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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學 — 莫毅明專訪

2016/2/16 — 20:05

國際知名數學家;港大數學研究所所長莫毅明,去年底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後,傳媒紛紛談論原來教授精通多國語言,熱愛中國文化歷史,但當時大家沒有再深究,只視之為博學多才的學者。純數學、語言學在我們知識範疇中毫不相干,但在十九世紀歐洲的學問體系中,德國以哲學、數學及語言學見稱,影響深遠,三者鼎足而立。莫毅明中學時代已經對語言學着迷,可說是因緣際會,歷史及比較語言學研究語音體系演化,追溯其演變及轉化的軌跡,作共時性及歷時性比較,這不也就是數學的道理嗎?治學之道,最終是觸類旁通,具備與眾不同的視野。
 

讀:《讀書好》
莫:莫毅明

讀:可否同大家分享你追求知識的過程?有甚麼特別的體驗?
莫:我想最先是對學問產生興趣,而數學只係其中一個範疇。在香港唸書時是有小學會考,只考中英數,要競爭鬥快,雖然不是甚麼知識追求,但始終是一種訓練,而更重要是在於老師如何教,因為在考試課程外老師可以加插其他東西。我在中小學階段已紮穩根基,知道自己對知識追求的興趣,形成了很多接觸點。例如我父親懂珠算,教我心算,考試制度要求我們計得快,但要快只知道公式不夠,還要知道背後運算的原理,這就引發我對知識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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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是甚麼?

讀:在你觀念中,知識究竟是一個甚麼樣子?精通外語是否純屬個人興趣?
莫:今天我們稱數學為一門科學,Science,德文Wissenschaft更接近我對知識的理解,即具備知識體系的就可稱為科學,是以尋求解釋為出發點。我對語言的興趣,也是視之為一門科學去理解,不止是要運用外語去溝通,我是尋求一個大的框架去解釋不同語言的體系及其變化。我很早接觸法文,小學畢業已用法國文化協會教材自學,沒有正式上堂,在89至94年於巴黎大學已經可用法文授課。中學時學數知道巴黎是數學的中心,另一個中心在德國哥庭根,但當時學法文、德文時,是沒有想到有甚麼實際用途。我對語言學的興趣是先於運用外語,在中學課外閱讀課,其他同學看小說,我拿了比較語言學的書來看,當時向外籍老師發問的情景,今天仍然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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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語言學與數學是否有共通的地方?語言學對思考問題有甚麼幫助?
莫:數學是關乎數字序列,對我而言,其範圍很闊,但凡有結構的東西,都是關乎數學。而西方現代語言學在十八世紀出現,研究梵文同西方語言關係,想剖析現代與古代語言之間的關係,找尋結構及語言變化的規律,當時認為語言像自然科學一樣有規律,於是要找出來。歷史比較語言學是尋求轉變的軌跡,研究系統轉移,作共時性及歷時性比較。十九世紀德國學問三大高峰,是哲學、數學及語言學。掌握外語以便溝通,相信只是自己找個實用借口而已,其實是本身有興趣。但往後因為懂法德語,可以看數學研究的原典,文獻,研究領域內有些東西是沒有翻譯成英文。我的研究是由德國開始,知識範疇內的根本發明是用德文或法文書寫的。我思考時是習慣用語言跟自己對話,即自言自語,有時是用德文說出自己的構思,我不是用圖像式思維,而是用語言思考。現代數學重要系統是歐幾里德幾何,是公理化方式,由幾條簡單公理開始,同樣用簡潔的語言,也可以逐步建立一套系統。研究數學及語言,相信因為自小已是個哲學型的人,想探究事物來源,通過比較,尋求本質、原則、定理。


此書內地中文版《解碼者:數學探祕之旅》,在世界數學家中加入了莫毅明。


此書內地中文版《解碼者:數學探祕之旅》,在世界數學家中加入了莫毅明。

讀:由語言開始,在追求知識過程中可以帶來甚麼可能性?
莫:世界當然是客觀存在,但對我而言,世界產生意義是需要有接觸點,語言就是接觸世界的工具,至於專業的學問,是之後才慢慢出現。但兩者是有關連的,我是個純數學的理論家,公理化是最終從現實中總結出一些基本原理。

體與用

讀:但香港主流價值一早將知識劃分為有用、無用,實用知識為之有用,純理論、文學、美學、藝術視之為無用。
莫:幸好我是在比較自由的家庭環境長大,知識的用處其實不在眼前,支離破碎的知識,猶如校際問答比賽,沒有多大價值。我只會考慮這些學問會否豐富我的人生。

讀:表面不相干的學問,會否在某一刻會click!產生觸類旁通的啟發?
莫:十年前港大巴斯德研究所與巴黎Institut Pasteur舉行研討會,主題是「What is Life?」,用公理化角度看生命應包括甚麼元素,在討論過程中一些語言學的知識可用得上。其實去到某個層次的研究,需要知識面愈闊,知識的連結點要愈多。

讀:這是否學術界所說的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
莫:很多時所提倡的科際整合很表面皮毛,我本科在芝加哥大學時,學校要求我們修讀其他學系科目,是與該系本科生要求一樣的,這種想法正確,要進入其他學科核心而不是表面。我相信學問不是學intersection ,而是學那個Union。我曾學習世界語Esperanto,中學時對世界語的歷史很感興趣,這是由波蘭科學家Zamenhof創造,在印歐語系基礎上建構一套更簡單的語言,找尋一個更理想溝通模式,最簡單的溝通過程,但最後世界語不太成功。因為世界語不可能產生方言及不同的文化,而人類知識的成果是多元的,學問也是。

讀: 現代學術的整合,多在方法學層面,如引入量化方法、數學模式於社會科學,預測社會行為,這種整合有問題嗎?
莫: 計量方法是工具層面,科學不等於計數,依我理解凡知識體系都是科學,當代學術要比併預測能力,所以才有量化,但學術本身與學術應用是不同範疇,用到數學時是為了尋求一個變化的軌跡,但如何提出問題,已非關數學方法,而是關於學問體系內的大原則了。

讀: 學問除了橫向交流外,歷時性的研究重要嗎?
莫: 在科學研究中可能不太重視歷史,大家想標榜自己研究如何創新,其實可能過去已經存在,只是表述方式不同,我認為必須有一個歷史的深度去理解自己所做的學問,當中除了對該範疇的歷史文獻多加認識外,這也是一種心態。學問應該是問題先行,然後用各種方法解答,因此我們有必要知道這個問題的沿革,而個人的知識背景也要寬。


漢學家高本漢。

漢學家高本漢。

讀:這是否就是中國人所講的「治學」態度?
莫: 可以這樣說。作為一個學者,除專業範疇有成果為人認識外,同時要秉持宏觀對學問的態度。

學問與生活

讀: 由數學、語言學到中國文化歷史,中間是否有連結點?
莫: 語言有其實用溝通功能,但語言同時是開啟我們的眼界,因為可以用當地語言看到他們的研究著作。我對歷史及比較語言學興趣令我學習梵文,而由梵文開始,對中西文化交流特別感興趣,看玄奘寫的《大唐西城記》,當中記述可以見到文字語言的流變,他會記下某地方以前怎樣稱呼。同時又因梵文研究對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發生興趣,如梵文如何影響漢語。西方研究漢語早期開創者馬伯樂及高本漢,從比較角度引入域外漢語如越南、朝鮮及日本語作比較,唐宋語音保存在韓文內的漢字音,在中國已經消失,這又令學習韓文多了一些趣味。

讀: 語言與歷史的關係是歐洲漢學傳統,民國時代的學術大師季羨林留學德國哥庭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及吐火羅語,陳寅恪在柏林洪堡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突厥文、西夏文,語言和歷史是密不可分。
莫: 我最近看閻宗臨的《中西交通史》,他也是從語言入手,民國時留學瑞士弗萊堡大學,熟悉拉丁文,研究中國早期與西方文化接觸的過程。關於語言與歷史的互動,有次一位韓國淨土宗的朋友,發現韓國佛教文獻在翻譯中出現系統性錯誤,百思不得其解,借開會之機經朋友介紹來找我,我解釋錯誤是源於當時派到長安的日本遣唐使學生,學習的語言是長安口音,發音將M與B掉轉了,所以當用音譯梵文時便出現不同。這不是我研究成果,是漢學家馬伯樂發現的,寫成《唐代長安方言考》。另外有一次同日本朋友講到阿倍仲麻呂的故事(中文名字叫晁衡,遣唐留學生,科舉高中進士,留在唐朝當官,與李白相識,因誤傳死訊李白寫成《哭晁衡卿》一詩),討論他最終有否回到日本,日本朋友又找尋原始資料出來考證,之後,我寫了一首唐詩送予日本友人,他將詩又翻譯成日文給我看,詩文酬唱,也是唐代長安世界各地留學生交流的方式。

讀: 文化交流是共時性,也可以是歷時性?
莫: 我自己是個長年在外地的留學生,而唐代長安正是留學生中心,如果有歷史宏觀視野,可以將自己的經驗同當時的人作比較。從歷史來說,現代人未必比古代人聰明,只是環境改變了,我想同古人在精神上溝通,所以也想像當時古人的溝通交流是怎樣進行,寫詩會是其中一個方式,相信這是「博古通今」的意思。

讀: 這些交流是否就是一個知識人所享受的知性生活?
莫: 是可以豐富自己的生活,我最近去葡萄牙開會,趁機會看看最早的日本字典,當時是用葡文編寫,因為葡萄牙是與日本最早接觸的西方國家,目前全球共有四本,兩本在葡萄牙,當地朋友找到就在里斯本近郊大學城內的市政圖書館內,我是戴上手套去翻開這本數百年歷史的日本字典,之後我也去看看詩人賈梅士的遺跡。在學術圈中有很多這些文化交流的機緣。其實這些都是我小時候的志向,我那時多在大會堂圖書館看書,有一天看畢音韻學的書,第一次主動找一位歐洲人傾談,印象中是位荷蘭人,那情景至今仍記得。

這首宋詞江城子是悼念父親之作。

這首宋詞江城子是悼念父親之作。

學問的視角

讀: 學術研究圈子最終是否也屬於跨文化交流?
莫: 在文學、歷史等人文科學當然是,相對而言,自然科學追求客觀知識,與研究者的文化背景應該沒有直接關係。但宏觀而言,數學也是一種人類智慧的結晶,而思想會受文化背景所影響。某個國家、某個時代,會提出某些獨特的觀點,在學問的領域要進入得更深,已不再是關於數學理論,而是歷史,要理解當時做學問的人所訂的標準、當時的人認為甚麼問題是重要、當時的人價值判斷的規範何在,這些背後都是歷史!這種治學態度是接近十九世紀德國的模式。


學問是一個整體,不是分割的實用知識。

學問是一個整體,不是分割的實用知識。

讀: 是否這就是學術與學問的分野?
莫: 知識是一個整體,學問有專業的層次,亦有更闊的生活的層次,從小就知道自己是追求知識的人,既然是一個整體,科學不應與其他對立,學術也不應同其他對立,理性與感性也不是對立,學術其實與生活有關,例如藝術、音樂欣賞,我也將語言看成一種音樂,也是人類經歷長時段完成的創作及創造。語言學與數學的相關性,我也是後來才認識,例如印度有梵文語言系統,同時亦有悠久的數學傳統。學問是在學習的過程中理出一個結構來,所以剛才開始我就說是應該學Union,而不是學Intersection,有了方法,就會學得較快,甚至培養出一種自動的感覺來,佛教早期已對知識的感覺劃分為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及意識等六識。當為自己建構出一套接觸世界的方法後,就可以看到共通點。我做基礎數學,範疇比較闊,就是要看得通,學問是一個體系,應該是Network當中有很多接觸點,可以互相比較,培養出直覺,可看出不同知識中間的關係,即所謂「觸類旁通」。就如平時我喜歡看日本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他是個記者,知識面很廣,推理小說對我的啟發,是一件事不一定由頭開始看,如學術研究書籍般,可以是先知道結果,然後一路用邏輯推理解釋給讀者,這是一種小說的敘事手法,但也可同其他知識系統相通。我懂數學也研究對稱性,當我寫唐詩時,會有一種直覺,不需特別去記住對稱性也馬上看得出來。我學術專業是研究Manifold,德語叫Mannigfaltgkeit,日文韓文譯作「多樣體」,中文則譯作「流形」。流形這詞我最早是在文天祥的正氣歌就認識:「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我嘗試譯成英文:「There's righteousnes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Chaotic as it may be, it's endowed with a flowing form.」。流形這翻譯抓到不斷改變而沒有角這特質,多樣體反而予人感覺是有「角」。說到底學術研究也同時是一個文化旅程。學術上的創新是沒有方程式,開放與思想交流很重要,我在香港出生、長大,自小接觸中西文化、中西語文,先學英語,再而學法語,德語,學梵語,再回過頭來學東方的日語、韓語。我不知道若放下這些百分百專注於做數學,是否可能去到另一個境地,但我知道數學是解決問題,是個人不斷沉思,假如知識面闊,同更多人交流溝通,對個人做學問的深度有影響,最重要是見得多,就知道甚麼叫重要,這就是「視野」。

所以學問是學個Union,不是學Intersection,建立一個知識系統,這不止於學術,而是一生的學問。■

 

原刊於讀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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