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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觀民主黨.想中國 3】反共是一場誤會

2016/5/27 — 20:00

(圖片來源:《謙卑的奮鬥》

(圖片來源:《謙卑的奮鬥》

想當年,李柱銘差點成立了一個「共產黨」。

六四後那一年,為了迎接香港各級選舉 [1],李柱銘、司徒華、楊森等決意召集追求香港民主的各方人士,籌組新組織。萬事俱備,只欠黨名。他們為此費煞思量。

向來幽默的李柱銘,突然有個瘋狂提議:「香港共產黨」。你沒有眼花,就是這五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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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你一組黨,中共一定鬧你嘛……」憶起往事,他露出頑童一樣的微笑。「到時候,共產黨鬧『共產黨』,幾過癮呀!」他笑言,此舉可以氣死中共。

聽他這樣說,我們回應:Martin 你一定是講笑。可是他卻一臉認真:「唔係啊!」這個提議結果只得到一票支持。新組織最終以「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命名,非常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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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同盟,亦即是民主黨前身。

為什麼不能叫「香港共產黨」?港同盟成立宣言第一點,已經宣示答案。

港同盟是一個地方性的政治組織,將致力於本港事務,並無意參與或介入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地區的政治…

換句話說,能否氣死共產黨,從來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事實上,無論是港同盟,抑或後來的民主黨,從來少講中國,多談香港。

許多受訪的民主黨人甚至說,大家都誤會了,這個政黨根本從不「反共」。

為什麼?

又或者,大家都誤會了何謂「反共」。

李柱銘

李柱銘

*   *   *

兩頂帽子,一套班子

故事,還得由港同盟的第一天說起。

1990 年 4 月 23 日,港同盟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正式成立。創會主席李柱銘記得,那一天記者反覆提問的,都是同一條問題:

「請問港同盟跟支聯會有何分別?」

怪不得記者這樣問。翻開支聯會第一屆常委名單:主席是司徒華、副主席是李柱銘,秘書是何俊仁,委員有張文光、李永達、楊森等。至於新成立的港同盟,主席是李柱銘,副主席是何俊仁和楊森,中常委有司徒華、張文光、李永達等。

你沒有看錯,根本就是同一班人。

「記者一定會問,所以要有備而戰,講得清楚兩者分別。」李柱銘說,自己當時只牢牢記住一個標準答案:「支聯會是支援國內民主運動,港同盟是將來香港特區政黨;前者希望大陸有自由法治,後者只理香港事務,是分開的……點問都要咁答。」

「我們是分得好清楚。」同為港同盟核心成員的羅致光亦記得,釐清與支聯會的關係,乃港同盟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決定。

也是在港同盟成立一年後,李柱銘便被說服,退任支聯會副主席一職,連常委也不再擔任。與此同時,港同盟核心們亦有默契,一直擔任支聯會主席的司徒華,將不會在港同盟,以至後來的民主黨擔當任何實質職位。

港同盟與支聯會的分野,亦見於政治主張。

左圖:港同盟李永達、楊森、何俊仁、李柱銘;右圖:劉千石、司徒華、李永達(圖片來源:《一起走過的日子》、《謙卑的奮鬥》)

左圖:港同盟李永達、楊森、何俊仁、李柱銘;右圖:劉千石、司徒華、李永達(圖片來源:《一起走過的日子》、《謙卑的奮鬥》)

支聯會 1990 年發表的首份工作報告明確指出,該會的長期目標為「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爭取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在中國實現」;短期目標則為「支援中國人民推翻當權者鄧、李、楊集團,但要照顧本港的整體經濟穩定和社會秩序;亦要以和平、非暴力的形式進行所有活動。」他們的目光一直投向北方。

港同盟則恰好相反。同於 1990 年發表的成立宣言,很刻意地跟中共,以至中國劃清界線。宣言中,他們多番強調自己「立足香港,紮根香港,全心全力為香港和香港市民貢獻我們的力量」。作為一個「地方性的政治組織」,港同盟只會致力於本港事務 。中國大陸的政治,他們無意介入。

一邊擺明車馬推翻中共政權,一邊自覺地顧左右而言他,明明是同一班人,為何會有這樣大出入?

他們不是精神分裂。港同盟對中國的避忌,主要出於實際考慮。當時距離97年只有區區數年,作為一個為各級民主選舉而生,並打算在回歸後繼續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政黨,它不能不考慮中共的存在。倘若港同盟像支聯會一樣高喊推翻共產黨政權的口號,香港回歸中國以後,它會面臨怎樣的下場?

他們不得不擔心。

不過,就連港同盟中人也深知,實際運作上他們與支聯會的分別,其實不大。一名前匯點職員記得,當年在港同盟會址,有人是專門負責支聯會行政事務的。羅致光也認為,在許多港人心目中,支聯會和港同盟無甚分別,不用分那麼細。「你話李柱銘不是支聯會?但所有支聯會活動,他都是坐前排的。」

既然如此,北京有相同想法,更不足為奇。

「當時大陸派人來溝通,都窒我們是『兩頂帽子,一套班子』。」李永達說。

更大的矛盾還在後頭。1992 年尾,彭定康推銷「新九組」政改方案,將香港民主推到史上最盡。北京反應激烈,新華社日日開火炮轟。在這局勢下,香港民主派面臨一個難題:應否不理北京反對,支持肥彭方案 — 即使回歸後北京會把一切推倒重來?

假如支持方案,那麼九七後面對進撃的中共,以及很有可能出現的打壓、清算,他們又該如何抵禦、自保?

他們的答案,是組成一個團結的新民主政黨。

 

羅致光

羅致光

有性有愛的合併婚事

「港同盟跟匯點的傾談比較秘密,十一子的討論,一直沒有記錄。直至寫民主黨黨綱,才有白紙黑字。」羅致光說。

1994 年初,港同盟與匯點進行「十一子密談」,商討合併。羅致光就是當時十一子之一。新的黨綱由羅致光和來自匯點的盧子健草擬 [2]。兩人都是公認的大腦人物。

羅致光記得,當時兩人用傳真機互送草稿。「好像是盧子(盧子健)寫第一稿。他的文筆比我好,尤其是寫中文,我的中文有些狗屁不通。」

現在回想,羅致光和盧子健都異口同聲說,當年無論是有關合併的討論,抑或黨綱的草擬,過程都十分順利,彼此相當同心,甚至幾乎沒有爭拗。

同心?對當時很多人來說,這聽起來頗不可思議。比如說已退會的匯點創會會長劉迺強,就在港同盟與匯點宣布合併當日,立即抨擊說:這是一段「有性無愛」的婚姻。

他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港同盟與匯點對中國的看法,最少在牌面上看來南轅北轍。

眾所周知,匯點早於八十年代提倡民主回歸,並長期與中方接觸交流。一向與中共關係密切的他們,是中方積極籠絡、統戰的對象。

相反,港同盟因核心成員與支聯會高度重疊,早被定性為「逢中必反」。作為中共打壓對象,港同盟時常被中方人員挖苦抨撃,成立初期更連租辦公室也有困難。羅致光記得,當年有業主一聽見租客是港同盟,為免「共產黨唔開心」,馬上放棄租約,連訂金都不要。這情況一連發生了兩次。在大眾眼中,港同盟與中共之間如何勢成水火,可想而知。

如此看來,即使港同盟和匯點都打正旗號要爭取民主,但一邊是「民主回歸」,一邊是「民主抗共」,怎可能同心?

《明報》,1994-04-19

《明報》,1994-04-19

劉迺強的意思正是,兩黨理念毫不相同,強行合併不過是為了利益 — 日後贏得更多議席。

他的確說中一半。沒錯,港同盟和匯點的合併,很大程度上出於實際考量 — 姑勿論理由是說得太白的「贏得更多議席」,抑或比較動聽的「壯大民主力量」、「抵禦中共打壓」。

但兩黨的理念實際上真是如此南轅北轍嗎?恐怕只是一場誤會。

受訪的前港同盟成員都說,他們走的根本就不是甚麼「民主抗共」路線。像何俊仁就說:「一路都只是共產黨話我們是『民主抗共』之嘛!」他強調,港同盟一向擁抱「民主回歸」的立場。「無民主就無真正高度自治,無高度自治就無一國兩制,Martin(李柱銘)一直都是這樣說。」

李柱銘說法當然相差無幾。「我們不是民主抗共,只是人家這樣以為。」當年他思考的是,共產黨的存在是政治現實,香港即將回歸也是政治現實,因此香港民主派當務之急,不是「抗共」、「推翻共產黨」,而是向中共爭取推動落實民主回歸。「如果香港有民主,我們就可以真正落實一國兩制。」

「港同盟第一天就是諗住民主回歸啦!」羅致光總結。

港同盟的成立宣言正好印證他的說話。長長的宣言,不單沒有什麼「反共」成分,而且寫著: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中國恢復行使在香港的主權,我們將竭力促進切實執行「中英聯合聲明」,落實「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

—《香港民主同盟成立宣言》

港同盟支持回歸(起碼沒有抗拒),支持一國兩制,支持基本法。換言之,是「民主回歸」的主張。從這角度來看,港同盟其實幾「匯點」。

另一邊廂,匯點其實又幾「港同盟」。

雖然他們很少把「反共」掛在口邊。「我們比較少談反不反共,民主不是手段,所以不是用來反共,我們只想香港有民主。」此話出自匯點大腦盧子健。

他形容,即使表面上匯點看似沒那麼「反共」,但這取態某程度上只是一種策略上的考慮。

「匯點知道北京不會隨便給香港民主,民主是需要爭取的。」他說。「(所以)我就算反共都不會講明。講明你咪唔畀我?…不要挑釁他,不要給他們封殺。」換言之,不少匯點人心底裡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反共」的,只是口裡不說。

例如在六四,匯點也加入了支聯會。「我們都是要平反六四嘛!」當年負責外務事宜的匯點副主席李華明說。「所以,在六四、爭取中國民主等事情上,我們是無分別的。」他認為,港同盟和匯點的差異只在於爭取手法,前者相對較激烈,後者習慣思前想後,溫和一點。不過總的來說,兩者原則、理念依然吻合。

所以,兩黨合併,其實是有性又有愛的一門婚事。

明報,1994-04-19

明報,1994-04-19

 

黨綱是這樣煉成的

港同盟該怎樣準備自己,在即將面臨的共產黨魔掌下自保?

其中一種說法是,若港同盟跟中方比較信任的匯點合併,新建的民主黨可望「溝淡」以往港同盟的支聯會味道,北京理應較為受落。

我們把這猜想向受訪的前港同盟成員求證,他們全部一笑置之。「我們完全沒有這種想法,出嚟行,預咗要還啦!」羅致光道。

事實上,觀乎中方得悉兩黨合併後的反應(取消張炳良「港事顧問」聘任),這說法有明顯盲點。民主黨人沒天真到以為,有幾個匯點人加盟,新政黨就會自動獲得中共信任,得以在回歸後繼續生存。

要讓北京稍為減低戒心,更重要的,似乎是將民主黨提倡的中港關係,說得清楚明白 — 假如中方的底線沒有被逾越,那麼民主黨就尚有生存空間。當時他們這樣理解。

怎樣說得明白?當然就在民主黨的黨綱裡下苦功。

資料圖片:盧子健

資料圖片:盧子健

「黨綱可以幫助我們想清楚民主黨的定位,這個很重要。」負責撰寫黨綱初稿的盧子健形容,當時他的研判是,九七將至,基本法框架亦已定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黨,民主黨既打算在回歸後繼續介入政治,參與選舉,原則上就一定要承認基本法。換言之,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去立法會宣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咁你讀唔讀?」盧子健說,當然你可以選擇含混過關,比如黃毓民 2012 年宣誓時,就用「咳」的方式「咳」走誓詞中「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等字眼。「但又要吃娘,又要罵娘,好乞人憎啫。」盧子健續道。

民主黨若希望九七後繼續在政圈生存,就沒法不承認中國。這是當年盧子健的想法。既然如此,就寫在黨綱裡吧。

民主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但主張對其進行必需的修改,以體現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保障。

—《民主黨黨綱》第一章第二點

「香港想有得玩,就要接受中國主權這個框架。將它寫下來,就是關鍵。」

這一點定調了,其他就顯得順理成章。以往港同盟和匯點有關「民主回歸」路線的共同主張,譬如「支持香港回歸中國」、「支持貫徹中英聯合聲明和一國兩制政策」、「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民主治港」……絲毫沒有爭議,全部寫在新黨綱裡。

「全套嘢,就是這樣定出來。」盧子健說來輕鬆。

民主回歸的部分是解決了,但下一個頭痛問題又來:民主黨,到底反中不反中?反共不反共?

當然,沒人反對六四晚會黨員可以去,也應繼續去。但對於共產黨的存在,民主黨黨綱該怎樣落墨,方可在黨員支持、選民放心的同時,也讓北京稍稍放低戒心,不會在回歸後「打到你殘」?這鐵定是個難題。

六四事件後,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曾說過一句「河水不犯井水」,即是叫香港人少理中國事。這一點,匯點很認同。他們的《邁進九十年代宣言》中,就寫明:

匯點認為,香港的從政人士,特別是主要在建制內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士,可把主要精力放在本地事務上,與中國內地政治保持一定距離。這樣做,除了有利於維持穩定良好的中港關係外,更可以為香港社會提供更大的自由活動空間。

— 匯點:《邁進九十年代宣言》

但民主黨不可能採納這一套。須知道不少民主黨人都是支聯會活躍分子,一邊以個人身分大叫結束一黨專政,一邊在黨綱呼籲「河水不犯井水」?這是徹底的自打嘴巴。

「因為好多人都有支聯會身分,所以(這一點上)大家找不到共識。」找不到共識,那怎麼辦呢?「有共識就寫,無共識就不寫,這是最簡單的做法。」盧子健承認,對於民主黨應否參與中國事務,黨綱刻意寫得模糊。

一方面,為免令中共猜疑他們會搞港獨,黨綱寫明「民主黨堅決支持香港回歸中國,反對疏離,以至隔離的傾向。」他們沒有分離的傾向,換言之,仍然心繫中國。「我們關心中國,作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香港人有權利及責任去參與及評議國家事務。」「香港人」有權利及責任參與,但民主黨呢?黨綱裡從沒寫明,只留下可堪玩味的一句:「民主黨支持中國的民主發展。」

如何支持?他們當然不會講明。

「我們不會說自己是爭取結束一黨專政。我們的立場是,一黨專政對中國不是好事,但我們不會因此採取任何行動。」羅致光說。

潛台詞是:反共,就交給支聯會吧!。

 

資料圖片:2014年六四維園晚會

資料圖片:2014年六四維園晚會

誰在反共 如何反共

反共與否,其實從來都是香港民主派的心結 — 不止民主黨。

一方面,經歷過六四的老一輩民主派,肯定無法接受中共政權作為,但另一方面,基於種種現實考慮(例如前述的九七),他們很難打正旗號與共產黨對著幹。

更何況,就算口裡說「反共」,又可以怎樣?現實是他們永遠達不到這目標。

即使表面上最反共的支聯會,也如是。

「支聯會路線是口號,不是綱領,那是無辦法實現的。」一名前民主黨人坦承。「它只是一個壓力團體。」

這也是近年許多人,尤其是本土派年輕人,對支聯會的質疑。

盧子健倒認為,這根本就是支聯會的本質。「華叔主事的支聯會只是在意識形態上反共,行為上不是那麼多。除了營救吓民運人士,它還做過什麼?又無呼籲擠提,那個是陳文鴻。又無嚷著要買軍火,那人是黎則奮。」[3]

為什麼支聯會一直在做的,是放風箏、搞晚會、辦紀念館等與「反共」無直接關係的事?而明明支聯會成立時的目標是「支援中國人民推翻當權者」?

「華叔很清楚應該怎樣反共,就是『無得反』。」盧子健如此認為。「但求維持一點民氣而已。」有種說法[4] 是,支聯會與中共之間早有默契,回歸後他們可以在香港搞活動,但前提是不能到內地搞。

無得反,怎麼辦?熟悉華叔思想的前民主黨成員劉細良說,答案是「等」。「司徒華覺得只要香港保得住現在的集會自由、相對民主的體制,待中國慢慢開放起來,香港民主也就會開花結果。」

這不是單純的幻想,而是司徒華曾經相信,在中國經濟發展後,中產階級會抬頭,市場體制會與世界接軌,到時中共不得不下放權力。「既然這樣,就別主動撩共產黨搞我哋。」劉細良說。

但話說回頭,今日,本土派對「中共崩潰」的幻想,其實又相差無幾。

「你話陳雲是否跟司徒華對立?絕對不是。」

連最「反共」的支聯會都不「反共」,那到底什麼是「反共」?其實就視乎你怎樣定義「反」— 如果是行為上的「謀反」,抱歉,香港沒多少人在做這事。如果是口號式的「反對」、「反抗」,其實每個政團,無論泛民、本土,做的都差不多。

「反共有好多個層次……」當年為撰寫黨綱而絞盡腦汁的盧子健,如是總結。「我們的反共,是反對中共干預香港。」

這就是民主黨版本的「反共」。

*   *   *

1994 年就此過去。民主黨成立了,黨綱寫好了,及後的選舉也大獲全勝了,但民主黨人不敢鬆懈,因為挑戰還在後頭。

1997 年 6 月 30 日晚,米字旗徐徐落下,五星旗冉冉升起。

九七終於來了,民主黨怎麼辦?

 

資料圖片:97回歸

資料圖片:97回歸

 

註:

[1]:關於港同盟及民主黨的選舉策略,專題將在稍後再作論述。

[2]:亦有指張炳良亦參與草擬黨綱,見張炳良文章:〈是,我退黨了。 從匯點到民主黨到新力量網絡到退黨的十年之路〉

[3]:陳文鴻及黎則奮均為前匯點成員。有關六四前後二人的提議,請重溫《立場新聞》去年專題《匯點.原罪背後》第五篇文章

[4]:見添馬男〈傘下支聯會〉〈野心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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