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歷史在這裡沉思:文革五十

2016/7/6 — 20:18

讀書好製圖

讀書好製圖

五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將中國帶入浩劫,
五十年過去,
當殘酷悲慘淡出,強國崛起淡入,
大家似乎忘記了,文革其實並未過去,
歷史一直在沉思,
究竟是甚麼原因,製造出現代中國人的集體悲劇。

文化大革命是現代中國史的頭等大事,五十年前中國年青人在共產黨的號召下,投身革命洪流,組成紅衛兵,保衛毛澤東的革命路線,鬥倒復辟的資本主義人物,全國在革命的包裝下陷入了動亂。毛澤東通過文革,以紅衛兵打碎黨和國家組織,重新將權力集中在他自己個人手上,但紅衛兵運動逐漸失控,派系之間武鬥開始,於是毛派解放軍鎮壓,文革中大量人命傷亡,主要是鎮壓紅衛兵,而非來自派系廝殺。文化大革命造成近八百萬人死亡,大量文物受到破壞,知識分子遭殘酷迫害,傳統價值崩潰,無法無天,暴力行為氾濫,國民經濟瀕臨破產。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大權在握,宣布四個現代化,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革路線,認為是毛澤東晚年在四人幫誤導而犯下的重大錯誤。共產黨所以對文革的反思草草收場,是因為這場中國人集體悲劇,是自三十年代延安開始,一步一步發展出管治人民的手段,最後失控演變成群眾暴力,一旦要徹底批判,勢必觸及共產黨的集體責任。於是,文化大革命就這樣被人遺忘,以至五十年後,蛻變成一種集體懷舊,以為唱紅歌就是緬懷六十年代的青春浪漫歲月。

西方浪漫化

廣告

其實,四九年後共產黨決策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四千萬,但為何同樣犯下屠殺罪行的希特拉、史太林、赤柬波爾布特被視為大魔頭,毛澤東仍然受到內地人,甚至外國人所祟拜呢?這不得不由毛澤東形象塑造說起。在共產黨的宣傳中,毛既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也是中國民族主義者,他不單有一套革命理論、世界觀,同時亦有中國文化詩詞歌賦的修養。他不單止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其反官僚主義,號召青年造反,在六十年代成為革命浪漫符號,猶如古巴革命英雄哲古華拉。毛最先運用西方左派支持者作形象工程,是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的作品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譯作《西行漫記》。1936年在延安採訪共產黨高級領導人,斯諾生動的講述了長征,同時還有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等多位領導人的傳記。斯諾身為國際記者使他的報導具有很大的權威性,這本書對毛在西方世界建立抗日英雄及土地改革者的形象極其重要,對西方知識分子有深遠影響。毛代表了中國人走自己的發展道路,拒絕西方資本主義,毛是實現人類理想主義社會改造工程,並非為了私心利益的大獨裁者。

廣告

史太林傀儡

但隨着近年西方學者研究中共建政初期至文革一段歷史,毛澤東的符號化革命英雄形象,逐漸剝落。俄國學者阿歷山大潘佐夫根據蘇聯共產國際的機密檔案,重構毛澤東的形象,指出他不過是史太林的忠實信徒,重要決策均按史太林的指示而行。史太林就像木偶師,在莫斯科培訓的幹部、共產國際人馬及毛土炮遊擊隊之間,舞弄操控,毛對史言計聽從,史便支持毛取得領導權。至於被中共宣傳為偉大革命理論:毛澤東思想,是經蘇聯專家審查是否符合史太林的觀點。斯大林在世時候,毛始終生活他的父權陰影下,中共參加韓戰就是史愚弄毛的好例子,韓戰由史太林一手策劃,史太林並沒有打算統一韓國,而是設法讓美國不只和北韓交戰,也和中國冲突,希望藉此削弱美國。毛澤東一頭扎進史太林鋪設的陷阱,在史太林答應給的資金和武器還未到位時,就派出數百萬所謂的「志願軍 」,此後幾年在朝鮮的血腥鏖戰,使得近百萬官兵成為毫無價值的炮灰,包括他當作接班人培養的兒子毛岸英。其結果是扶植了一個比中國更殘暴的金家獨裁政權,以及中國與西方文明世界隔絕了近三十年之久。

賭徒

與潘佐夫研究相呼應的,是兩位哈佛大學中國史專家Andrew Walder及Roderick Macfaquer,Andrew Walder在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分析毛不斷激進化的原因,他認為毛對理論及意識形態的東西認識很膚淺,他對馬列的認識不過是來自1938編輯出版《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此書出版目的是要推廣史太林模式,史認為:「《簡明教程》的一項任務,就「是要清洗腦筋,以免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些眾所周知的概念和術語低級趣味化,完全恢復作為布爾什維克主義財富的那些觀點,使其不受灰渣的侵襲,使其不被低級趣味化。」毛將簡明教程奉為神明,加上陳伯達的執筆,就產生了永遠偉大正確無誤的毛澤東思想。共黨不斷宣傳毛的戰爭理論,包括遊擊戰理論,是另一個洗腦技巧,以掩飾蘇聯紅軍協助中共軍事佔領中國大陸這真相。遊擊戰從來沒有發揮作用,在蔣介石圍堵下一路長竄逃亡,是抗日解救了共產黨,而在史太林指示下,共產黨沒有正面與日軍交鋒,只是一味擴大蘇區根據地。中共建政猶如北韓、東德、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波蘭一樣,二戰紅軍攻打納粹在軍事佔領下扶植親蘇傀儡政權。毛在Andrew Walder口中更似一位賭徒,美其名稱為機會主義者,他肯冒險,一計不成就另生一計,快速轉移目標,他一生人賭贏過,就是在1945年堅持快速佔領華北,與國民黨決戰,史太林當時判斷反而是保守,認為短期無法打敗蔣介石。毛賭贏了,結果他就更加自信,在四九年後就拿人民作賭注,相信可以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與蘇聯老大哥爭奪國際共產運動領導地位,不理大饑荒正全國蔓延,最終導至四千萬人餓死。大躍進失敗告終,造成大災難,但毛賭博心態不變,希望再博一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比大饑荒更嚴重的暴力正式以文化大革命之名上演。俄國教授潘佐夫認為毛的本質是:「通過欺騙和暴力,把極權的社會主義强加在苦難已久的中國人民身上,逼迫他們墮入血腥的社會實驗深淵。數億人因此吃盡苦頭,數千萬人更因飢荒和鎮壓而死于非命。」

沒有兩條路線

對於毛澤東與現代中國史關係,一般人均突出毛的個人作用,認為毛是高於共產黨,也一直以「兩條路線鬥爭」去詮釋大躍進大饑荒後共產黨高層分裂,毛派視為激進派,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則視為反毛的務實派,最後導致毛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近年對共黨領導層的研究顯示,劉、鄧、周一直是跟隨着毛的指示工作,劉少奇更是毛堅實的支持者,在延安時代提出毛澤東思想,大搞個人崇拜的就是劉少奇。Frederick Teiwes及Warren Sun二人長期研究共產黨精英鬥爭,他們認為劉鄧是在大躍進出事後才改變立場,由此而被毛批評,但劉鄧仍然是毛的忠實追隨者。毛、劉、鄧三人關係密切,毛定下大方針後,劉負責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毛決策加以完善補充,而鄧領導中央書記處,執行具體部署,兩人以唱雙簧的方式為毛決策背書,大躍進決策就是這樣進行!1956年周恩來提出反冒進,鄧小平翌年就主催反右運動,為毛的政治反擊鳴鑼開道,1958年二人附和毛指責周恩來犯錯,一齊附和毛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在整個大躍進災難中,劉鄧一直推銷全民大煉鋼及人民公社,最後,在1959年廬山會議中發難批評毛澤東大躍進災難,就只有彭德懷一人。

唯毛是從

毛之所以將其他人玩弄股掌之間,在於毛在黨內地位無人可以挑戰,劉、鄧、周等均是毛的追隨者。研究顯示精英之間沒有太大分歧,他們有的就是「懼毛症」Fear of Mao ,當毛未表態前,各人還可以有自己立場,毛一旦表態後,人人就爭相跟上,以免自己落後於形勢。毛之反覆及疑心,是懼毛症的來源。根據Roderick Macfarquhar及Michael Schoenhals在Mao’s Last Revolution一書研究,毛 的多疑來自幾方面,首先在意識形態上他對修正主義蔓延帶來危險的迷思,擔心革命江山變色,第二是在權力分配上對實權人物貳心反撲充滿疑慮。這兩種疑慮引致他的決定多不循常規,不顛覆整個政治體制與現狀不罷休。兩人認為有 關 「 一 小 撮 」「 壞 人 」 從 中 作 梗蒙蔽聖上是不存在。他們點出毛其實是在資訊來源無虞下任意擇取、拼湊符合其意的圖像,根本沒有下級誤導上級情況。作者參考其他學者研究德國納粹希特拉、赤柬波爾布特(Pol Pot)時,形容下屬多是竭盡所能探測最高領導人諱莫如深的態度,書中提出「working toward」概 念,即是「揣摩上意」的行為模式。毛是知道其他人在揣摩上意,在文革中毛澤東刻意地隱蔽自我,就是為了佯裝欺敵、出其不意,以文革初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為例,劉少奇、鄧小平認為派工作組主持,毛不表態,到布置妥當後便發難,或見機而作、掌握至高點而表現出模稜兩可的意向,待最後需要打倒他們時就亮出底牌。1964年陶鑄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革小組組長,大力宣傳毛的革命理論,但當陶沒有如毛期望攻擊劉少奇,陶鑄就立刻被打倒。毛用「後發制人、引蛇出洞」的方式,整治威脅他地位的人,一個一個將他們打倒。他們從來沒有想過,毛會這樣對付自己,包括在延安時代起而當其左右手的劉少奇,只因為在獨裁者身旁,容不下威脅權位的第二把手。

毛將全國帶入動亂,唯毛是從者都是合謀者,即使他們最終自己也被暴力所吞噬!

Pop Mao 

文革物件 

 

原刊於讀書好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