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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觀民主黨.想中國 5】走入中聯辦,信任讓夢魘成真(上)

2016/6/6 — 17:26

2010 年 5 月 24 日,民主黨時任主席何俊仁、副主席劉慧卿、立法會議員張文光,跟中聯辦主任李剛、法律部部長馮巍、法律部副部長劉春華會面,是民主黨創黨以來首次跟中方官員正式會面。(中聯辦圖片)

2010 年 5 月 24 日,民主黨時任主席何俊仁、副主席劉慧卿、立法會議員張文光,跟中聯辦主任李剛、法律部部長馮巍、法律部副部長劉春華會面,是民主黨創黨以來首次跟中方官員正式會面。(中聯辦圖片)

2010 年 5 月 24 日早上 9 時 45 分,一輛黑色豪華轎車抵達中環文華酒店。時任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副主席劉慧卿,以及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徐徐上車。不消一會,轎車駛達目的地,干諾道西 160 號一幢大樓。門口的小招牌寫著:「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即是中聯辦。

早上 10 時,何俊仁、劉慧卿、張文光在中聯辦大樓與三名中共官員見面: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法律部部長馮巍、法律部副部長劉春華。為表誠意,主人翁李剛一開口就對劉慧卿說:「你的著作我都讀過了,像是《卿描淡寫》、《我在民主黨的日子》、《偏向虎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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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就是偏向虎山行呀!」伶牙俐齒的劉慧卿搶嘴。

「不不不,我們可不是老虎…」李剛笑著否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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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李剛怎說,中共是隻大老虎這個事實,你知我知,民主黨也知。問題是,明知山有虎,他們為何偏要虎山行,走入中聯辦?

「這是民主黨 1994 年成立以來首次和中央官員正式會面……北京很關注民主黨對政改的立場,願意聽我們的意見……」這是當日何俊仁的答案。

他們始終相信,與中共溝通、互動,能夠為香港換來民主美夢。

可是許多人並不領情。民主黨進入中聯辦的一個月後,有支持者在該黨會員大會門外以燒乳鴿抗議。兩星期後的七一遊行更變成民主黨聲討大會。有人在何俊仁身後撒溪錢,有人罵華叔何不早死,有人領群眾高喊「堅定可信民主黨,關鍵時刻賣香港」。

之後的事,大家一清二楚。民主美夢至今落空,民主黨長期成為眾矢之的。「出賣港人」、「密室談判」、「投共」等標籤,雖未必有實質內容,卻一直牢牢貼在民主黨身上,直到今天。

「入中聯辦,就是原罪。」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恆也直言, 2010 是他對民主黨觀感的 turning point。

走入中聯辦之後,等待著民主黨的不是民主美夢,卻原來是一場惡夢的開始。

2015 年 12 月 17 日,反「網絡廿三條」人士於立法會外集會,其中參與者圍堵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並高呼「民主黨賣香港」。

2015 年 12 月 17 日,反「網絡廿三條」人士於立法會外集會,其中參與者圍堵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並高呼「民主黨賣香港」。

*   *   *

一、總辭

惡夢,源於一個 2007 年就寫好的劇本。

2007 年 12 月 29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聲明,重申三點:

一、2012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將不會由普選產生;

二、2017 年行政長官可以先由普選產生,之後立法會全體議席就可以由普選產生;

三、2012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可以修改,但立法會選舉中,功能組別和地區直選的比例不會改變。

這三點框架,奠定了 2012 年政改的起點。

因此,時間推到 2009 年中,當政府宣布年底將提出 2012 政改方案時,泛民主派早已料到眼前方案,鐵定不會是普選。既然 2012 年一定不會有普選,那他們可以爭取的,基本上就是兩件事:

(一)盡量爭取於 2012 年實現最接近民主普選的選舉制度;

(二)要求中央交出 2017 及 2020 年的普選路線圖。

聽起來相當合理。但問題來了,他們要怎樣做才可達至這兩個目標?

於是遊戲開始。2009 年 7 月,社民連黃毓民先發制人,提議「五區總辭」。他的想法很簡單:泛民每區派一位立法會議員辭職,引發補選。參與補選的候選人以普選訴求作為單一選舉議題,要求全港選民就此投票表態。他們說這就是「變相公投」。公投過後,重返議會的民主派議員便可挾民意授權,逼使政府回應。

「五區總辭」的核心信念,就如 2003 年 50 萬人上街推翻廿三條一樣,都是相信人民的力量(以選票呈現),足以左右香港政府,以至中共的心意。

民主黨人卻很有保留。例如何俊仁,就算今天回想,他仍堅信議席重要,不應胡亂請辭。「你以為全部 quit 就是抗爭,頂多咪出幾日報紙囉!」當時他擔心的是,「五區總辭」最終會演變為泛民議員集體辭職 [2],屆時情況便不堪設想。

司徒華的說法更直接:「假如選輸,你當然失了席數,失去了 20 票的否決權 [3], 同時即使補選成功,即使公民投票贏了它(中共),你估它就會讓步嗎?」他以 03 年七一為例。「50 萬人上街,它有沒有讓步呀?沒讓步,仍然要將 23 條提交立法會,只不過是自由黨田北俊退出行政會議,自由黨在立法會的票數全部不支持,它(政府)不夠票數,才收回而已。」

「對共產黨,你這樣的方法是不行的。六四的時候那麼多人支持,它用血腥鎮壓對付你。」[4]

他就是不相信,香港民意能夠動搖中共半分。

2009 年 12 月 13 日,民主黨就「五區總辭」取態召開會員大會,共有 196 名黨員出席,創下新高。大會歷時四個多小時,期間有超過六十人發言。

當中包括李柱銘。他是會上最大力支持五區總辭的人。

「點解唔可以做?最多咪一年無人喺(立法會)度囉。」李柱銘發言時指,中共最怕廣泛的民主運動,因此民主黨要對自己和選民有信心。「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他還引用司徒華最喜歡的魯迅名言。

但他始終還是黨內少數。「民主黨參與五區辭職以爭取 2012 雙普選」的動議,最終以支持 54 票、反對 229 票,遭到否決。

李柱銘

李柱銘

如今回想,李柱鉻依然耿耿於懷。

「我覺得啲人太緊張選票。」他批評黨友過分著緊一時得失,遺忘民主大業。「我成日話,民主第一,第二才是民主黨。Promote 民主是最重要,而不是想會否傷到民主黨。」

但其他民主黨人明顯不是這樣想。

「好多人話我唔實際,係幻想家。」他苦笑。

好了,五區總辭不參加,那麼民主黨打算怎麼爭取普選?當時,有記者問何俊仁。

「要守住 23 票否決權,看有沒有機會和上面談判或溝通,如果沒有,你都沒辦法, 要用持續的抗爭方向,等好一點的機會,例如 03 年的遊行。」[5]

聽清楚,重點是八個字:「和上面談判或溝通」。

民主黨不相信民意有力扭轉中共心意,卻相信,只要他們能跟北京談判、溝通,或許有機會了。

 

二、溝通

民主黨 1994 年寫成的黨綱,表明「反對疏離,以至隔離的傾向」。由創黨到今天,他們從來都相信溝通。即使是較為年輕的「乳鴿」亦然。

「我們一直認為要溝通。你唔溝通,可以點先?係咪寫份香港憲法出來就搞掂?唔係嘛!所以,咪要溝通囉。」林卓廷道。「乜都唔傾,咁可以點呢?係咪起草宣言,找一千人上大帽山打游撃?現在不是大學做 project 喎!」

尹兆堅亦同意,要爭取民主,與中共對話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何解?因為無論香港人喜歡與否,對方都是香港政治的 stakeholder 之一。

「這個邪惡一日存在,你都要傾架喎!」他舉例,就算熱血公民他日推行「五區公投、全民制憲」,一樣要跟中共對話。「我當你五區公投大勝,咁你點實行呢?點同你對家傾呢?都要有個過程架。」尹兆堅稱,這個過程就是溝通。

尹兆堅(資料圖片)

尹兆堅(資料圖片)

林卓廷和尹兆堅所想,正好反映一直以來,民主黨對與中共溝通的立場。

既然民主黨一向願意傾,為甚麼要到創黨 16 年後,他們才首度進入中聯辦,跟中共溝通?

答案顯而易見:因為六四。眾所周知,民主黨不少人都是支聯會成員,每年六月他們準會約定在維園高呼「結束一黨專政」,也因而被中共視為眼中釘。你唔聽話,阿爺當然唔想同你傾。道理好簡單。

於是,六四屠城後足足有二十年時間,中共與民主黨陷入冷戰僵局。雙方不算斷絕來往,因為中共平日總會派一些國安、中間人來港收集情報,他們依然會找上民主黨,儘管只限於收風。正式坐下來傾談、溝通,已斷絕多年。

傾唔傾,其實沒什麼所謂 — 假如無重大議題處理。偏偏在 2009 年,香港政改陷入了僵局。

還記得當時泛民兩大目標嗎?一是希望政府說明 2017、2020 會有怎樣的「普選」,二是爭取 2012 年實行最接近民主普選的選舉制度。

豈料曾蔭權當時表明,現屆政府無權處理 2012 年後的政制問題。2017、2020 年的政改安排,要留給下任特首處理。泛民的首個目標,泡湯了。

不僅如此,當時政府提出的 2012 政改方案,也幾乎是 2005 年方案 [6] 的翻版。新增五個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全部由區議員互選產生,全港市民照舊得個睇字,無法參與。連 2012 年選舉制度都保守如斯,又怎令人有信心,幾年後功能組別會取消,香港會實行普選?泛民不得不擔心。

於是,為了扭轉形勢,他們各有打算。公民黨、社民連專注籌備 2010 年 5 月的「五區公投」,期望以民意逼使政府屈服。

參與五區總辭的公社兩黨成員:梁家傑、梁國雄、黃毓民、陳偉業、陳淑莊(由左至右)(圖片來源:公民黨)

參與五區總辭的公社兩黨成員:梁家傑、梁國雄、黃毓民、陳偉業、陳淑莊(由左至右)(圖片來源:公民黨)

至於民主黨,則一直尋求與中共溝通的機會。

但兩者之間的關係畢竟冰封了廿年,怎麼辦?民主黨為了「破冰」,只得採取主動。

黨主席何俊仁先於 2009 年 8 月向曾蔭權提出與中央直接對話的要求,請對方協助。民主黨的想法是,假如特區政府不便處理終極普選方案,他們也盼望跟中央政府對話,了解阿爺心裏的普選路線圖。

同時他們又表明,會接受任何對話的方法。就算不獲安排訪京,亦希望中央官員可以來港與他們接觸。

三個月後,張文光在《明報》一篇文章這樣寫:

若 2017 和 2020 的普選得到中央保證,2012 的政改方案只是過渡,社會就有更寬容的政治空間。…民主不能永遠空轉,政改不能胎死腹中,民主派渴望盡快真誠對話,不是為了自己的回鄉,而是解決政制的死結;不是為了一黨的私利,而是實現港人普選的權利。

— 張文光〈民主移山不爭朝夕〉2009-11-20

祈求與中共對話的心,昭然若揭。

可是神女有心,襄王無夢。民主黨的要求,一直未獲實際回應。

於是他們等呀等,等呀等,等到翌年 2 月,中央透過梁愛詩告知何俊仁,指民主黨是一個務實理性的政黨,可以考慮對話。梁愛詩又稱,中央期望何俊仁和民主黨要逐步疏離支聯會,「為未來的發展創造良好條件」。何俊仁聽見,馬上婉拒。梁表示來日方長,這問題不會妨礙雙方交流,著何俊仁回去跟黨友考慮。[7] 

兩星期後,民主黨終於去信胡錦濤及習近平,表示「我願意」。這時碰巧中央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到上海參觀世博。幾名民主黨議員陸續表態願意隨團赴滬,期間又忍口不談六四。

民主黨表明了十足誠意。

2010 年,中央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參觀上海世博會,議員在中國館外合照。民主黨有李永達、李華明、涂謹申、鄭家富等出席。(圖片來源:政府新聞網)

2010 年,中央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參觀上海世博會,議員在中國館外合照。民主黨有李永達、李華明、涂謹申、鄭家富等出席。(圖片來源:政府新聞網)

然後又是等呀等,等呀等。到了 4 月,他們再次透過梁愛詩去信胡錦濤,表明將會反對政改方案,並要求盡快安排會面。

皇天不負民主黨。他們終於獲答允。

梁愛詩以中間人身分告知民主黨,李剛已獲中共授權,可於 5 月 11 日與民主黨人會面。但誰都知道 5 月 16 日是五區公投的日子,公投前要我走入中聯辦,玩嘢咩?民主黨不想惹人誤會,遂要求押後。

最終,雙方把日子定好在 5 月 24 日。也就是文首那一幕。

等呀等,等呀等,像唐三藏般經歷九九八十一個試煉後,民主黨終於換來跟中共溝通的機會。

他們寄以厚望。

 

三、妥協

鏡頭一轉,回到 2010 年 5 月 24 日,民主黨破冰進入中聯辦的大日子。

當日下午,民主黨在黨總部舉行記者會。會上何俊仁稱,已向中央提交有關政改的立場書,內容包括五大條件。

頭三點有關 2012 年後的選舉安排:

1. 普選定義要符合《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的「普及而平等」原則、即取消功能組別。

2. 2017 年的特首提名門檻,不會高於 2007 年的門檻,1200 人的特首提名委員會應加入所有民選區議員。

3. 2016 年的立法會選舉只增加直選議席,取消分組點票。

何俊仁指,如中央完全接納上述訴求,那麼 2012 年方案亦應有兩點改善:

1. 在 2012 年的政改方案中,6 個區議員功能組別議席(新增 5 席加原有區議會 1 席)由區議員提名後,便由全港一人一票選出。

2. 取消區議會委任制,2012 年的特首選委會加入 400 多名民選區議員,保持提名人數不多於 150。

聽起來很複雜,但這五點其實不過在呼應泛民一直爭取的兩大目標:(一)要中央承諾 2017 年要有「真.普選」(二)2012 年政改盡可能民主。

而前者遠遠比後者重要。不止一個民主黨人當時說過,只要中央願意就終極普選安排作出承諾,令港人安心,2012 年的選舉安排不民主、不理想,是可以忍受的。

因為橫豎都等了廿幾年,也不介意再忍一屆吧!當然前提是,五年後,真的要有個 happy ending。

何俊仁在記者會上強調,上述五點要求缺一不可。若中央不接受,就拉倒好了。民主黨一定會企硬 say no。

「所以,現在決定是在中央一邊。」何俊仁言之鑿鑿。

(中聯辦圖片)

(中聯辦圖片)

中共怎麼想?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對外稱「很困難,很頭痛」,因為民主黨表明要求中央必須一籃子接納方案,雙方分歧很大。他呼籲民主黨,「若最終不能在大異方面達成共識,也應該退一步,達到海闊天空」。

張文光翌日馬上在報章回應:「民主派已退無可退。」[8] 

民主黨的立場,真的企得很硬很硬,似乎。

你企硬,中共也決不讓步。

2010 年 6 月 7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在北京發表講話,指民主黨方案有違《基本法》和人大決定。他更主動提及「普選」的定義: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要達至普選,這是《基本法》明確規定的。但對於什麼是普選,《基本法》沒有做出定義。…各國根據自己的實際情况採用不同的選舉制度來實現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權,這就是當今國際社會的現實。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

潛台詞是:中共的「國際標準」就是「各有各標準」。你要真普選?Sorry,我們不會承諾。

因為中共心裡由始至終只有「中國特色普選」。

當時民主黨似乎聽得懂這番潛台詞。喬曉陽發表講話同日,何俊仁對記者稱,對於中央不提 2017 和 2020 有否真普選,民主黨不能接受。他們繼續聲言會否決方案。

但同時又留一條尾巴:

「喬曉陽的講話雖屬個人,但中央暫無接納之意卻很清楚。民主黨會爭取至最後 1 分鐘,也希望對話大門仍未關閉…」(張文光)[9]

否決就否決吧,民主黨還想怎樣?

更讓人摸不著頭腦的還在後頭。幾日後,情況出現戲劇性轉折。建制派及親中人士梁愛詩、范徐麗泰、饒戈平等,突然紛紛表態稱,民主黨的 2012 區議會方案值得考慮。建制人士從沒多少個人意志,他們轉口風,意味中央準備讓步了。

而讓的只是一小步 — 中央只願意採民主黨的 2012 年區議會方案一部分,將原來由區議員互選產生的五個新議席,改為由全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但民主黨其他要求,包括承諾 2017、2020 年有真普選等,中共完全不置可否,睬你都傻。

中共就此拍板。波,又交返畀民主黨。

何俊仁

何俊仁

民主黨的決定令人意外。6 月 17 日,即政改表決一星期前,何俊仁發表文章,闡明立場:

「我的建議是要在今天爭取一個階段性的、有實質進步的成果,並要在未來 10 年進行持續和長久的民主抗爭。」[10]

他們決定要「袋住先」了。

何俊仁指,雖然今天未得到北京對真普選的保證,但他仍建議民主黨支持改良方案。歸納原因有四:

一、改良方案能增加整個立法會的民選成分。增設超區五席後,泛民日後更有機會取得三分二立法會議席,從而在議會推動廢除功能組別。

二、根據民調,有六成受訪者支持通過民主黨 2012 改良方案。

三、中央已改變強硬立場,相信會為未來進一步對話會談帶來更友善氣氛。

四、若民主派放棄階段性成果,許多支持民主的溫和市民會感到氣餒,從而放棄未來的抗爭。

這立場自然在民主黨中掀起巨浪。李柱銘批評:「他們把目標轉而放在 2012 年,完全忘記了終極普選……若他們(民主黨)這樣都接受(方案),即最重要的目標都放棄了。」於是,他跟鄭家富、林子健聯署,批評方案「將民主運動推入火海」,「好心做壞事地將香港帶進普選定義含糊化的網羅」。

何俊仁當時的回應是:凡事都要妥協。「有些事情不可以一次過得到,若只談理想,硬要一次過搞掂,便可能什麼也做不到。」

民主黨主流思維很簡單:今天的妥協,該會為未來換來更好結果。

這思維有什麼根據?說到底,最核心最重要的理據其實只有一個字:

他們相信中共會信守諾言。他們相信日後可跟中共繼續對話……然後在 2017 年,香港就有普選。

民主黨就是相信。

點解民主黨會信?請看下回分解

 

註:

[1] 這番對話由劉慧卿事後複述,詳見 2010-05-27 《議事論事》

[2] 何俊仁有此憂慮,是因為當時公民黨曾構思五區總辭的三部曲,第三部曲為:如政府不回應公投結果,泛民將會再發動全體議員總辭。

[3] 《基本法》規定,政府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須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二多數通過。2012 年前立法會共有 60 個議席,換言之,泛民主派只要佔據三分一即 20 席,就可保住否決政府政改方案的權力。

[4] 引自〈論 5 區總辭 司徒華反對李柱銘贊成〉《明報》 2009-11-22

[5] 引自〈憂變 23 人總辭 何俊仁:要打持久戰〉《明報》2009-11-24

[6] 2005 年,香港政府建議 2008 年一屆立法會議席由 60 個增加至 70 個,其中分區直選和功能組別各增加 5 席。分區直選方面,由 30 席增至 35 席;功能組別方面,區議會代表將由 1 席增加至 6 席,由區議員互選產生。

[7] 詳見《民主黨政改六人工作小組:與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對話會談報告》

[8] 張文光這樣寫:「若退一步真能海闊天空,民主派已退無可退:由 2012 一人一票雙普選,退至 2012 不等值的一人兩票,即 23 萬人在 30 席傳統功能組別投票,310 萬人在新增的區議會功能組別投票,並對終極普選定義作國際認可的說明,然後藉未來的對話尋求真普選的落實。」見〈死局與活門的一念之間〉《明報》2010-05-28

[9] 引自張文光〈民主黨的路線和底線〉《明報》2010-06-11

[10] 〈民主量變推動終極普選〉何俊仁,《明報》201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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