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民族主義」與「民主」旗幟對香港民主運動同樣重要

2018/4/6 — 15:34

戴耀廷 l拔萃男書院 — 戴耀廷、翟紹唐、田北辰:公民教育論壇「信仰與政治」活動片段(圖片來源:OCLPHK短片截圖)

戴耀廷 l拔萃男書院 — 戴耀廷、翟紹唐、田北辰:公民教育論壇「信仰與政治」活動片段(圖片來源:OCLPHK短片截圖)

【文:程兆成】

近日戴耀廷涉及主張「港獨」的爭議。先不論事件是屬於「扣帽子」還是真有其事,還是以此為幌子,達到某一些目的前奏(一個廣為香港人擔心的說法是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作鋪墊)。背後其實都反映一個現象─只要操弄「港獨」議題,就能夠調動整張「民族主義」的旗幟,而對於以戰後嬰兒潮世代為人口結構多數的香港來說,這張旗幟依然牽動人心,足以令建制陣營達到團結大多數香港人的目的,而早前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大部份港人對「梁游宣誓事件」的負面反應。

今次建制方面再次祭出「民族主義」的旗幟(大陸雖然僅願承認為愛國主義,但內涵無異,只是稱呼不同),無論事件結果如何,都反映香港非建制方面,在害怕失去年青人的支持下,不敢再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在爭奪「民族主義」的論述上,陷於被動、繼而進退失據,而失去的,是佔據人心的道德高地。

廣告

過去非建制方面在「民族主義」的論述上亦曾經佔有主導的位置,例如有「愛國不愛黨」的說法,將黨國分開判別,便屬具代表性例子。較近期的則有「國教事件」,在事件屬較易尋求市民最大公約數的教育議題下,如何定義一個「愛國者」成為一個關注議題,最終非建制陣營在輿論上亦佔上風,加上香港人被「學民思潮」的中學生赤子之情打動,從而凝聚到相當大的民心和政治能量。

     然而,年青人對國家認同自2008年奧運後每況愈下,加上近年本土思潮的興起,均令香港的非建制陣營怯於舉起「民族主義」的旗號,變相將相關的話語權拱手讓予建制派,變相同時亦忽略了佔香港人口多數,仍有大中華情意結,最起碼對文化中國深有認同的戰後嬰兒潮世代。毛澤東曾說過革命要取得成功,靠的就是「槍桿子」和「筆桿子」,建制派當然不會客氣,最終令今日非建制陣營,陷入被動的局面。

廣告

建制陣營的「民族主義」論述其實亦只是以幾個重點,組成一條線:重集體、輕個人、重義務、輕權利、重感性、輕知性,適時將黨國混為一談、只談歷史、文化、軍事、科技成就、多說文化中國與經濟中國的面向,迴避當代中國,特別是政治中國的陰暗面、要學習為國家付出、缺乏批判反思的情況下單單強調情,令接受訊息的市民大眾較少機會理性思考和強調排他性(例如仇日)等。

 而最後取其大者,重集體、輕個人為整套論述的核心,具體而言視民主為方法(令國家強大的方法),而不是目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既有權利)最為要害,亦是「中國模式」得以有制度自信的根基所在。事實上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註1)所言:假如將民主視為一種「手段」,則只要有其他制度發揮相同的功能,便可以放棄民主制度。當「中國模式」亦能令國家強大,那怕是以犧牲個人的權利,來達成國家賦予的義務,亦需要成就集體:換言之,既然民主只是「富國強兵」的工具,只要找到代替品,就自然能棄之如敝屣。

從上所見,其實放棄對「民族主義」旗號的爭奪,等於令建制派的「民族主義」論述佔上風,進而會牽連對「民主」論述的逐步喪失。

當香港人覺得民主只是一種「經濟繁榮」的「手段」時,民主的弱點便會盡現。若果爭取民主的香港人不懂得民主的不足,就難以在爭取民主的路上,向當權者爭取更多中間遊離者和既得利益的支持,從而擴大對民主的支持度。然而在爭取社會對民主的運動的支持前,「民族主義」旗號亦不應放棄,這一點應為對社會輿論的爭奪之始,繼而才可保持非建制陣營的「民主」論述成為主流意見,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註1:香港民主發展網絡學者(2005):《民主十問》,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7頁

作者個人簡介:"八零後,愛閱讀,尤好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亦為軍事愛好者。 閒時愛看電影、聽流行音樂。經歷過崇尚獅子山精神的社會、成長在守護香港核心價值的年代。"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