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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司法獨立,何來公平審訊?

2019/6/22 — 11:30

前湖南株州市委副書記曾錦春的一案兩吃,完美示範貪官無品無格的樣板。

一宗合同糾紛案還未開審,原告向曾錦春求助,希望獲判勝訴。他收到賄款二萬元後,便向法院領導人表明意向,法院遂判原告得直。被告隨即上訴,又千方百計找到曾書記,請他為其上訴籌謀一下,並立即為其情婦安排工作。書記遂接觸由他領導的上訴法院副院長,法院最後推翻原訴庭的判決,原告的所有索償均告無效,曾亦隨即收到二十萬元酬勞。

這類荒謬事件不限於小城市,在高層級的法院也有發生。例如前瀋陽市市長及副市委慕綏新,便應當地一位大老闆之請,要求遼寧高級法院院長過問案件,院長即下令其下屬按指示辦,把大老闆的公司加入一宗商業糾紛案件的與訟方,而慕市長亦得到以十萬元計的酬金和禮物。在廣東,十多年前,前省政法委員會書記和省高級法院院長麥崇楷,亦因類似腐敗事件而被判十五年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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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貪官最終難逃法網,但司法腐敗若單純是個別壞蛋違法亂紀所致,何以會延綿廣遠而且禁之不盡?維也納大學學者李玲分析了 388 宗司法腐敗案件,認為中國的司法腐敗絕非偶然,而是制度化的活動,植根於中共以黨治國由上而下的決策體制,以及執政者視法律為管治手段的工具論思維。

大陸法院納黨委管治ㅤ司法難有獨立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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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制度着眼,個別書記有干擾法官判案的能耐,全得力於現行權力體制。黨國體制下,黨指揮國家機構,下級絕對服從上級,是權力運作的基本原則。司法機關亦不例外,它由所屬地方的黨委員會領導,而黨委領導人除了可以直接下令,亦可以通過屬下的政法委員會書記傳達命令,而政法委書記通常更兼任其管轄區內法院的院長。

再到法院之內,就由法院黨組話事,負責領導兩個集體決策的內部組織,一是有權過問所有案件的審判委員會,二是限於審議某類型案件的合議庭。每宗案件,主審法官或裁判團須向上級報告進度並取得部門領導以至法院領導和審判委員會的同意,才能最後定案,一切視乎領導認為案件有多重要。

根據李玲的分析,把法院審判納入以黨治國的權力體制,目的是保障法庭決定緊跟黨的政策,而只要縣、市、省、全國四個行政級别的法院都納入毎個級別的黨委管治下,中國雖然遼闊,司法便難有獨立的天地。不過,當黨領導人代表了黨,也同時表明司法決定和執行也可按權力高低而有所分工,上司是決策者,代表正確路線,權位越高者越正確,越能夠一錘定音,可向下屬發號施令,下方只能老闆永遠是對的,理不理解也得接旨行事。因此審案的不一定可以判案,判案的也不一定要審案。

權位至上的體制也成為司法腐敗的溫床。李玲指出,權力高度集中,處於不同領導位置者有權可以用盡,下級只能服從,因此腐敗者不但可以其權勢扭轉判決,化腐朽為神奇,而且不費吹灰之力。她的研究發現,黨委領導人要法院領導更改判決,法院領導要下屬法官轉變決定,根本無須任何解釋,更不要說法律理據。有些領導只寥寥幾句道出要求,有些明示暗示後,更善頌善禱,叮囑審案者要依法判案,妥當處理。

正由於領導人說了算,無須參與曠日持久的審訊程序和案牘工作,令他們可以短期內大量犯案。根據李玲的研究,一名前湖南高級法院院長,在五年內便曾 33 次替行賄者出頭,干預司法決定。同樣奇怪的是,下屬只要沒有參加貪污勾當,即使當日盲目執行上司徇私的決定,而上司其後被判罪成,他們可以置身事外,不會受到牽連,可見政治上服從比維護法治,更能有效保護自己。當然,隨風擺柳亦令腐敗暢通無阻。

剔疑犯 9 宗罪ㅤ李家超錯了重點

中國的司法腐敗故然令人擔心審判不公,但腐敗只是病癥,更重要的是病因在於司法機關身不由己,只是以黨治國權力體制下又一執政工具。它的一舉一動俯仰由人,必須配合黨的指揮棒作業,法官斷不能單憑法理和證據獨自作司法裁決。換言之,中國沒有司法獨立,它的法治觀念和審判制度,跟香港有本質上不可融和的嚴重分歧,同樣是不爭的事實。

因此,假若是否引渡疑犯的主要考慮正是公平審判,那麼保安局局長李家超顯然錯了重點。他不該為免商界反對而縮窄打擊面,從可引渡返國內受審的 46 類罪行名單中剔除跟營商有關的九宗罪,而是鄭重解釋一下,沒有司法獨立,又何來公平審訊?

當局如可證明沒有司法獨立也有公平審訊的話,倒不必大發慈悲而網開一面,反正 37 項、46 項還是香港法律有的罪行都可被引渡,根本不成問題。否則清楚不過,沒有公平審訊,一項也嫌多。

當局啞了口,但大家可以只信不問嗎?可以呀,但起碼要有點安全保障,才能心安理得。例如法律該寫清楚,訂明公平審訊是批准引渡的前提,好讓申訴人要求法庭確定引渡的地方有公平審訊,才批准申請。到時,控辯雙方可以深入辯論,特別是按照《國際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第十四條有關公平審訊的各項規範(也是本港司法審訊的慣常要求),探討中國的實況。

若退而求其次,當局認為法庭不是辯論中國有否公平審訊的適當場合,特首也可以提出法律承諾,確保被引渡者公平審判的權利得到保障,否則的話,大可向特區當局和保安局局長追討責任和疏忽賠償好了。

看來,當局從沒有研究中國司法狀況是否符合公平審判的基本要求,才作出修法的決定。其實律政司內飽學之士多的是,國際法律學者亦可加入,由他們按照國際認可的研究結果,系統地評估一下中國司法審訊各方面的表現,絕非苛求。

如不做評估,亦可按照以下三方面提供香港和內地何有違規情況,幫助大家對比兩地司法公正表現的差異。首先是審判前,疑犯能否盡快會見自己選定的律師及取得其法律援助、有否遭到酷刑或不人道對待、有否受到與外界隔絕的拘禁、能否向法庭申訴拘捕及扣留有違法紀等等。其次是庭審期間,法庭是否獨立公正勝任、聆訊是否公平公開、是否遵守無罪推定原則並禁止自證其罪、能否自己挑選律師代表上庭並盤問證人、辯方準備時間是否充分及取得控方掌握證等等。最後是審訊後,被告人的上訴覆核是否認真、被誤判者又能否得到賠償。當局連內地某些罪行是否執行死刑也異常著緊,看到上述差異時有該有何反應?

面對沒有司法獨立的審訊制度,政府無研究或資料支持內地有公平審訊,法律無授權本港法庭覆核內地司法狀況,而政府對被引渡亦無安全承諾,就這樣便叫大家相信內地司法制度公正可靠,不是有點低級紅、高級黑的味道嗎?

 

延伸閱讀:
Ling Li, Political-legal order and the curious double character of China's courts. Asian Journal of Law & Society, 2019
Ling Li, The “Production” of Corruption in China’s Courts – The politics of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a one-Party state.
Journal of Law & Social Inquiry, Vol. 37 (4), 2012, 848-877

原刊於 3 月 29 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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