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機會平等與社會正義

2015/3/27 — 21:11

承接我上一次的課後筆記,如果正義是評價社會制度最重要的標準,那麼怎樣的制度安排,才能滿足正義的要求?更具體一點問:我們走在一起組成社會,彼此分工合作,創造和生產出各種各樣的財貨,我們應該根據什麼原則來分配這些資源,才能說是給予每個人所應得(due),因此合乎正義呢?從1971年羅爾斯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出版至今,這個問題已成為政治哲學中最多人爭論的問題。回到現實世界,無論是香港還是全世界,社會正義也是最多人關心的議題。從財產制度到稅收制度,從醫療、教育、房屋到社會保障,其實都和資源分配息息相關。可以說,只要有分配問題,就有分配正義問題。因為制度以怎樣的方式決定人們的收入、資源和機會,直接影響我們每個人的生活。而我們作為獨立的道德個體,有要求受到國家公正對待的權利。

在以下討論中,我將嘗試提出思考這個問題的一個方向。這個方向你不一定同意,但最少可以提供一個思考介入點,讓大家了解在討論社會正義問題時,我們到底在討論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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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我經常會問同學:你認為香港是個正義的社會嗎?幾乎沒有同學會答「是」。若追問下去,大部份同學會說:因為香港貧富懸殊。這的確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例如香港的堅尼系數早已超過0.5,而且七百萬人口中有逾一百萬活在貧窮線之下。於是我再追問:為什麼貧富懸殊就不正義?難道在財富分配上,一個完全平均的社會才最合乎正義?大部份同學會搖頭。也就是說,大家也不接受「結果平等」是正義要追求的目標,甚至不見得接受「財富愈接近平等就愈正義」這種說法。

問題於是來了:既不接受貧富懸殊,又不接受結果平等,那麼基於什麼原因導致的多大程度上的經濟不平等,才最為公平公正?這是問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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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下去之前,讓我們先弄清楚為什麼在許多人眼中,貧富懸殊是不正義的。這往往要分開兩類情況來談:絕對貧窮和相對貧窮。前者針對的是貧窮狀態本身帶來的惡,後者針對的貧富差距導致的不公正。先談前者。當一個社會有許多人由於貧窮而陷於饑餓邊緣時,人們往往會出於同情心和正義感(這是兩種不同的動機)而相當直接地認為,這種情況在道德上不能接受。為什麼?這往往有三個前提:

1.饑餓會給當事人帶來(身體和精神上)極大的痛苦,而痛苦是不好的;
2.當事人不需要為他的貧窮狀態負責(或至少不用負上全責);
3.要解除這些人的這種痛苦,整個社會(尤其是有能力者)並不需要付出很大代價。
4.結論:為了免除這些痛苦,政府有責任提供最基本的社會安全網,讓那些活在生存邊緣的人得到最基本照顧。

我想這個結論,大部份人會接受。事實上,不少國家(包括香港)也早已通過各種社會最低保障計劃來滿足這個條件,使得最窮的人不至於無法生存下去。(除了上述理由,也有人會基於自利的策略考慮而贊成這樣做,例如這樣做有助社會穩定,又或像買保險那樣,萬一自己不幸去到這個境況時也能從中受惠等。)

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嚴格來說,反對的其實不是「懸殊」,而是反對社會中最貧困的人得不到基本照顧,因為這樣的社會,過於殘酷和不人道。但當這種情況得到一定改善,例如政府訂定一條絕對貧窮線,並據此設立社會保障安全網,確保跌到貧窮線以下的人得到基本照顧,政府就不必也不應再多做什麼,而應容許市場競爭導致的巨大經濟不平等繼續存在,而這樣的結果是公正的。

我估計,這是香港很多人持有的正義觀。這種正義觀一方面接受社會要有最低社會保障,同時卻又極為反對香港變成福利社會,因此會支持小政府大市場,低稅制低福利──即使這樣會導致巨大的貧富差距。(為什麼這樣的社會是正義的?背後的道德基礎是什麼?這是必須認真探究的問題,否則我們難以理解為什麼這種觀點在香港取得如此廣泛的支持。而這種支持,正是香港走向更為平等的財富分配的最大阻力。試想想許多香港人對綜援的厭惡以及對福利主義的恐懼。)

如果我們不滿意上述的正義觀,我們就必須進一步思考相對貧窮為什麼不正義的問題,即過度的財富差距本身為什麼並不合理──即使最窮者已得到基本照顧。在各種論證中,最強的也許是「機會平等」論證:這樣的社會,會使得不同的人無法享有公平的平等機會,有些人一開始就享有不應得的競爭優勢,從而累積極大的財富和社會地位,並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階級流動緩慢,甚至出現普遍的跨代貧窮。這種情況,生活在香港的人相信有很深感受。我們都知道,出生在中產階層的小朋友和成長於綜援家庭的孩子,從一開始就處於極不平等的位置,而且這種不平等會一步步拉開。贏在起跑線,是許多家長最大的目標。而這種機會不均等,其實是一種不公平,因此也就不正義。

支持機會平等的人,並不需要支持結果平等,因為結果平等本身會導致另一種不公平:一方面不同的人可能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貢獻並不一樣;另一方面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需要。不問緣由地平均化社會資源,不見得就是公平。所以,愈平等就愈正義,並不合理。機會平等的理念是:將從道德的觀點看不相干的因素(morally irrelevant)拿走,留下相干的因素,而由這些相干的因素導致的財富差異,則是合理和公正的。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判斷什麼是道德上相干和不相干?標準在哪裡?例如:今天許多人普遍都會接受,由於種族、性別、膚色和宗教這些不同而導致的機會不平等,是道德上不相干的,因此不可以接受,因此需要立法確保沒有人會因這些差異而受到歧視。這當然是極大的進步。那麼,因為家庭出身導致的競爭能力上的差異,又是否在道德上相干呢?羅爾斯認為,這些社會出身的差異只是運氣使然,沒有人可以說應得這些優勢,因此由這些優勢所導致的財富不平等就是不正義的,因此國家有理由去矯正這種不公平,從而確保所有人能夠在公平的平等機會下競爭。(詳細討論可看《正義論》第二章) 要實現這個目標,政府就不能只滿足於提供最低社會保障,還要提供義務教育,限制貴族學校,徵收累進稅和遺產稅,提高社會福利,並通過各種政策減低階級差異導致的機會不公。不少人認為,要做到這點,我們需要一個重視社會再分配的福利社會,而不是低稅收低福利的市場社會。

訴諸於機會平等,似乎為社會正義找到一個不錯的道德立足點。在制度上,它既不需要全盤接受市場卻又不必徹底反對市場,既不需要接受社會主義式的平均分配卻又可以接受高稅收高福利的福利國家模式。更重要的是,這不是妥協,而是一種道德原則:在確保機會平等的前提下,每個人可以憑著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賺取更多財富,而這種不平等是人們應得的(deserved),因此是正義的。(至於怎樣才叫滿足機會平等的要求,中間可以有許多討論空間。)

右翼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的人或會反駁,以機會平等之名來為福利國家辯護是不成立的,因為它侵犯了人之為人最基本的一項權利:自我擁有權(right to self-ownership)。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全權擁有自己的身體和能力,以及擁有由運用這些能力所產生的財富,那麼在沒有得到個人同意的前提下,沒有人有權取走這些財富。就此而言,機會平等不應凌駕於自我擁有權。

或者更直白一點說: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誰也不欠誰,每個人都得對自己的生命負責。因此除了在自由市場上基於自願交易而產生的義務,我們不需對任何人有任何先在的(pre-given)道德義務。(這樣說其實也不太準確,因為它最少要求我們有尊重所有人的自我擁有權的義務。)這是當代著名的右翼自由主義者Robert Nozick(諾齊克)的觀點(見他的Anarchy, State, and Utopia一書)。

對於這個觀點,我們最少可以有三個回應。第一,Nozick的這種人際關係想像,其實大有問題,因為人不是孤零零地活著,而是活在社會之中。當一個人在社會中獲得利益、地位和權力時,必然會對其他人帶來影響。例如甲在香港取得了一大塊土地,那麼在土地有限的情況下,即意味著其他人失去使用和擁有這塊土地的權利,那麼其他人的利益自然會受到影響。就此而言,正義問題就必然出現:為什麼甲有資格擁有這塊土地,而其他人沒有?甲不能回答說:僅僅因為我較你有更高的能力和權力,所以我就有獨佔的權利。

Nozick其實承認這一點,但他認為只要處理了土地的初始佔有問題(initial acquisition),剩下的就可交由個體在市場上通過自由轉讓(free transfer)來解決,國家不應再有任何干預。簡單點說,他認為初始佔有是公正的,只要該佔有能留給後人足夠且同樣地好(enough-and-as-good proviso)的土地就可以。先不管這個條件是否有可能實現,重要的是,只要Nozick一旦承認一個人擁有資源的多寡必然會對他人帶來影響,那麼這種影響就不可能只是停留在歷史的某個時間點,而是貫穿於我們整個生命且同時影響我們生活的每一部份,因此這些影響就必須受到正義原則的檢視和約束。(這個問題略為複雜,以後有機會再談。)

第二,既然人活在社會中,人就不是從一出生開始,就是完全自足的存有。我們每個人的能力的健全發展,都需要一個健全的社會文化環境,而這個環境的形成、發展和成熟,必須有賴政治社群不同代不同人的共同經營。就此而言,我們雖然是獨立個體,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和社會其他成員之間只有建基於「自願同意」之上的道德義務。基於公平原則,我們對於自己成長的政治社群,有一份回饋的道德義務。(當然,這份義務有多強,以及由此可以推導出怎樣的社會分配要求,需要進一步論證。)

第三,也許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機會平等原則的首要應用對象,不是個體與個體之間,而是國家與公民之間:國家有責任使得每個公民享有平等機會。這個原則往往意味著:國家由平等公民組成,國家權力最終源於人民,因此國家政治權力的正當行使的前提,包括分配社會資源,就是必須公正地對待所有公民。就此而言,國家不是市場,國家中公民的政治關係,是一種道德關係,而不是市場中純粹的經濟人的利益關係。平等機會原則預設了國家應該給予所有公民平等的尊重。

有了以上三點,或許我們就可以說,機會平等原則是構成正義社會的必要條件。如果接受這種想法,什麼樣的機會平等以及多大程度的機會平等,就成了判斷一個社會是否正義的重要標準。但去到這裡,我們仍然可以再問下去:機會平等為什麼是一種理想的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關係?它對於社會和人有著怎樣一種更為深層的道德預設?滿足了機會平等原則之後的經濟及社會不平等,真的完全沒有問題嗎?(看看今天那些發達的福利國家,經濟和社會不平等仍然可以相當巨大。)

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思考下去。

2015/3/27;GPAD1095教學筆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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