普通人,他們做到的,我們也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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