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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觀民主黨.左右政策 1】胡志偉的「執政思維」

2016/7/8 — 10:17

胡志偉

胡志偉

「好多人嫌我講嘢太學術。」胡志偉苦笑說。

他自知說話沉悶,經常長篇大論,而且甚少 soundbite。偏偏這個年頭,人人都希望從政客口中聽到搶耳金句。正如今天提起胡志偉的名字,大家馬上記起的,不是他倡議的什麼政策,而是早前他在電視節目上,跟黃洋達舌戰的場面。

胡志偉自言最喜歡研究政策。訪問中,跟我們談起港鐵加價、全民退保、領匯上市,他滔滔不絕;學術名詞、執行細節、關鍵爭議,無不琅琅上口。「但你要我用十句講完……」卻自問做不到。「記者都唔知點剪啦。」他又笑言,曾想過要訓練自己多講 soundbite,但就是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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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想有 soundbite,只是有些話我說不出口。」

說不出口,因為所有政策均非三言兩語便能解釋清楚。而在胡志偉眼中,做政策倡議,必須考慮能否執行,而非純粹著眼於道德光環、政治正確。事實上,這想法在民主黨很常見,但亦因此,民主黨經常被批評 — 明明是反對黨,永無機會執政,偏偏卻有執政思維,「幫政府諗埋」,忽視社會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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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的三跑工程、醫委會改革,民主黨都跟許多公民社會團體,意見相左。

「好多人覺得民主黨說話唔夠盡,但銅板有兩面,事有複雜性。我知係唔 attractive,但無辦法。」胡志偉淡淡地說。

*   *   *

 

「我好 enjoy 做區」

跟胡志偉約在富山邨一角傾談,他一坐下,便覺渾身不自在。原來他坐的石櫈有點鬆,搖搖晃晃的。於是胡志偉蹲下來,檢查椅子底端。

「無咗粒(螺)絲模呀。」櫈底傳來他的聲音。

富山邨是胡志偉的「老巢」。1999 年起,他連續五次在這區(瓊富選區)出戰區議會選舉,每次均以高票當選。即使 2012 年成功當選了立法會議員,他仍然經常回到自己的選區,或會見街坊,或周圍坐坐,查看螺絲。

「我好 enjoy 做區。」胡志偉從小在九龍東打滾,獅子山下木屋區、九龍城寨、順利邨、黃大仙,他都住過。「在這裡,你隨便說個位置,我都去過。」對於這個社區,他自問很有感情。但這不是他享受「做區」的唯一原因。

「我比較 enjoy 的是,在地見到件事的結果。」胡志偉當上立法會議員後,參與無數政策討論,看似大權在握,實情卻是話事權始終在政府手中,議員的意見終究只是意見。「舉個例,你講完啲嘢,政府話 take 你 advice,跟住就變成政府 proposal。你見不到自己在件事裡頭的成績。」反觀當個小小的區議員,爭取的哪怕只是一粒小小的螺絲模,起碼出來的成果,肉眼會看得見。

諷刺的是,走進議會,做政策倡議,曾是胡志偉的理想。

胡志偉在富山邨的議員辦事處

胡志偉在富山邨的議員辦事處

 

「無得話樣樣都好」

時為 1991 年。 29 歲的胡志偉在美國讀到碩士畢業,回港碰巧遇上九一直選後的議員助理空缺潮。在學時對研究資源分配素有興趣的他,期望學以致用,因此當上港同盟林鉅成的議員助理,做政策倡議。這是他從政生涯的起點。

但真正的啟蒙在四年後。1995 年,已加入民主黨的胡志偉在市政局選舉出戰「彩虹雲及牛池灣」選區,高票當選,成為市政局議員。此後四年,胡志偉自言真正學習了何謂「政策討論」。

市政局是香港三級議會一部分,負責提供食物衞生、街道清潔、文娛設施等市政服務。但跟職能只限於諮詢的區議會不同,市政局有財政自主權。「它的 budget 是 real budget,揸住政府批落嚟的銀碼。」這些錢,就交由市政局議員決定如何運用。「你要自己排資源 — 決定請多 100 人做小販管理隊,就會少咗間圖書館。」

因此可以想像,市政局議員每次討論政策,總不能單從完美主義出發。「如果不用考慮 cost,咁講乜都得啦!」但現實根本不容許。「所以執行一件事要諗成本係點,你用了在這邊,那邊就無。無得話樣樣都好。」

 

「以為會成為政治上當家作主的人」

胡志偉最記得,當年試過跟民建聯就興建圖書館進行辯論。胡主張增設規模較小的分館,像便利店般,每個小社區總有一間喺左近。一間小圖書館只需要佔兩、三個舖位、五個員工左右,並有特定主題,跟原有的分區圖書館、中央圖書館,組織成一個龐大的圖書館網絡。民建聯則不同意。他們認為每間圖書館都應該「大而全」,而且必須附設自修室。雙方各執一詞,面紅耳赤,但胡志偉卻相當享受。

「咁嘅拗法就有意義。」胡志偉形容,就算民建聯的方案獲得通過,它也不能單單宣告「成功爭取」。「因為你(民建聯)的做法會令到 cost increase,你要自己承擔返個責任。」

這明顯跟現在區議會層面的討論不同。各區區議員為了掛起「成功爭取」的橫額,個個不計代價,為自己選區爭取最多。以交通燈安排為例,有時過路處只在 50 米外,但由於那是人家的選區,區議員為討好自己區的選民,也不管了,死命要爭取在自己選區也加盞交通燈,讓居民過馬路。「所以你會見到好多地方,200 米有三盞燈。」胡志偉沒好氣。

區議員坐井觀天、各家自掃門前雪,已是老生常談。

但當年的市政局議員視野卻不能太狹窄。「你不可以只諗富山邨,只是 balance 富山邨、彩雲邨。」代表性更高,加上職責賦予權力更大,胡志偉形容,這等同在地區執政。「所以當時好開心,好努力想執政、執市政局的政。雖然好似好細,但卻關乎民生。而且是 real power,這比今日大家做鍵盤戰士好好多。」

這正是胡志偉執政心態的源頭。

今天大家可能難以想像,但回歸前胡志偉真的想過日後可以「執政」。不是他天真,而是當年整個政治環境似乎一片樂觀。「成個政治氣氛都好似講緊,作為從政者你會有出路。」那時候,2007、08 年實行普選,乃社會許多人的共識。「你以為會成為政治上當家作主的人,因此對自己要求會很高。」胡志偉說。

豈料後來世界變了樣。

「我覺得,殺局係比無咗雙普選更加嚴重的一件事。」胡志偉吐了一口氣。

民主黨鄭家富(左)、陶君行(右)反對殺局(圖片來源:《一起走過的日子》)

民主黨鄭家富(左)、陶君行(右)反對殺局(圖片來源:《一起走過的日子》)

 

「讀到 upper six,叫你讀返 form 3」

1999 年 12 月 31 日,時任特首董建華以推行「市政服務改革」為理由,宣布解散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當時社會輿論未見大反彈。

胡志偉只覺可惜。這不單因為他失去了一份工,更因為香港從政者失去一個政治舞台。「如果有市政局,立法會根本不重要。因為立法會只是吹水,負責好大型的基建工作。」相反,公園、街市、圖書館、博物館,以至全港九成的公共空間,全部由市政局議員管理。「就算立法會沒普選,市政局內的民主充權都好得人驚。」所謂充權,就是讓市民明白,民主真的能改變自己的日常生活。

他甚至相信,假若市政局長存,連民間討論政策的氣氛,亦會截然不同。「因為大家傾嘅,都係點執行件事嘛。」而不是像現在,政治立場先行,政策內容殿後,如何執行?who cares。

「殺局」另一遺害是,對胡志偉一類政黨第二梯隊有重大打撃。他們本是香港政局的中流柢柱,豈料舞台被毀,上面立法會舊人唔走,無位上,下面區議會層次又太低。「好似讀書咁,你一路讀,讀到 upper six(即舊制中七),突然叫你讀返 form 3。」胡志偉苦不堪言。還好他喜歡做社區,此後 12 年就安份留在富山邨,做個小小的區議員。

胡志偉倒算幸運,起碼終能當上立法會議員。更多民主黨第二梯隊成員,捱不過現實的煎煞,要不在地區老去,要不退黨他投嘗試投身立法會舞台,如范國威。

范國威

范國威

因此客觀來看,「殺局」的最大受害者正是民主黨。

當年亦為市政局議員的鍾樹根就曾說:「當時形勢上我們(建制派)一定要支持殺局,因為連民主黨也一併殺了,他們在局內人多,我們想他們死,所以要殺局,連自己都賠上了,自己前途都堵塞了。」[1]

 

「我哋要守住個場」

有個說法,隨著議會三層變成兩層,社會對政策的討論也愈來愈膚淺。

「現在核心問題是,大家不需要考慮政策執行的部分。如何執行是政府責任,我只是畀意見。」胡志偉說。另一說法是,在現行政治制度下,泛民既然永遠不能執政,只能當在野反對派,那其實根本不用替政府想太多。

兩者加起來,問題來了。既然根本不能執政,而議會性質又如胡志偉所言,不過在「吹水」,無法真正左右施政,那泛民在立法會生存意義,究竟是什麼?我們問。

「意義在於守住個場。我不會連這個場都放棄。」他重提回歸前後臨時立法會的歷史。「歷史上通過最多最卑劣議案就是在 97 年 7 月到 98 年重選議會那十個月。這是最後的防線,我們必須要守。」

但近年有個說法是「焦土政策」— 環境不壞,港人不醒。

「政策呢,通過咗的法例就算幾衰都返唔到轉頭,所以先要死守。如果你覺得死守無用,就不應該從政啦。」這是他的答案。

胡志偉從政的另一堅持,在於「執政」的想像。

「激進有激進的想像,我就有這種想像。」聽起來好像很天真,因為誰都知道,香港根本沒有真民主,中共更鐵定不會讓民主黨掌管江山。胡志偉卻說,這種想像仍有必要。「到最後你要答自己的是,畀你做到(執政),個社會同你自己 ready 未?」

「如果你是有承擔的政治人物,你就要 be ready,也希望社會 somehow 有一定程度的 readiness。所以討論要有足夠胸襟、素質、認知,不是拆咗個台,拆完之後再算。」

「現在好多人講法是,你講咁多做咩呀?你都無機會(執政)。」胡志偉搖搖頭。「你咁諗,就會變成不負責任。」

這就是胡志偉和民主黨的「執政思維」。

胡志偉

胡志偉


註:

[1] 端傳媒:《鍾樹根痛失24年議席: 「我從政 Timing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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