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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螢火蟲 2】林麗玲與文國輝:替社區關係施肥 𥄫實僵化區議會

2016/8/19 — 11:36

文國輝與林麗玲

文國輝與林麗玲

這年頭,對一些為搏取鎂光燈或傳媒目光的公眾人物,坊間會謔稱他們為「搶奪光環」。但其實,社工界有一小群人默默耕耘,公眾未聞其名字,他們不在乎自己不夠人氣,長年累月扶持他人,只希望讓弱勢社群在比黑夜更難過的環境裡能夠得到一點安慰和指引。這個「民間螢火虫系列」,望能記下這批被香港主流社會遺忘的無名英雄。

資深社工莫慶聯(莫sir) 形容:「社工整體都是維穩的,少數人會敢於在體制外以倡議形式,關注宏觀社會改革,工作模式帶點理想主義。他們所服務的機構資源不穩定,工作崗位沒有保障。如果全香港有2萬個社工,做這種工作的人不足100個」。莫sir會聯同學生王惠芬(Fermi),逐一拜訪這批「社工界的奇葩」。

文國輝與林麗玲

文國輝與林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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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筆者面前的,是一對夫婦,男的叫文國輝,女的叫林麗玲,熟悉的朋友都喚他們為Daniel和Joy。負責訪問的王惠芬劈頭就說,要來到訪了解,除了因為他們做一些「另類的服務」,還因為欣賞他們可以兩夫婦一起工作,王還引述一句聖經的話來調侃兩人:「想知道你們兩人如何共赴一軛嘛……」兩人笑了一笑,開始談他們在社區搞的一個「抽象」的社區平台。

筆者不是社工,聽到一頭霧水,連王惠芬和莫Sir都承認,今次訪問的內容比較「難明白」,因為不是有特定的服務對象(如長者、窮人、新移民),又沒有單一的議題(如爭取全民退保),而且服務模式好像容易明白(落區聽民意),但又好像好抽像(提升公民社會的力量云云)。筆者唯有硬著頭皮,嘗試把社工界的術語轉化成一般讀者能明白的內容。但在整理筆記的過程中,筆者發現,當中一些教訓,頗適合現在對香港政治生態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例如,社工們想落區跟街坊談天,竟不經意捲入了「政黨之間的紛爭」。數年前,文國輝在天水圍搞街站,跟某街坊領袖談天後,對方竟被建制陣營召喚去「照肺」。事件反映社區組織已經壁壘分明,建制和泛民之間非敵即友,即使是想搞好民生的社工也不幸被捲入這種「先講政治立場」的風氣裡。所以,文國輝在訪問裡經常皺著眉頭說:「個社區好唔掂(不濟)。」

若你讀到這裡,以為文國輝是「泛民之友」就錯了。他和太太林麗玲幾年前參考英國一個民間團體的模式,建立了一個叫「香港公民」的團體,首先立足深水埗,透過廣泛聽取不同社區團體的意見,與街坊一起監察民選區議員的決策。因為他們講究「做到嘢」,遊說對象不分左中右,在爭取全民退保議題上,成功遊說以建制派為主的深水埗區議會通過「無資產審查」動議。「這件事之後,又有人批評我們與建制派走得太近」,文國輝無奈地苦笑。

今時今日政治表態風氣興盛,夫婦二人堅持的路線有點不合時宜。他們在社工界各打滾逾十年,綜合多年心得,文國輝和林麗玲認為,不要空談理想,應該學習妥協的藝術,爭取實質成果,並拉攏多些人支持有意義的方案:「生活就是政治,沒可能很潔癖地說『不沾手政治』,我們和政黨甚至政府的關係是有偈傾,但不等於做朋友,不等於我是從屬於你,即使有溝通也可以有張力,我覺得,有張力才有改變。」林麗玲說。

做社工是來做文書工作?

問:你們搞「香港公民」之前,各人已做了約十年社工,那十年是怎樣的?

文:1995年在城大畢業後,我曾經做過老人服務、協助新移民婦女,亦做過肢體傷殘人士自助組織、聽障人士和關注愛滋病服務,後來在天水圍負責社區組織工作。那時赫然發現社區的狀態「好唔掂」。以前做社區服務,我們嘗試令一些東西改變;但現在覺得社區像被「蠶食」一樣。二十年前社工和街坊爭取房屋權益,今日仍在爭取,只是現在居民的無力感更低,而且我們好像沒法改變結構性或政策性的東西,覺得有點迷茫。

林:1998年畢業後我一直在屯門區做婦女服務,後來經濟變差,婦女較關注失業糊口問題,就轉去搞社區經濟,搞合作社、培訓婦女做陪月或托兒工作,但因為要申請政府資助涉及大量文書工作。我很記得,有一次有位婦女在分享會說:「以前碰到社工他們還會和我聊天,現在他們一天到晚在寫文件,沒機會談天。」我忽然覺得,我們做社工是來做文書工作還是做甚麼?那時剛好做了十年社工,覺得要停一停。

香港公民行動

香港公民行動

問:你們兩人後來先後去了英國參考了一個叫「倫敦公民」的組織才回港開始成立「香港公民」,那個經驗是怎樣的?

林:本來還計劃轉行,不做社工了,怎知申請到台灣浩然基金的一筆錢(一個資助計劃),可以贊助我和丈夫先後到英國實習。我們到了一個叫「倫敦公民」的單位,它有二百幾個團體成員,包括天主教會、學校等,成員團體每年向「倫敦公民」最少交六百磅會費(相等於約六千港元,對於小型NGO也算一批不小數目)。「倫敦公民」相信,他們不能倚靠政府資助,會員團體會定期商討大家對理想社區的看法,總結一些要爭取的議題:例如合理工資、房屋、安全社區、回應無証移民需要等。他們做社區組織的方法不是一大班人開會,而是強調一對一比較個人化的傾談,並重視聆聽社區人士的意見,進而共識爭取議題及進行集體行動。

問:林麗玲好像在倫敦搞了一個一千人的無証華工聚會,如何做到的?

林:我剛到埗倫敦,「倫敦公民」便跟我說,你又是華人,不如試一試組織倫敦華人的無証勞工,爭取居留權吧(配合「倫敦公民」訂立了為不同族裔無証勞工爭取居留權的運動)。我心想,我才剛剛到埗,人生路不熟,這真是個瘋狂的概念。而且友人跟我說,要接觸非法勞工很困難,但想不到當我真正接觸他們,卻又發現件事原來不是那麼神秘的。餐館需要有華人勞工做很基層的工作,他們來了,子女又有需要,於是我就替他們在餐館辦補習班。我逐一接觸當地的華人團體,希望他們支持我們爭取,有教會裡面最初也反對,但最終也軟化下來。最後見到真是有一千人出席集會,我很感動。

要爭取成果,不是爭取真理

問:你們爭取的是所有非法勞工可以留下?歐洲都有一定的排外情緒,如何回應?

林:我們爭取的方案是比較實際的,若工人已到了當地四年,可以再做兩年工作,若得到僱主推薦可以開展申請居留權。有些華工在當地生活了十年仍是無証的,他們很需要一條路。

問:這種「中間路線」是如何訂立的,總有人被排除在外,有人不滿嗎?

林:當然,對於很左翼的人來說,就覺得我們爭取的東西「太溫和」。我在英國那兩年,見識了他們是要「進入政治」,那不是「政黨政治」而是「人民政治」(people politic)。他們要爭取成果,不是爭取真理,所以要有妥協的餘地。若你叫價太高太理想,最後甚麼都沒有改變,中間一大堆人都在受苦。

王惠芬:沒錯!現在香港的景況就是這樣,只談最理想的,沒有妥協或中途的餘地,於是十幾年甚麼也爭取不成。

林:倫敦公民也強調在爭取的時候,要進行「權力分析」,思考究竟這個時候我們有足夠的力量嗎?不夠力量卻堅持要爭取是不是只是發洩?我們不會做自己力量做不了的事,而是先去分析,研究相關議題,在社區或政府裡誰有權力有影響力,然後做一些小型的行動去影響相關的人。例如我們爭取合理工資,可能去超級市場,十多人去做一個行動,先跟經理見面,不會一開始要見最大的老闆。大型的動員不是經常做的。

(林麗玲自己也有反省到,部份華工可能在中國也不是貧窮和最弱勢的一群,甚至是「經濟移民」,也因為要在異國生存而說謊,但為何要幫助倫敦的華人勞工,她在自己的博客這樣反思道:

「我朋友質疑無証勞工冒險來是因為『貧』還是因為『貪』?言下之意是,他們不是因為逼不得以,要犯法、要冒著生命危險離鄉背井,值得同情嗎?我一直相信社運的組織者,先要組織及整理自己,如果你不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沒有全情投入的熱情及信念,這只是一份沒有生命力的差事。」

然後她回想起家人也是印尼華僑,當年父母因為南洋排華回到中國內地,自己也在內地出生,但因為生活困苦,親友紛紛偷渡或申請到香港,林麗玲自己在九歲那年移居香港,經歷了遷徙的心路歷程。)

「倫敦公民」行動

「倫敦公民」行動

「倫敦公民」與華工權益會

「倫敦公民」與華工權益會

無啦啦有乜好傾?

問:你們回到香港籌備了一個類似「倫敦公民」的組織,還改了個「香港公民」的名字,先以深水埗區為試點,強調用「社區聆聽」的方法了解居民意見,是不是很多人也不明白你搞邊科?

文:聽到「公民」兩個字,他們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們是不是熱血公民?還是公民黨?」似乎大家都有很多忌諱。幸好我們兩個都是社工,較易得到一般人的信任。我記得,在倫敦的時候,那邊要求我們作為組織者,要每天跟三個社區裡的人傾偈,一般這些是社區裡的領袖,或人脈廣泛的人士,他們叫這技巧作「社區聆聽」。但回來找香港人傾偈,一般人好像不太明白「無啦啦做乜要傾偈」。我們致電給香港的NGO或教會,約他們出來談,他們總是覺得我們「有目的」,而且不明白談話來幹甚麼,覺得有乜好講。但試做了一段時間,是看到有好的成果。例如,最初在教會內進行「社區聆聽」,完畢之後做分享,其中一位女士說,她每星期在教會也會碰到同一位老人家,但還是經過今次,才知道這位老人家每天的生活那麼刻板無聊,就是到公園坐來消磨時間。可見,即使教會已是一個標榜「互相關懷」的機構,但因為日常的運作磨人,成員之間也沒有空閒聆聽大家的心底話。

2013一億行動

2013一億行動

所謂六成人支持

問:2013年你們在深水埗區組織團體,推冧了一個諮詢不足的「一億計劃」,是如何發生的?

文:那年適逢施政報告推出一個「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就是每區投放一億,怎知深水埗區議會很快就毃定在美荷樓旁建「文化藝術中心」但我們區內已有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了。我們與深水埗的基層組織聯系,例如聾人團體、婦女團體、長者組織等,他們都說對這個計劃不知情。整個諮詢很粗疏,有區議員表示,他派了過千份問卷,收回來只有一百份,其中六十份說支持,就說「六成人支持」,區議會就是這樣運作了,「諮詢」做咗就算數,像交差一樣。

問:那你們如何把居民的聲音帶上區議會?

文:就是區議會做唔到嘢,我們要發動民間作為公民自己監察番個區議會。我們搞了多場分享會和透過團體收集意見,發現社區有幾個需要:例如長者想要牙科中心,婦女想要托兒所;而最難得是,長者和婦女在分享會上互相明白對方的需要,不會一味堅持自己的想法。令我們反思,社區有不同組群,但現在的社會服務卻是很分裂的,婦女會批評新移民;新移民也和基層互相指罵,但我們相信「互相聆聽」令大家加深體諒。區議會後來宣佈會延長諮詢期,最終區議會宣佈,會建一個提供託兒、醫療和食物援助的多用途「社區服務中心」,相信是參考了我們提供的意見。

文:令到他們改變的轉捩點,是因為我們和街坊一起到區議會示威,他們看到我們五十人「扶老攜幼」出現,也有點驚訝。有議員回憶起我們的婦女、長者上去區議會表達意見的畫面時說:「這個場面很震撼,我們值得思考一下我們是否要再做好一點諮詢。」

區議員的「認命」風氣

問:你們做的,不正正就是區議員應該做的事?把社區裡的矛盾解決?

林:但問題是,現在社區裡有很多矛盾,區議員卻只會想自己的小區,頭痛醫頭,覺得把「問題」驅趕到另一區就叫解決了。好像深水埗的露宿者,有議員想趕走他們,認為露宿者離開了自己的區就是「成功爭取」,卻沒有嘗試把不同人的意見放在一起來解決。有些區議員有一種心態,很快會「認命」,覺得可能我的一方「不夠票」就覺得沒有辦法。即使有些人是有心也覺得無力,失去了對事物的想像。

強化你的管治

林:其實我們希望在決策的時候,能夠加入市民的聲音,「香港公民」的成立不是為了推翻某個政權,而是強化公民社會,促進更多公民參與,另一角度來說,這也是強化政府管治上的合法性(strengthen the governing and make you more legitimate)。

問:2015底區議會選舉,你們又運用「社區聆聽」這個方法,收集了區內意見,要求候選區議員簽一個「民間政綱」,那次最特別是有建制派都肯簽?

文:我們用了超過半年時間,透過義工聆聽了600人對社區和生活的需要,男女老幼殘疾人士也有。那次深水埗區議會的候選人有50多個,後來有近30個肯簽,最終有12個選上了。最初建制派的候選人也抗拒,而且表示事事要向政黨報告。但有一位建制候選人聽了一位視障人士的意見,受到勉勵就覺得應該要簽了。區議會選舉之後,我們每一場會議都去親身旁聽,甚至會有行動表達我們對他們的監察。

左起:莫慶聯、文國輝、林麗玲與王惠芬

左起:莫慶聯、文國輝、林麗玲與王惠芬

跟建制派走得太近?

問:由於你們也爭取「建制派」來支持街坊的訴求,所以被批評?

文:例如今年我們收集了街坊意見,大部份居民都認同「無篩選的全民退保」,於是我們爭取深水埗區議會通過了這個動議,雖然有一些附帶的前設,例如要在資源充足之下、有社會共識之下才推動,但因為我們爭取了建制派的支持,卻被批評「跟建制派走得太近」。

林:我們雖然捲入了地區政治,但我們不是政黨。有些政黨以為我們是親近他們。反而我們看到,一些資深的議員變成行體如儀,覺得「我做了這麼多年都做不到」,不相信其他人可以做得到,覺得批評了就是做了事。

問:會不會是一些區議員擔心受到你們威脅?

文&林:我們兩個不會參選,但可能參與我們聯盟裡的個別組織中間有人會計劃參選,這的確可能令到一些現任區議員或政黨感到不安。但其實有些區議員會用我們收集的民意當作政績匯報,所以他們也會對我們友善。

公民社會的土壤

莫慶聯:大部份社工都是先建立議題然後推動,但你們卻做一些很抽象的事,想聯合地區團體,強大公民社會。問題是,香港沒有好的土壤,英國澳洲這些地方或許做得到,因為對方是民主社會要聆聽民間聲音,但現在香港未有全面民主政制,公民社會的聲音政府未必需要聽。

文&林:即使是英國也不要說得太理想,他們也不要投票要脫歐?背後也是一種排外的心態作祟。我們早前也有去澳洲考察一個類似的組織。其實澳洲和英國這些國家,雖然有民主,但公民社會也不一定很活躍,例如教會學校也走向私有化、右翼理念也興起。所以我們要改良香港公民社會的土壤,讓它肥沃起來。希望平民都能夠經歷一種爭取自己想要的東西而且勝利的經驗,覺得社區在自己手上可以改變。

問:搞這個「香港公民」和「社區聆聽」除了得到樂施會和浩然基金的資助外,其實金錢收入不多,如何支撐生活?

林:我們現在有兩個全職員工,但大部份工作都是由義工去做,當中有不少社工系的大學生。至於我們兩人的生活,就靠做兼職支撐,例如在大學帶實習學生幫補生活費。其實,也不要說得我們很偉大,我相信,凡事講熱情很快會冷卻,必須要搵個「自利」的位置才能再講如何惠及整個社會。我們兩個都厭倦了在大機構做服務,覺得太多文書工作,不夠自由,能夠成立自己的NGO也算是有自己的一種計算,裡面的滿足感和自由也是我倆嚮往的。

 

「香港公民」「社區聆聽」「深水埗公民組織聯盟」時序

2008-2010:到英國非政府組織「倫敦公民」(London Citizens)實習,汲取組織社區的經驗和技巧

2012底: 成立「香港公民」,試行「社區聆聽」,落區接觸服務對象不同的基層團體,如視障、聽障、婦女、長者等。

2013年中: 施政報告宣布每區撥一億進行「社區重點項目計劃」,深水埗區議會宣布興建文藝中心,「深水埗公民組織聯盟」收集民間意見,反對興建文藝中心,要求延長諮詢期,並遞交民間意見計劃書,最終區議會在諮議後宣佈興建「多功能社區中心」

2015底:區議會選舉前,進行半年「社區聆聽」,收集六百名社區人士意見,撰寫一份深水埗區議會民間政綱,並要求候選人參加「社區聆聽」大會,出席有十五名候選人,當中願意簽署民間政網的包括建制派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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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莫慶聯,人稱莫sir,80年代初開始從事社區工作,曾協助臨時房屋區居民組織起來,爭取改善生活條件。80年代末進入學院教學,培訓年青一代社工。兩年前因對大學產業化感厭倦,提早退休,結束25年的教學生涯。退休後,莫Sir仍然心繫基層,致力推動教會、社福界及弱勢群體關心社會政策。

問:王惠芬(Fermi ),畢業於城市大學修畢社會工作文憑及社會工作學士。1998開始服務香港少數族裔居民;2001創立香港融樂會,致力讓少數族裔居享有與華裔居民一樣的平等機會和權利。2014離開融樂會,現於中大進修神學。王惠芬相信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是人權和社會公義,傾向以政策倡議和組織居民起來反抗以改變社會。

問:譚蕙芸,大學新聞系老師,曾做前線記者主力採訪「社會福利範疇」的新聞。近年和王惠芬及莫慶聯曾遠赴尼泊爾和印度,探訪當地一些優秀的社福機構,見識了在惡劣環境裡,社工仍能堅持對人權和公義的追求,於是發起聯同王惠芬和莫sir於香港探訪同類的小型社福機構,把香港一些有心的社工服務記錄下來,希望年輕社工和香港市民得到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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