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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是民主的毒藥:The Labyrinth of Lies

2015/6/8 — 13:31

電影《大話迷宮》劇照

電影《大話迷宮》劇照

六四屠城至今已 26 年,李旺陽「被自殺」也有 3 年了,殺人政權仍然猖狂,死者沉冤待雪無期。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馬照跑,舞照跳,親眼見證屠殺的人老去,年輕一代對六四種種沒有記憶,都是從別人口中得知。89 年我只有 3 歲,大學時教授談到六四,也慨嘆時光飛逝,早兩年的學生還記得父母帶他們到集會,但我們只得一片空白。近年中國經濟起飛,手上的血腥也愈來愈少人在意了,於是有人說六四沒有公論,有人說這不過是過去的一道坎,有人說這不關香港事,但時間和繁榮能沖得走血債嗎?又正如雨傘運動至今己過大半年,當時警察種種失控行為,打人、威嚇、放犯等無稽事層出不窮,左一句「有需要」、右一句「聽柯打」便開脫責任。然後——像我們一直習慣般——馬照跑、舞照跳,不講不提便當沒發生過。有人問:唔發生都發生了,為甚麼要咬住唔放?不,這種「息事寧人」的主張仿似有道理,但這樣真的好嗎?

當前警務處處長大放厥詞指「維護法紀需要道歉,簡直是天方夜譚」時,大概忘了世上有一個國家以勇於認錯而聞名。納粹德國在二戰間屠殺了近六百萬猶太人,戰後多位納粹軍官被審判,集中營、滅絕營中種種殘忍罪行被揭露於人前。德國人今時今日能抬起頭做人,全因為他們肯為因遵從命令而犯下的罪行道歉反省。這個過程非一朝一夕,也有人質疑過為甚麼要咬住唔放,。德國導演 Giulio Ricciarelli 的 The Labyrinth of Lies (電影節上映時譯名為《大話迷宮》)便以遲了二十年才開審的波蘭奧斯威辛滅絕營審判為中心,談一位初出茅蘆的年輕檢察官 Johann Radmann ,如何排除萬難把這段已被遺忘的歷史重新揭露出來,讓受害者的正義得以伸張。過程自然波折重重,一方面散佈在政府各處的舊納粹從中作梗,另一方面「息事寧人」的想法早在人們心中扎根。也難怪,當至親好友正是滿手罪孽之罪人時,一句「他們不過是作為軍人執行命令」是自我安慰的最佳藉口。

但自我安慰不能洗去罪責。Radmann 會下決心追查,始於一位在奧斯威辛負責送人到毒氣室處決的前納粹軍官,在二十年後不只逍遙法外,甚至竟然成為小學校長。Radmann 本以為只要舉報他便能夠伸張正義,但這個校長卻沒有被撤職,因為政府內有人包庇他。原來舊納粹處處,戰時在集中營以殺人為樂的軍人,散落在平民百姓之間,甚至在政府內擔任要職。在戰後逐漸恢復的德國,為了擺脫過去陰影,很多人寧願相信「戰時軍人的所作所為不應追究」、「這一切都是希特拉的錯」等似是而非的說話。既然揭露真相對誰也沒好處,為甚麼要咬住不放?當一個高層質問 Radmann 為甚麼不能由得過去的事過去、turn to the next page 時,Radmann 上司給了我們一個完美答案:「沉默是毒藥,是毒害這個國家正在萌芽的民主之毒藥。」如果我們選擇對罪行視而不見,對是非黑白沉默不言,建基於此的社會只會日漸被侵蝕殆盡。中國人對政權屠殺視而不見的結果,是人們今天視金錢比人性重要,偷呃拐騙層出不窮,人命賤過地底泥;香港人對警察濫權視而不見的結果,是警察對市民不再抱有道德責任。以為不關自己事嗎?今天他們可以打示威者,明日他們也可以找到理由隨意對付街上任何一個人,你怎麼知道自己何時會成為警察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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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打破沉默,追求真相,承擔責任,社會才能重回正軌。德國要承認納粹罪行,難在基本上人人有罪,所有德國人也是加害人:Radmann 正直不阿的父親是納粹,有份追查罪行的記者 Gnielka ,年輕時也曾被派往奧斯威辛。「息事寧人」對他們來說是最簡單的選擇,但是他們卻選擇了真相與公義。我真心羡慕戲中主角,雖然搜證過程艱辛,但他身處社會具有完善公正的法治體制,只要有足夠證據便可把罪犯繩之於法。可憐中國人與香港人要對抗的,卻是腐敗體制本身。無論六四過去多少年,中國發射多少支火箭上太空,企業包了多少千人去旅行,一日中國對自身的罪行沉默,這種毒還會繼續侵蝕人心,它仍然不是一個文明社會。同樣,就算雨傘運動過了大半年,記者被打有相有片卻不了了之,「暗角七警」距搜證完畢遙遙無期,也不是說句「過咗去就算啦」、「做警察都係打份工啫」便能當沒事,市民對警察的信任已大打折扣。時間不能沖淡罪孽,唯有查明真相與承擔責任,社會才能重新出發,我們才能繼續安心的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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