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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回歸論的萌芽與夭折:從曾澍基早年的幾篇文章說起

2016/1/28 — 18:25

資料圖片:曾澍基,圖片來源:曾澍基facebook

資料圖片:曾澍基,圖片來源:曾澍基facebook

【文:羅永生】

前言

過去數年,香港社會躁動不安,人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大幅下跌,本土意識急速膨脹。重新評價過去三十年的政治發展道路,檢視香港和中國的關係,以至質疑本地泛民主派一貫的抗爭策略和一直沿用的民主運動模式,成為一個熱門的公共議題。三十年前,部分香港青年介入香港前途問題的爭議,提出「民主回歸」的方向,及後部分人更成為民主派領導的重要人物。他們過去的言論和行動,成為今天的歷史回顧和反思的對象。當中國人大關於香港普選的所謂8.31框架公佈之後,不少人感到非常憤怒,無論是立場相對溫和還是相對激進的新老民主運動參與者,都發出「民主回歸」已死的哀嘆。自此,不少評論都將爭取民主失敗的責任推到「民主回歸」路線的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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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三十年前「民主回歸論」出現的歷史脈絡,以及「民主回歸」的主張在中英談判期間的實質影響,以及繼後這幾十年來作究竟「民主回歸論」塑造了怎樣的具體實踐內容等等問題,上述那些「原罪審判」式的評論卻往往輕輕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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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網媒《立場新聞》為推動民主回歸論最積極的政治組織「匯點」做了一個分八期刊登的專題報導,詳盡深入。將「匯點」由創立以至分裂、解散過程的內外矛盾一一展露,為歷史深度的反思和評價進行了有用的梳理。可是,這個將焦點放在單一組織身上的分析,並未能涵蓋那個孕育出「民主回歸論」的 (包話社會、政治及思想話語上的) 大環境。本文希望在這方面能夠補充這個空白。筆者在下文主要圍繞曾澍基在不同時期的幾篇文章,試圖說明這位備受各方敬重,而同時對民主回歸論的形成起過重要作用的人物,當時是如何思考和判斷相關的問題。本文並且期望由他創造的這些文本出發,帶引出當年與今日替代民主回歸論的另類思考。

香港往何處去?

首先是刊登在1975年12月5日港大學生刊物《學苑》的一篇曾澍基的演講稿,題為「香港往何處去?」。[1]他首先從分析香港政治經濟狀況入手: 他認為香港的政治現況是代表英國及本地少數資本家利益的落後政治架構,而因為英國下議院已在六七及七四年表明了,這不合理的架構將來並不會有憲法上的改革,所以改良主義的改革必須失敗。再者,香港是一個高度壟斷的經濟制度:自由放任只是讓壟斷財團自由地剝削的口號,而壟斷資本也會迅速地國際化,與大多數人的利益尖銳地衝突。他的結論就是,為了建立公平合理的、消除剝削的政治經濟制度,只有一條道路可走,就是徹底地改變殖民地主義和龍斷資本主義的政制。

接著下來,曾澍基分析了對中國的看法:他分別介紹了文革中的極左派和香港托派的觀點:前者認為中國基本上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因為黨及國家機器代替了人民,實施行了國家極權資本主義。新生國家資產階級剝取了大部分勞動的成果,鼓吹個人崇拜,支配人民思想,需要一個全面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革命。但托派則認為中國經濟仍屬社會主義性質,但政治上出現了官僚層,因此中國的社會主義是戀態、墮落的。由於官僚層阻碍了群眾的創意及經濟發展,剝取了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所以中國需要一場政治的革命,推翻官僚以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因此,托派積極鼓吹香港人進行反資反殖的鬥爭,在意識形態上和組織上武裝起來,可以成為中國群眾反官僚力量的助力。如果形勢許可,香港的群眾可以武力奪取政權,成立一個工人政權,與中國官僚層對抗,以引發國內的革命運動。

對於上述兩派的中國分析,曾澍基都有保留。他同意中國在多方面都有驕人成就,從一個爛攤子成為一個初步昌盛繁榮,獨立自主的國家。但存在問題很多,特別是政治的。中共以政治手段解決文化、文藝問題。上層黨政人員掌無限權力,缺乏人民監察,助長官僚主義、修正主義。這並不是官方所說是乃資產階級的殘餘,或外國資產階級的鼓勵所導致。他認為中國應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化,把權力下放。容許有各種傾向社會主義的黨派存在,並確立明確的法律制度。很明顯,他並不認同文革極左派逃港紅衛兵的判斷,要再次發動全方位的中國革命,而是認為基本上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需要一場民主運動去改革官僚主義。

他認為這種社會主義民主化的目標是「可以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進行,由下而上地迫使上層把權力下移」的。他亦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有基本的不同,後者的改革需要革命,前者的卻不一定。他還引用1968捷克出現的「布拉格之春」說明當時捷克的共產黨在杜錫克領導下仍有實行民主化的機會。如果不是蘇聯坦克佔領捷克,這個非暴力民主化運動是有機會成功的。他也樂觀地認為,一直以來中共上層幹部是比較自覺的,如群眾的志願可以藉大規模的運動表達出來,所以民主化運動成功的機會不會太小。他又指近來大規模的工人運動相繼出現,例如杭州、黑龍江的事件,都象徵工人開始進行由下而上的運動。經歷過文革的青年亦開始反省他們對中國的看法,新思潮正不斷滋長。所以在中國,變革的力量是存在的,可以有所發展。從上述分析可見,雖然曾澍基是以身為「社會派」的學運領袖而知名,但他在相當程度上是受到毛派所重視的文革經驗和群眾運動實踐而對中國當時仍然屬社會主義的判斷。

與中國「復合」的雙重任務

基於上述對香港和中國的綜合分析,他認為「在香港,反殖的目標應是與中國復合,反資則是溶入中國民主化運動內。……我主張香港應進行一個以廣泛群眾為基礎的大規模的反資反殖運動。」

而為了突顯他對中共(及其對港政策)是有批判的肯定,他也嚴辭批評香港的左派工會,說他們亦反映着中國權制的缺點,如過分集中的權力;在一些問題上不能充分照顧下層群眾的意見,在對付通貨膨脹的問題和政策是「過右」。他也指出白領工人和青年學生應該是新的團結對象,因為他們文化水平高,容易接受開放、進步的思想。他說,

「在香港進行反資反殖的同時,應對中國加深認識,檢討和批判中國的政制。如果香港要成為中國民主化運動的一部分,對中國的認識及批評就非常重要。當時機成熟時,即動員群眾;在意識方面,在實際權力掌握方面成熟時,應主動地提出與中國復合的口號。與中國復合可以通過談判,形式由英國、香港及中國三方的談判來解決,當然主動的一方應是香港和中國。當香港與中國復合後,香港的運動立刻成為中國社會民主化運動的一部分。」

簡單來說,曾澍基也贊成「國粹派」學生所說要認識中國,只是這種認識是要促成香港與中國復合後,使香港的反資反殖運動立即成為中國社會民主化運動的一部分,而不是僅僅要建立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最後,曾澍基在總結中提出一個「雙重任務論」。他說,「香港人民有雙重的任務,不只是針對香港問題,亦針對中國問題。但整個香港的發展要與中國的發展相配合。究竟中國的民主化運動是以甚麼方式進行?速度如何?對香港都有極大的影響。可能當香港的運動未成熟時,中國的民主化運動已大致上成功了,那時可能是中國主動提出收回香港,結束殖民地統治。也可能中國的民主化運動還未開展,那香港將要扮演一個較重要的角色。但這種種的具體問題在現時是不可能預計的。但我覺得現時要開展對香港前途的討論。至於認識中國,不應是那麼消極地適應或服從中國的政策,而是積極地提出批評,尤其是當國內的人民都開始提出不同的展望時。」

認識中國 vs 反資反殖

曾澍基這篇演講是發表於1975年,當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在整個七十年代上半葉,香港大專校園內各派的大學生活躍分子,正在為香港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辯論不休。例如發表於1973年5月16日的《學苑》,署名「肖其」題為《從大方向到現狀與個人》的文章,就曾這樣描述過中國和香港在學運方向上的優次關係。[2]這位隷屬於國粹派陣營的作者說:

「從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學生界先後提出『關心香港、改革社會』和『向心中國、致力香港』兩個口號。從前一個口號的局限於香港社會到後者提出的『向心中國』,是一個躍進。……[但]政治局勢影響所及,一般人對『國家』的觀念都是茫然的。『向心中國』畢竟還是空口的『向心中國』;連中國也不知在何方,那又向心甚麼呢?還是『致力香港』比較實際一點。[但]這兩年來,隨著同學對社會的了解加深和一連串社會突發事件的發生,使人逐漸認清殖民地『繁榮安定』背後的醜惡與黑暗;再加上國際形勢的轉變,中國的日益強大,更使人感到對自己的國家認識的迫切。『認識中國、反對殖民地主義』很當然的成為了我們學運今後的路向。」

不過接著作者又立即嚴格地分清「認識中國」和「反殖」之間的從屬關係,寫道: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我們打倒了殖民地政府之後,又怎麼樣?難道搞香港獨立嗎?這是每一個有血性良心的中國人所不願見到的事。談愛國,做事就得以國家的利益為大前提;我們都是中國人,是絕對不願意見到香港的學生運動損害到全中國的利益的。在香港,若不放眼世界,縱觀國際大局,而單談打倒殖民地政府,不確及全中國的利益,是狹隘的左傾盲動…….在這裡單談打倒殖民地政府,而不去切實的認識自己的國家,是主次易調的行動。」

將「認識中國」牢牢地安放在「反對殖民主義」之上,這是當年大專學生運動中國粹派路線的總綱領,他們認為香港的命運和出路全在於中國,而「反殖」本身除了是成為增加「認識」的手段之外是沒有意義的。肖其一文就提到,「若希望在殖民地主義的社會制度下得到甚麼理想的改革,那是妄想的;其實若果能夠將這個社會制度改革到完全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這個社會也不是殖民社會了。」換言之,對國粹派來說,「反殖」的改革只是「加深殖民地社會認識和揭露的一種鼓勵」,「爭取改革便成了認識事物的手段,從而加深對殖民地社會的認識和揭露,也更堅強了我們要徹底推翻殖民地主義的決心。」

與這種「反殖」行動的犬儒態度針鋒相對的,是由托派及其他非親中非毛派的新左翼(包括托派、無政府主義等)所提出的「反資反殖」路線。他們認為在香港反資反殖,不單有爭取香港本地社會改革,繼而造就革命條件的意義,更加有激發中國國內挑戰官僚特權的意義。

作為一名「社會派」的領袖,曾澍基並不贊同國粹派對中共政策路線的言聽計從,也不接受國粹派認為「反資反殖」是從屬於「認識祖國」,所以在《香港往何處去?》這篇演講中,他並沒有把焦點放在「認識中國」,也沒有一面倒地歌頌中共的成就,以低貶在香港進行反殖反資運動的意義。相反地,他直接了當地提出了香港在殖民地政治和經濟上的死局,這些死局讓他得出香港殖民和壟斷資本結構乃無葯可救的事實,間接說明反資反殖的合理性。可是,他也開宗名義就提出,香港前途一定要與中國結合來看。他在文首就提出,「問題不在香港何時或應否歸返中國,而是香港應以那種方式與中國復合。」他邀請他當時的聽眾/讀者,思考中國的發展和香港未來的發展,應該如何互相配合。

理想主義年代的辯證綜合

置放在當時國粹派與托派對辯,各執一些先驗的命題相持不下的狀況,曾澍基的「中港復合論」和最後提出的「雙重任務論」,可說是一種相當精巧的「辯證綜合」。他要求從動態的角度去看待中國和香港。他當時要求的「復合」,不是出於「香港從來都是中國的神聖領土」這些民族主義宣稱,也不一定是中國作主導的「回歸」(當其時並沒有政治上「回歸」的議題),而是討論到要按中國和香港民主運動的實際情況,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可由香港或中國任何一方提出的「復合」。而為了這種「將來復合」,認識中國就是題中應有之義。和國粹派「認識中國」論不同的是,曾澍基的「認識中國」既不是為了「消極地適應或服從」,也不是只是為了「重拾中國人身份」,而是製造條件,讓雙方發展出來的民主運動力量可以互相促進。

七十年代是一個動盪的年代,也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年代,當曾澍基目睹蘇聯入侵捷克,粉碎「布拉格之春」之事,他沒有跳到蘇式共產主義極權底下,民主必然會失敗的結論,反而是從杜布切克的能夠上台領導改革,看到社會主義仍存有自我革新可能的啟示。他當其時身處的時代,也令他無法想像和預知後來諸如「四人幫下台」、「鄧小平復出」、「開放改革」甚至「中英談判」的出現。但正是在這類近羅爾斯設想的所謂「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前提下,我們才看得見一種讓後來「民主回歸論」萌生的思想準備。

這種中港「復合」思想是從動態角度去衡量香港的問題和中國的問題。香港和中國都被想像成各自有內在矛盾和變革動力在內部的社會。而「復合」並非給構想為一個按期必須實行的進程,而是雙方在追求變革過程中,可以如何產生相互影響時採取的一個選擇。究竟是將來會是由香港影響、帶動中國,還是由中國帶動、影響香港,這是一個開放的命題,端視乎各自在發展民主運動的方式、速度。在這前提下,香港前途應該積極地被討論,而認識中國也有一個目標,因為認識不應為被動服從而服務。這種主張,在相當時的大專學界是獨樹一幟的,因為在香港的毛派、國粹派和傳統的親中「左派」都只是形而上學地抱持「國家必須統一論」。並且據之而否定香港有自身發展革命的可能性和需要。

不過,曾澍基的這套「雙重任務論」在提出的時候雖然並沒有變成一種政治的旗幟,但是,認真看待香港的改革/革命議程,以及如何和中國的革命或民主運動產生互動的問題,在七十年代末的香港,一直擾動著激進青年的心情。曾澍基參與編輯的一份名為《左翼評論》的刊物,在1977-78年間就發表過幾篇文章,討論香港的革命策略。[3]其中一篇署名「吳也民」的文章,就大肆批判當時流行的各式各樣逃避香港革命問題逼切性的思想。[4]作者認為無論是托派、香港「左派」、毛派、「社會派」、無政府主義者,甚至資產階級保守派和改良派,都犯上「中國遲早解放香港」的宿命論謬誤。他認為這是一種思想上的麻痺症。而署名梁木的吳仲賢,也就此而回應,認為縱然「解放香港宿命論」是不對的,但也同時他也以實例說明中國龐大的陰影存在,使得中國問題不可能不是香港現實鬥爭中的一個十分重要問題。[5]

五星旗下的香港

在1975年,曾澍基提出這種辯證的「雙重任務」論去理解「復合」與中國和香港革命的互動。但在七年之後(1982年),香港前途問題就突然從推想、選擇變成現實。四人幫下台、文革終結,鄧小平復出後的「開放改革」政策,以及以收回香港作為中共轉向以民族主義樹立意識形態基礎的轉向,把香港前途問題推到台前。這意味著中共採取了主動,以自己選擇的方式令香港「回歸」。這個時期,曾澍基開始和志同道合的論政者,力排當時主導的「維持現狀」論,另自提出關於「民主回歸」理念的各類相關構想。

在當時出版的一本名為《五星旗下的香港》小冊子當中,曾澍基等編輯了發表在報刊上的多篇文章,作者群包括吳南山、方卡謬、王卓祺、艾凡、魯凡之、吳默然等。[6]在這部小冊子中,曾澍基有兩篇文章:第一篇明為《改造現狀的考慮》。文章中,曾澍基既援引「民族主義」原則,也訴諸現實的政治經濟考慮,並提出著名的「歷史契機論」。[7]他寫道:

「九七問題,在既得利益集團營造之下,變成是收回或「維持現狀」的抉擇問題。這種簡化自然有其意識形態的作用。實際上,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始終要回歸到祖國的懷抱,無論從民族主義原則或實用的政治經濟考慮出發,這都是不爭的結論。」

他又說:

「剛巧有這樣的歷史契機:由於對中國的現代化有利,香港無必要立刻收回,一個過渡時期乃成為可能。這個過渡時期對中國和香港的民眾雙方都有好處,中國可以繼續利用香港賺取外匯,開展資本及技術引進,香港的民眾可有較多的時間適應,而不須一夜之間從「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躍進社會主義社會之中,距離逐漸拉近,陣痛乃可減弱。但過渡時期之作為過渡時期,意味了「現狀」必須不斷改變,因為最後香港仍要溶入中國的政經文化體系裡去。」

在提出過渡期內香港政經制度可作的各種安排之後,作者說,:「一句話:在過渡期內,香港應實行半民主的、改良了的資本主義制度。這種制度和民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現正企圖邁向的目標距離是拉近了。隨著形勢的變化,民主和經濟『社會化』的程度可以加深,政治經濟制度亦可加強掛釣,在初期則不必過於急燥。」

很顯然,在這篇發表於1982年8月4日的短文,曾澍基並沒有堅持他在1975年的演講中從中國和香港革命的高度去談香港與中國的「復合」,亦沒有再提出「當香港與中國復合後,香港的運動立刻成為中國社會民主化運動的一部份」的觀點,或者以「英國、香港及中國三方談判」來解決與中國復合的問題。相反地,曾澍基在文中逕直就視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的談判,乃一項「歷史的契機」,這個契機可以有助實現的是在香港實行改良的資本主義。在這個新的「改良了的資本主義」香港底下,他認為只需實現一個「半民主」的制度。這樣的話,香港就能夠和中國正邁向的「民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制度」拉近距離。

另外,他在同書另一篇訪問記錄中也談到「非殖民地化歷史潮流難以改變」,並且提出一個「過渡期論」。[8]他說:

「我覺得現在中共主權下的資本主義可作為一個過渡時期的形式,使香港從一個自由資本主義制度過渡到一個社會主義制度。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可加深社會化,逐漸與中國接近。如果這樣看,香港的前途問題並非是拖多久的問題,而是怎樣使香港過渡到中國的體制裡的問題。」談到這個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過程,曾澍基說:「在過渡時期,香港是在中國主權下的一個改良了的資本主義特區,所以經濟運作的原則依然是資本主義,如私有產權應該維護,而改良的意思是在福利制度方面。財富較為均分,經濟方面改正現在過分著重金融地產,政府介入去援助實業產的工業發展 ,提供較多的就業機會。」他在訪問中最後又補充道:「有一個原則很重要,需要強調,當我們考慮這個過渡期的體制,應該用這個機會,改善香港整個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加強福利,改變不正常的發展途徑,法律、民主的代表性。」

很明顯地,從比較兩個不同時期的言論,我們可以看出,1975年與國粹派的交往辯論,使得曾澍基與民族主義保持較為遙遠的距離,對香港的反資反殖鬥爭持更為肯定的立場,更加不相信香港的反殖問題,可以假手於中共的政權和他的代理人(即左派工會)。當時的曾澍基,更加重視香港如何能成為中國民主化運動的一部分,更加重視要在「意識成熟和實際權力掌握方面成熟時」,香港應主動提出與中國復合,進行香港有明顯角色的三方談判,解決「復合問題」。但是,在1982年抓著「歷史契機」的曾澍基,則將上述這些香港與中國復合的目標和前提大部分都拋諸腦後,轉而主張不能讓「現狀」維持下去,進而鼓吹利用收回主權的機會,在香港推行一種改良的資本主義模式,踏上邁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期」。而為了與那些鼓吹「維持現狀」的右派辯論,曾澍基的反殖論調即時套上了強烈的民族主義論述。並以民族主義原則,代替了本地反殖的考慮。更加訴諸於非殖民地化為「歷史潮流」這種目的論歷史觀。大柢在1975年到1982年之間,中國的巨變,例如四人幫的倒台、文革的終結,鄧小平的復出等,令曾澍基改變了認識,認為香港的殖民資本主義制度只有透過「改良」才能一步步與在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銜接。中國和香港兩地「革命」的考慮和構想已經在他的視界之外。

民族主義與《巨龍口裡的明珠》

1984年出版的另一本曾澍基文集《巨龍口裡的明珠》內,收錄了一篇題為《民族主義、回歸與改革》的文章。[9]文章中,曾澍基將矛頭指向當其時「維持現狀」論者。他以維護民族大義的角度認為「[對]三條不平等條約的立場態度,是香港知識分子的最佳考驗……爭議所涉及的,遠超出討價還價及力量對比問題。它根本就是民族尊嚴和歷史立場問題。」他認為,「反對『回歸』的人士之中,並不全部都是否定民族主義的,他們有些可以容忍民族主義,有些甚至自認是民族主義者。……他們不應該利用對民族主義的否定來為『維持現狀』的意識形態張目,而應該把對民族的認同與對政權的認同加以嚴格的區別。」

可是,曾澍基作了如此強烈的民族主義宣示之後,他也認為「香港前途問題當然不單是民族主義問題。」他說,「在價值取向的層面,它牽涉到對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混合經濟?自由民主?)的取捨」他更坦誠地說:「很多時,對民族主義的態度只是一個幌子,真正的問題是對社會制度的取捨,以及方案及策略的考慮,擁護自由資本主義的人士所否定的,是中共的社會主義多於民族主義……」

接著,他表明他的價值取向是支持民族主義,但亦不只是民族主義。他說:他認為「民主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道路也是香港未來的最佳選擇,雖然這個選擇的實現日期可能是數十年後的事。」他說道:「民族主義與社會制度的取捨卻是相輔相承的,單有前者而沒有後者,我們可能變成盲目的、感情用事的民族主義者,就像部份七十年代初的『國粹派』一樣;單有後者而沒有前者,我們的理想亦無所寄託落實」。

曾澍基說他主張回歸,但卻不主張順從。過渡期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都是我們爭取的目標。他又說:「無論如何,誰也不會天真到認為一個理想的過渡體制會自然降臨,它只可能是我們爭取的結果;而且,一部份人士對中共的恐懼亦不可能在中國變成更合理的社會制度後才會真正解除,香港的前途最終決定於中國的前途,民主的中國才是民主的香港的最佳保證。」他認為,他提出的不純是理性的分析,他說:「在我們眼前展開的並非一片坦途,大多數人其實都明白這點……筆者的論點如有甚麼特別的話,便是主張我們應該積極地迎向未來,接受歷史的挑戰。但積極性是需要支持、需要鼓舞的。在這方面,純粹的理性分析、狹窄的自利主義,都無法向我們提供必需的動力……香港和中國前途既然緊密地連繫在一起,民族主義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我們向前邁進的動要推動力之一。

最後,曾澍基也承認民族主義與中共的態度之間並無任何必然的關係,反共的台灣政權也鼓吹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只是必需但非充足的條件。但他斬釘截鐵的否定他所稱之為「香港式的本地主義」作為一個社群的認同。他說:「筆者反對獨立,不單只由於它沒有可能(它明顯地沒有可能),而且還因為(一)對這些急就章的本地主義完全不能認同,甚至感到厭惡,這些突然而來的對香港的熱愛本質上其實不過是個人主義甚或是自利主義的最新變種;(二)深切地體會到這個殖民地根本就沒法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獨立的精神式文化系統,百多年的屈辱和廿多年的物慾主義根本沒有給予自足的文化基礎任何機會。換言之,香港就是沒有獨立的精神條件。」

八十年代初期當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的展開談判時,大專校園的學生運動已經走向低潮,不復見七十年代那種「火紅年代」的氣氛。而在保釣後一度獨領風騷的「國粹派」也因為四人幫的倒台而分崩離析。可是,七十年代遺留下來的中國民族主義熱情,仍然非常普遍。當年曾經扮演國粹派批評者的社會派領袖曾澍基,卻取代了國粹派學生維護中國民族主義的角色,甚至激烈批評偏離民族主義的選擇為支持港獨。如斯論調,其實與七十年代初親中左派青年刊物對「港獨」的批判如出一轍。[10]但事實上,當時反對中國收回香港的建議的主流意見,其實是「維持現狀」而非要求獨立。當時能夠被指認出來的反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聲音,其實只有文化雜誌《號外》的編輯陳冠中和中文大學政治行政系的講師黃宏發。前者早在1980年(當時還未有中英香港前途談判的爭議出現)就在《號外》發表過幾篇支持港人有權自決的文章,也為文批評過民族主義乃落伍思潮。而黃宏發則從自由主義的原理出發,發表過一些香港人有權自決的說法。這些零星的有「本地主義」色彩的聲音,並無引起過明顯的政治效果,雖然在港大「致戴信事件」和中大校園內先後引起了熱烈的爭論。[11]

對改良資本主義的批駁

不過,雖然當時的社會和大學校園都已失去了探討革命問題的熱情,只有很少數的人可以從革命的角度去再思考中國與香港關係,以及為香港前途找尋答案。但是在校園以外的青年激進主義圈子,仍然有一股左翼激進主義的力量,質疑由曾澍基提出的民主回歸構想。當時,托派的運動組織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革馬盟)及其刊物《戰訊》,花了不少篇幅討論香港前途問題。1983年1月5日,《戰訊》就發表了數篇梁國雄(署名小兵)的書評,逐一批駁上述曾澍基等編輯的《五星旗下的香港》小冊子。[12]在《一評《五星旗下的香港》評曾澍基有關「改良資本主義」的過渡構想》中,作者尖銳的批評了曾澍基的過渡期論。作者說:

「由於這本小冊子堅持了民族立場,同時又主張實行「改良的資本主義制度」,是頗能迎合時下一般知識份子的心態的。同時,也使一般勞動群眾得到安慰,不需擔心收回後生活水平下降和接受官僚統治。再者,中共又不謀而合提出了類似的方案,增加了它的可行性。所以它勢必會成為有愈來愈多信徒的意識形態。」

梁國雄認為,中國和香港之間隔着一條「制度」的鴻溝,中國收回香港,意味着香港將溶入中國的政經制度,即完結必須改變的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但曾澍基卻訴諸一個過渡期的理論來調和兩者之間的矛盾。他認為,這只是為中國和香港勞動者帶來幻想的海市蜃樓。因為曾澍基沒有提出資本主義要徹底根除的遠景,也沒有考慮革命的可能。他假設十五年後中共的官僚統治不會瓦解。所以他的分析是靜態的。

梁國雄認為,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確需要一段頗長期間。然而,這不是由於「歷史的契機」和「適應」」。因為,無論是由於中共收回主權,抑或是緣於香港群眾的反資鬥爭所引起的社會革命,它的過渡期都不應該是改良的資本主義。梁國雄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固然並非一蹴即至的,「但是要踏出過渡的第一步,關鍵在於勞動者能否粉碎資產階級的統治,把後者擁有的生產資料公有化,並且在政治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鎮壓剝削階級的垂死掙扎,並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政制,使勞動群眾得以民地管理社會,運用他們智慧和創意力建設社會主義。假如連這一點都辦不到,所謂過渡只會是一個空談。」

接著,梁國雄又說:「曾澍基的錯誤並不在於提出改良的措施 而是他把這些改良當成了一個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的長期制度。」他說他並不反對改良的行動,但卻堅決反對把這些行動與根本的革命割裂起來。…..「由於這些壓迫是植根於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者必須在參與鬥爭的同時,一定要指出基本出路,促使人們在實經驗裡認識革命的必要性,從而發展推翻統治階級的革命運動。現在,曾先生卻反而肯定資本主義可以通過改良,更符合勞動群眾的利益,甚至倡議實行長時間的改良資本主義,簡直有點「為了一碗紅豆湯,而出賣了長子權」的氣味。」

事實上,梁國雄對於曾澍基提出的改良資本主義遠景能否真正落實,是十分悲觀的。他認為,資產階級既然壟斷了社會財富,也必然壟斷各種統治工具。曾澍基建議半民主的議會,希望透過議會來下令改革,但統治者必然會利用委任和壟斷選舉的力量。而經濟改良方面,群眾可以去改良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所以他認為曾澍基「在提出這些改良方案的同時,曾先生其實應該考慮一下它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而不應當作一個漫長的過渡時期去估量。」

然而,梁國雄認為最有問題的是,曾澍基對於我們必須回歸的祖國,卻沒有甚麼分析。「曾先生不揭露中共官僚統治的禍害並從中探求出路,而乞靈於在港實施長期改良的資本主義制度,(與中國保持一定距離),然後才與中國結成一體。筆者不禁要問,所謂距離拉近也者,到底是香港的改良資本主義把中國的政治制度改變呢?還是中共的統治自我改良成為民主化的社會主義制度呢?又或者是中國工農起來結束官僚統治,然後把香港收回呢?正因為曾先生沒有明確的展望。他才用過渡的方法,希望中國政局有所變化,才毫無「陣痛」地回歸到中國的懷抱。」

社會主義民主與民主回歸的終結

如果說曾澍基不認識中國,這個當然不符事實。然而,對比於七十年代參與學生運動辯論的曾澍基,八十年代的曾澍基對中國的觀點,的確流於技術性,也少在公共及政治評論的領域流通。而更加確切的是,社會主義革命、民主運動的關切,在八十年代曾澍基提出的「民主回歸」構想當中是缺場的(雖然其他民主回歸論者,例如周魯逸就有大量的中國分析和論述)。這比起他在七十年代的論述,顯然是一個思想上的倒退。這個空白,在日後民主回歸論付諸實踐的過程中,就日漸浮現出影響深遠的弊端。一是中國是否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二是社會主義民主化的前景是否仍然存在?八十年代中國變化的速度驚人,按照民主回歸路線而激發起來的本地民主政治運動力量也迅速發展。可是,對中國國家和社會的判斷卻愈來愈失去方向和坐標。及至八九民運的到來,六四屠殺的衝擊,民主回歸派的中國分析已無法在方向上提供有用的本地政治實踐指示。於是,在八九民運期間,民主回歸論者對民運的態度左搖右擺,民運平息以後,又想憑藉與中共政權的固有聯繫,抵制末代總督彭定康的改革,以宣示與中共的政策保持一貫。結果是以匯點的分裂和解散收場。[13]

在這些事情遠未發生的八十年代,梁國雄當日在文章中就坦白的指出,中國和香港之間的困局根本乃在於中共官僚統治的存在。不去處理這個問題的話只會是把真正的問題迴避了。梁國雄當時寫道:「既然大家都明白,官僚統治一日存在,港澳回歸祖國就在官僚統治的陰影下而困難重重。所以改良資本主義顯然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相反只有在社會主義民主的旗幟下,面對資殖統治和官僚統治的挑戰,並敢於與祖國同胞一起消滅他們,才是唯一根本出路。」顯然,社會主義民主不會是曾澍基反對的東西。然而在政治綱領上不談及如何落實社會主義民主的話,民主回歸論所構想的改良資本主義路線也會變得空洞和一廂情願。但是,要像梁國雄所建議的去扛起一支「社會主義民主」的大旗,並得中國和香港兩地的相關人士和組織都共同承認,這是(香港)資殖統治和(中國)官僚統治的共同出路,方才是最最困難之處。

今天,回歸已經十八年,香港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治壟斷、經濟壟斷仍然存在,貧富懸殊更史無前例地擴大。曾澍基一向大力抨擊的香港曼哈頓化,亦已無奈地成為事實,在中國的國策規劃下,這種把香港工業淘空,把經濟全面向地產、金融傾斜的方針下更形鞏固。而香港因「民主回歸」訴求而提高了不少的民主渴望更是無法滿足。同時,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已差不多成為笑話。可見,當年民主回歸論者的價值,和那個年頭對前途遠景的想像也一一落空。民主回歸論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政治方案,在曾澍基有份創辦的匯點於九十年代被逼解散的時候其實已經終結。自始,民主回歸已變成一個任人詮譯的空洞符號,大體上是用來指涉一些不會挑戰香港一國兩制及基本法規定的各種秩序,但仍以為可以在香港追求更大民主權利的人士。論述的真空,見一步行一步的務實主義,成為二十年來民主回歸路線的特徵。這些實踐與其說是太過愛國、太過以推動中國走向民主而犧牲了在香港追求民主的力量,不如說中國作為一個回歸的對象已經變得日益含糊和難以界定---她承載不了當年曾澍基這一類民主社會主義者的理想,也無法提供一個讓香港資本主義進行改良的契機,更拒絕接受香港成為她民主運動的一部分。

今日,以民主回歸作為一個香港思想史的個案,讓我們回顧這項理想的創始人如何在七十及八十年代之交改換思考方式,迎接他們那一代人生活過的兩個完全不同的年代,回應那急劇的歷史交替和轉變,或許有益於我們重新思索民主回歸正式終結後的香港未來。而事實上,由八十年代開始的鄧小平式開放改革政策,蘊含著巨大的內在矛盾,如何去「務實地」調和這些內在矛盾,定義著這個時期香港的主導思想。然而,過去這幾年在香港和中國之間,以及各自在內部發生的巨變,說明了矛盾已累積到不可調和的爆發階段。這時候,重訪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之間那些一度被遺忘、被掩蓋了的問題,重新檢閱曾澍基早期與及其同代人的思想痕跡,或許可以讓我們重新出發,激發過去幾十年來被權宜之計的狹窄思維所埋葬了的思想活力,再出發去探尋我們未來的出路。

 

原刊於思想香港

 

[1] “香港往何處去?” 《學苑》5.12.1975, pp. 2-3

[2] “從大方向到現狀與個人” 《學苑》16.5.1973, pp. 2-3

[3] 《左翼評論》http://bit.ly/1QZXVvM

[4] 吳也民 (1977) “香港革命策略初探”《左翼評論》1977, no. 4-5, pp. 57-68

[5] 關於當時整個中國與香港革命如何互動的問題的討論,由於論證複雜,恐怕要另文再述。

[6] 曾澍基等 (1982) 《五星旗下的香港---香港前途問題探討》,曙光圖書

[7] 曾澍基 (1982a) “改造現狀的考慮” 《五星旗下的香港---香港前途問題探討》,曙光圖書,pp. 1-3

[8]曾澍基 (1982b) “曾澍基談香港前途” 《五星旗下的香港---香港前途問題探討》,曙光圖書,pp. 4-9

[9] 曾澍基 (1984) “民族主義、回歸與改革” 《巨龍口裡的明珠.政經論文集》,廣角鏡,pp. 103-108

[10] 見拙著 “冷戰中的解殖:香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評析”,發表於華文/漢語教育的文化政治工作坊,嶺南大學,2014年9月。

[11] 蔡子強編(1998)《同途殊歸: 前途談判以來的香港學運》,香港人文科學出版社。

[12] 梁國雄自2004年當選立法會議員至今,綽號「長毛」。小兵(1983) “一評《五星旗下的香港》評曾澍基有關「改良資本主義」的過渡構想” 《戰訊》5.1.1983, vol.5, no.1, pp.4-5 。

[13] 1993年,為了反對殖民地末代香港總督彭定康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曾澍基、王卓祺和劉迺強等退出他們一手創立的「匯點」。當時的方案被中國方面視為違反了中英雙方對香港問題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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