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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觀民主黨.大佬文化 2】制度令大佬長存

2016/8/4 — 19:50

民主黨有沒有大佬文化?不少受訪的民主黨人認為,現在沒有。

例如副主席羅健熙說,近年民主黨一眾中委不時在 WhatsApp 群組互相「鬧到趴喺度」。討論無分世代,有理必爭。「年青人有什麼覺得不同意,都會毫無保留照講。」黨內長輩也懂得聆聽。

現任黨主席劉慧卿的處事作風,也是例證。林卓廷說,他試過當住卿姐拍枱反駁,事後對方竟反過來安撫自己:「唔好咁勞氣,我不是這樣意思。」許智峯則回憶,某次本土派光復行動後,卿姐主動致電,就如何回應記者問他意見。「我親身認識的何俊仁、劉慧卿,肯定不是不聽年輕人的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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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有受訪的民主黨人形容,就算現在民主黨大佬文化不怎樣盛行,但架構、制度上的潛在缺陷,卻有可能令黨內大佬文化植根,甚至千秋萬世。

換句話說,即使現在沒有大佬文化,也不代表過去沒有,更不代表將來沒有 — 假如缺陷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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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王,才是理由

范國威算得上是多年來,鞭撻民主黨大佬文化最不遺餘力的人。

最矚目的一次在 2006 年。當時仍為民主黨黨員的他,撰寫一篇名為《民主黨大佬文化千秋萬世》的文章,力數時任黨主席李永達五宗罪,文章自此成為討論大佬文化的指定讀物。

也於是,不少人誤以為,「大佬文化」這四字,乃范國威當時發明。

范國威

范國威

其實不。「大佬文化」一詞首次出現於 1998 年。當時民主黨少壯派炮轟民主黨大佬壟斷權力,主宰決策,於是先以大量授權票將副主席張炳良拉下馬,再與主流派在最低工資議題上糾纏、爭論、罵戰。

少壯派成員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陶君行、陳偉業、鄭家富、陳國樑、曾健成。

但其實,范國威也是其中一員。

「1999 年最低工資少壯派的崛起,是要勤王。」范國威說。當年他加入民主黨不久,正擔任李柱銘助理。其間他發現李雖然名義上是黨主席,但實質權力卻被架空。

「我們要令不能發揮大佬角色的李柱銘上返來。」

有別於陶君行、陳國樑等人將少壯派崛起詮釋為路線之爭,范國威一直想著的,卻是要挽回「真大佬」的地位。

李柱銘雖是民主黨創黨主席,更一連當了四屆(共八年),看似威風八面,但長期在黨內「話唔到事」,卻是公開秘密。

當年報章就曾引述一個民主黨內的笑話。話說張炳良被拉下馬後,在一次民主黨中委會議,有成員大力鞭撻黨內「大佬文化」,這時候李柱銘一臉無奈地表示︰「講到大佬文化,我必須說句心底話 — 我已經無做大佬好耐。」[1]

另一次接受訪問時,李柱銘甚至坦言:「或者有人會認為黨魁應該只是一個精神領袖。」[2] 好聽就是精神領袖,明確一點,就是站在幕前的扯線公仔。

那麼,真正操盤的大佬是誰?答案是張文光、李永達、楊森 — 即少壯派口中的「張李楊集團」。

「開會的時候,(他們三個)已經傾好哂個 agenda,預備好點行,我就贊成,但永無參與。」李柱銘如今對被架空一事直認不諱。「我個人就不計較這些東西,但我猜他們(少壯派)看不過眼囉。」他如是評價范國威的「勤王」說法。

李柱銘

李柱銘

這個被架空的主席最擅長自嘲。「我是無權的人,咁先開心。人家話 power corrupts 嘛,我無 power,咪唔 corrupt 囉。」臉上掛著苦笑。

當事人李永達則否認「張李楊集團」的存在。「咁何俊仁會投訴點解唔計埋佢,李柱銘會投訴點解個『李』唔係佢。」他說,民主黨的「大佬」不僅是「張李楊」,還加上何俊仁、李柱銘、司徒華,都是由港同盟年代開始合作的戰友。

「有人話,嘩,你咪好勁,張李楊個『李』不是 Martin,而係你(李永達)。我覺得,take it easy 啦。」面對指控,他如常一臉輕鬆。

旁邊的人怎樣看?何俊仁說,他已不想再回應有關「張李楊」的指控。「不是三個人壟斷一個黨……這個一早已經無人再講,如果再講,是 out 得好緊要。」

何俊仁的說法不無道理。既然「張李楊集團」已成歷史,今天再談,還有沒有啟示?

 

黨團,原是問題

啟示是有的。

但首先得了解「張李楊集團」如何形成。

為何李柱銘貴為主席,權力卻能夠被架空?全因民主黨於架構上還有另一權力核心:立法會黨團。

1998 年李柱銘曾這樣點評:

「李永達做好多事情,張文光是『橋王』,(所以)好多決策,他們兩個影響了。…楊森是副主席,地位高,主持(立法會)黨團會議。以往好多問題,黨團先行,例如有動議,首當其衝黨團要回應。黨團通過了,常委很難否決。然後中委,按道理可以否決,但通常不會。」

— 〈職權被架空? 不想評論〉,明報,1998-12-29 

立法會黨團由民主黨所有立法會議員組成,是該黨處理議會事務的決策架構 — 所有議會事務,例如對法案的立場、跟政府「傾 deal」的取態,全部由黨團負責。

由於議會事務繁忙,討論事項亦多,所以民主黨黨團會議舉行得相當頻密,過去幾年,每年開會至少 70 次 [3]。經黨團議決的政策立場,成員必須遵守。黨團內議員亦會分工合作,就不同政策範疇擔任發言人。

范國威說,較之民主黨中委,黨團更頻繁與記者接觸,有時候議員剛在立法會開完會,一出來就被記者攔截。「今日上午有政策出台,下午訪問大佬,他們講了,就變成了整個黨的政策倡議。」

能夠決定投票意向,加上頻繁向傳媒發言……立法會黨團影響力之大,可想而知。

張文光、李永達、楊森

張文光、李永達、楊森

李柱銘權力被「架空」之時,楊森正擔任民主黨立法會黨團召集人。由於他與李永達、張文光合作多年,特別有默契,因此出現李口中「開會前已傾哂 agenda」的情況,也就順理成章。

所謂「張李楊集團」是這樣形成的。

至於民主黨原本的權力核心 — 中委會,卻完全被排拒於整個過程之外。

久而久之,大佬們的個人意見便成了黨的立場。「這就是所謂的權力集於一身。」范國威說。

「黨內有些領導人從政多年,地位崇高,然而為求鎂光燈照射,往往對傳媒的提問口沒遮攔,製造既成事實,客觀上左右了中委會的決定。」

范國威《大佬文化千秋萬世》,2006

「乳鴿」許智峯也同意,黨團很容易主導整個政黨的走向。「有些議題好緊急,要立法會議員講咗先,一講,民主黨在公眾的印象就係咁。」他舉「網絡廿三條」作例子。「都係因為單仲偕話考慮支持,令到我們中箭。」他說,雖然也有民主黨議員比較懂得瞻前顧後,如劉慧卿,「成日都唔講住,話要同中委討論先」,但漏洞始終在。「整個遊戲規則是容易(促成)讓立法會黨團主導的。」

人在黨團,議員怎樣想?

「批評人好容易囉。」何俊仁不太接受外界對黨團獨攬大權的質疑。他形容,議員職責本來就是政務,而中委則負責黨務。因此,除非是牽一髮動全身的重大決定,如政改,其餘政策問題,都應該授權予議員決定。

「你中委介入得幾多?議員自己都無手做呀。」

何俊仁

何俊仁

何俊仁又認為,實際操作上,黨團根本難以事事諮詢中委以至黨員意見。「記者走來問你攞個 soundbite,你唔畀,咪唔寫你囉。」他說,叻的議員應該能夠掌握黨內外民情,盡快作出明智決定。因為傳媒的鎂光燈有太多人在搶,遲一點就被搶清光。

「你話要返去開會傾,咁樣做議員,你早抖啦!」

不過,立法會議員這種大佬式取態,難免又會招惹黨友不滿,特別是在地區前線工作的黨員們。

「你天才到極,都掌握不了地區問題嘛!」曾為民主黨新界東支部一員的范國威便說。

如今參選立法會的鄺俊宇曾有深切體會。2009 年高鐵一役,任元朗區議員的他與菜園村村民一直站在同一陣線。「得我同(另一民主黨員)黃偉賢搏命做,收集簽名,又做示威。」他試過向立法會議員請求幫忙,卻被敷衍。

終於表決臨近,至投票前夕,民主黨眾立法會議員對投票意向仍未有定案。在地區深耕多時的鄺俊宇勃然大怒,「你唔係諗住贊成或棄權呀嘛?」於是決定直闖立法會黨團。「有人叫我唔駛咁激動,但我真是堅嬲,企起身拍枱。我話,我就係做緊你哋後生時做嘅嘢。」最終那一役,民主黨立法會黨團決定投下反對票。

「我是有反叛性格的人,如果咁容易被馴服的話,我已經唔係鄺神啦。」他說。

鄺俊宇

鄺俊宇

 

分家,不只藉口

如何抗衡立法會黨團眾大佬的權力?民主黨內一直有聲音要求「黨政分家」。

喊得最大聲的,有一段時間,又是范國威。

他認為,民主黨的大佬們不單壟斷議會政務,就連黨務也攬上身。他以 2000 年的李永達為例。當時李意外在立法會敗陣,直至四年後重新披甲,終於重返議會。范國威看在眼內,不是味兒。「那四年,他好識利用自己副主席同埋選舉委員會主席的身分,放風給傳媒,繼繽醞釀政治影響力,令自己有足夠曝光。」他認定,大佬們集黨務政務於一身,正是黨內大佬文化千秋萬世的原因。

而要扭轉局面,就要「黨政分家」。

所謂分家,就是規定黨員在黨領導層和立法會黨團二擇其一,不可兼得。「這樣,傳媒的鎂光就不只射在你們這班大佬,其他人都可以爭取曝光,有知名度可以做世代交替。」

范國威提出的改革,結果無疾而終。原因是黨大佬反對,包括司徒華。

「黨政分家是哪些人才講的?全世界的政府和政黨都無講的,只有中國共產黨講。」華叔在一次電台訪問中反撃范國威。他之所以反對,除了因為不喜歡「黨政分家」概念,更明顯因為范多年前曾提出將支聯會和民主黨分家。「有人叫支聯會和民主黨分家,我問如何分家?其實黨內只有何俊仁和我又做支聯會和民主黨。這其實即是叫我脫離民主黨,因為我不會不做支聯會的。」司徒華說。[4]

對此,范國威甚是無奈。「黨內有改革聲音就不接受,有訴求出現,就懷疑是挑戰黨內權威。」除了華叔,當時不少主流派成員,都批評范國威的改革只是幌子,真正用意在於奪權。

結果在 2006 年發生真兄弟事件後,范和其他改革派成員陸續遠離民主黨權力核心,至 2010 年終於自立門戶,另立「新民主同盟」。

資料圖片:新民主同盟誓師大會,圖片來源:范國威 facebook

資料圖片:新民主同盟誓師大會,圖片來源:范國威 facebook

范國威的改革理念,終於在新民主同盟實現。「我們咪黨政分家囉。只要一日做立法會議員,就不會有機會坐在輪任召集人 [5] 的位置。」

但提起范,不少受訪的民主黨人 — 包括胡志偉、何俊仁、尹兆堅、許智峯 — 言談間都批評,他就算退了黨,另立新同盟,不過是在新地方開創大佬文化而已。對此,范國威頗不忿。「大佬文化是形容行為,不是單睇他是否大佬。」他強調,無論在政黨架構,以至他的處事態度,都已盡力做到「聽下面意見」。「我自己不喜歡大佬文化,所以不會咁做。」

范國威離開了,但民主黨內有關「黨政分家」的訴求聲音,仍未有止息。其中一個提出的,是曾任民主黨秘書長多年的張賢登。

他批評范國威當初提出「黨政分家」,不過是口號。「當時我們問他,他都講不出內容。」但後來到他開始研究如何改革黨務時,又發現,黨政分家確是好方法。

「簡單來說,就是立法會議員做黨魁,帶領黨團工作,但黨務工作就可以由非參選的人去做,做好內部管理。」

不過,張賢登提出「黨政分家」的原因,跟范國威有頗大分別。范說,這是對大佬文化的制衡。張賢登則認為,一切都是為了黨務著想。

「有個別黨主席,在立法會工作像打仗,必須要先顧及,於是黨務呢,就會易話為啲,放鬆咗。」他形容,有黨主席甚至在開黨務會議時,「滾水淥腳」想散會,身為秘書長的他不禁慨嘆:「我們這些局中人,對缺乏人做黨務,憂心如焚。」

時至今日,新一代「乳鴿」則大多對「黨政分家」表示支持。許智峯是其一。「畀多啲權力中委,令到黨的兩個權力核心 check and balance,我覺得是好事。」他認為,這亦有助公眾認識民主黨不只由幾個立法會議員組成。

許智峯是民主黨中委成員。他承認,作為政黨領導層,中委會有時太容易被時事牽著鼻子走,忽略黨務討論。「我們無時間諗黨內組織、資源分配、權力制衡、未來發展、政治論述。」他認為黨政分家可以改善這情況。

許智峯

許智峯

 

名單,就是壟斷

民主黨內質疑大佬文化的聲音,同樣並未隨范國威退黨而消失。在 2014 年 12 月的民主黨會員大會上,烽煙又起。

是次會員大會除了改選民主黨主席及兩名副主席,亦會選出新一屆 30 名中委會成員。這 30 人,此後兩年將會領導民主黨。

對於這種黨內選舉,張賢登已經駕輕就熟。作為民主黨骨幹成員,他由 2000 年開始任秘書長,一直做到 2014 年(其中一年改任司庫),先後跟所有民主黨主席都合作過。

但這一次中委選舉,他還是覺得很陌生。原因是,選前主流派竟推出一張以劉慧卿為首、 22 人的聯合出選名單。「這個太壟斷性、排擠性,…同我認識的民主黨很不同。」張賢登稱,由於中委會只有 30 人,若 22 人聯合出選,不單超過半數,甚至可以主宰黨內所有決策,「現在最嚴格的革除黨籍都只需要 19 票左右 [6] 之嘛。」

他記得,此前多年,民主黨都不是這樣的。「Martin(李柱銘)年代無內閣制的,選中委要自己去選,選完之後先同他合作。」及後楊森及李永達當主席,亦未曾使用內閣制,直至 2006 年,何俊仁任主席的年代,「開始有少少埋班的想法,覺得如果選前已向黨員講(新一屆領導層人選及作風)是更負責任。」那屆開始,中委改選前,個別大佬都會先「埋班」,組成團隊名單,張賢登也曾參與其中。不過,每張名單人數通常不多。「內定五個無問題,三個正、副主席、秘書、司庫,都是組織內的核心成員。」

直至 2014 年,出現 22 人名單。張賢登認為這現象值得憂慮。因為,「民主黨體制本身是比較中央集權,30 人中委兼具立法、決策和司法權力」,倘若每個中委都有獨立思考,那還可以互相制衡,但「如果它過度地成為一個板塊,就會是危險所在。」

張賢登

張賢登

該屆選舉,張賢登位列另一張十人推薦名單,名單內有吳永輝、蔡耀昌等。他強調,自己不是因為沒被包括在主流名單而氣憤。「老實講,這不是民主黨寫落的章則,無話不可以用內閣制去選,但可能我經歷五代主席,睇到個變化。如果我參與其中又唔出聲,就對自己唔住。」

於是他決定退選表達不滿。但由於民主黨內選舉不設退選機制,張賢登唯有在會員大會的答問環節中,高調表達對 22 人名單的質疑,更呼籲大家不要投票予自己。

結果,張賢登還是當選,成為 30 名中委之一。但他去意已決。「其實你們已經企埋一齊,我在入面是要點綴你們這專制嗎?」一個月後,他便辭去中委職務,離開待了十多年的中委會,成為一個普通黨員。

而他自言無悔。「我覺得有些東西要守的。你不守,其實就是敗壞的開始。」

更大問題是,以壟斷式名單參選的做法,似乎會成為常態。可以想像的是,大佬文化很容易在這種機制內存活、植根。

民主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名單 (2014 - 2016):

劉慧卿、羅健熙、尹兆堅、袁海文、李永成、李建賢、

區諾軒、柴文瀚、陳樹英、鄒旻芳、張文光、周錦紹、

何志偉、何俊仁、許智峯、黎敬瑋、林頌鎧、林嘉嘉、

林子健、李永達、莫建成、吳永輝、柯耀林、譚俊傑、

蔡雨龍、蔡耀昌、徐漢光、單仲偕、黃碧雲、楊 森

李永達承認,由一個派別壟斷領導層,「永遠是一個問題」,但又坦言,這問題難以解決。「我們可不可以發展成有競爭又健康的兩個派別呢?暫時做不到。因為我們無機會執政。」他認為到真正可以執政之時,市民才會看見黨內有不同流派。這樣,黨內才可以發展出真正的派系路線競爭。

但明眼人都知民主黨根本不能執政。

「是否可以做到(黨內選舉)有競爭性?我唔知。」他攤手。

民主黨是否可遠離大佬文化?同樣無人知。

李永達

李永達

 

預告

當時跟隨張賢登一同辭任中委的,還有鄺俊宇。他視張為自己的師父。

「鄺俊宇是老套的人。老師退我都退,有人話我係政治自殺,得罪人無運行,但比我揀多次都係退,因為情是最重要的。」一開口,又是鄺俊宇 mode。

誠然,鄺俊宇 mode 不是人人頂得順,但無可否認,社會上不少年輕人是受落的。有人或不解,但現實是,世代已經不同了。

民主黨自然也要面對世代問題。今年年初的黨慶晚宴上,三名立法會議員劉慧卿、何俊仁、單仲偕就「表演」金盤洗手,宣布交棒予新人出戰立法會選舉。纏繞民主黨多年的交棒問題,似乎要畫上句號了。

【概觀民主黨】專題的最後一章,我們將探討民主黨之前為何青黃不接,乳鴿今後接棒又會遇上什麼挑戰。

 

[1]:〈「我冇做大佬好耐」 黨內翻波 李柱銘振雄風〉,經濟日報,1999-01-13

[2]:〈職權被架空﹖ 不想評論〉,明報,1998-12-29

[3]:根據民主黨立法會黨團工作年結報告,黨團於 2010-11、2011-12、2012-13 三個年度為例,分別開會 78、75、71 次。

[4]:〈司徒華否認打擊范國威 民主黨內狠批是當頭棒喝〉,明報,2006-01-15

[5]:新民主同盟為香港首個採用輪任召集人制度的政團。會員每兩年選出三人作為政團的召集人,每人做八個月。之所以採用輪任機制,旨在避免個別黨員在同一位置逗留太久,滋生大佬文化。另外新同盟亦規定,立法會議員不得擔任召集人一職,故曾為該黨召集人的范國威已被剔出輪任名單。

[6]:根據民主黨黨規,要革除黨籍,須得到六成中委支持。以 2015 年 7 月黃成智被革走為例,24 名出席中委中,有 17 人投支持,7 人反對,支持率為 70 %,故黃成智黨籍被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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