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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止暴力循環的關鍵

2019/8/15 —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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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川】

近日反送中事件已經由政治問題引發出更重大的黑道橫行與警權過大問題。很多市民見證和親身經歷了來自黑勢力及警方的肢體暴力;警方也表示承受了來自一些示威者的肢體暴力,並以此嘗試合理化採用更多肢體暴力來執法;但此舉只有觸發更多民憤和抗爭。政治問題不單未以政治解決,更衍生出正在漫延和升級的暴力現象。政府用因果倒置的偽邏輯,推說要先停止暴力才可處理政治問題,但卻從未實踐任何有效歇止暴力的措施,只是不停譴責及讓警方加強武力鎮壓,將市民和前線警員扯進暴力和仇恨的循環。為免香港市民再受肢體暴力威脅,即使在政治問題未解決的情況下,社會也必須探討和實踐有效歇止暴力的措施。

暴力消退是文明社會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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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古以來,肢體暴力是一個從未停止的人類行為及社會現象。直到現在,世界很多較落後地區中,平民在日常生活仍不時要面對肢體暴力及性暴力的威脅。研究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學家 Sonke Nietzel 指出,現代文明社會的平民之所以能享有免於暴力威脅的安全感和生活,其實是一項得來不易的重要成就。他將這成就歸因於兩個基礎:1) 國邦能獨佔合法使用武力的特權(monopoly on the legitimate use of force)及2) 國邦的權力分立與制約。在此我們簡稱為「武力特權」與「權力制約」的兩大基礎。只要我們稍加思索便會發現當中的道理,亦會明白兩個基礎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兩者缺一,暴力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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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特權」基礎:若國邦沒有獨佔合法使用武力的特權,便無法減低「民間暴力」。平民間會出現結黨並以武力爭奪利益及欺壓弱小者的現象;另外亦會有私刑達「義」的情況,西方的捕殺女巫,明清年間中國的浸豬籠,以及民間當眾體罰甚至處死皆是前期現代社會常見的情況。而這些情況出現的頻率和程度,取決於執法機關對之嚴懲或縱容。

「權力制約」基礎:若國邦沒有權力的分立與制約,便無法減低「官民暴力」。欠缺權力制約的權貴及軍人會對平民暴力欺壓,其後必然引發的平民武力反抗。另外,沒有權力制約的政體必然出現利益傾斜及執法不公的情況,亦會進一步引至民間以私刑達義的情況。水滸傳中血腥暴力卻又大快人心的情節,正是在欠缺這兩項基礎的社會中發生。

香港社會的兩大基礎如何被破壞 ?

香港是高度文明社會,對任何暴力的容忍度一向很低。但很可惜保障香港市民免於暴力威脅的兩大基礎卻在過去數月間急速崩壞。

「武力特權」基礎:打著「保衛家園」旗號的元朗 7.21 襲擊事件以及近日的福建邦活動,便是典型的私刑達「義」例子(先不論背後有否政治勢力操控)。警方對與他們有關的暴力情況(包括已經出現及可能出現的暴力),皆採取極小作為及「友善處理」,除了給予很多市民警方包庇兇徒的印象,更發出了默許非執法機關也能使用暴力的危險訊息,親手打破了自己擁有「武力特權」獨家地位。這缺口一開,已經嚴重損害警方獨佔武力特權的可靠性和道德基礎。

「權力制約」基礎:警方從 6.12 開始過度使用武力被受爭議,到 8.11 被廣泛紀錄其暴力執法,期間完全沒有讓市民看到任何自我檢討和克制武力使用的實際行動。市民眼白白見著警方涉嫌使用過度武力、違反使用武器守則、濫捕、防礙救護人員及記者工作、甚至嚴重傷害市民身體,卻投訴無門。 市民更見證政務司司長非但不能替警察失誤向市民道歉,而且還要倒過來向警察道歉。同時,立法會被建制同溫層壟斷,明顯不能完整反映民意,更起不到監察執法機關的作用。監警會的往績及對現況緩慢而無力的反應更令市民不敢對其有任何盼望。這一切都將權力分立和制約的基礎徹底毀壞。而在市民心中,警隊使用武力特權的恰當性亦所餘無幾。

倘若警方一開始便對所有使用暴力者嚴正執法(捍衛「武力特權」基礎),同時一直堅守最低武力原則,並大方接受外界的監察和權力制約(守護「權力制約」基礎),武力示威者是絕不能撼動警隊的執法恰當性和權威,武力示威亦較易在缺乏民意支持下式微。因此,歇止暴力循環的關鍵不在於譴責激進示威者的不恰當,而在於重建警察在大眾市民心中(使用武力特權)的恰當性。否則,種種的官民暴力和民間暴力將繼續接踵而來。

重建兩大基礎   停止社會倒退

政府及香港人當務之急,確是放下政見分歧,但卻不是跳步往經濟民生議題,而是透過修補兩大基礎,盡快重建香港警察在大眾市民心中使用武力特權的恰當性。就此,政府及警方必需做到兩點:1) 對元朗 721 襲擊的施襲者以及其他非法暴力傷害他人身體者,一視同仁地嚴格執法,並向市民大眾清晰交代其中細節。2) 對行為失當或指揮失當的高級警官以及違反守則的警員進行合乎比例的問責並作公開交代;同時著手建立比現行更有效的監管制度,例如改革及擴大監警會的職權或另立更具權力的監察公署,以向公眾證明執法機關也面對有效的權力制約,讓市民重建信心。

倘若警察失去使用武力特權的恰當性,香港人活於暴力威脅的恐懼下,社會倒退至如斯田地還有甚麼本錢談經濟民生?若然企圖跳過這兩大基礎,光靠控制論述來強行重建警察的恰當性和推進社會發展,就有如豎立短樁的高塔,不只是對民情的誤判,更是對歷史和人性的無知。

作者自我簡介: 香港心理學會註冊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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